西方文论关键词|王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
王晓路
内容提要：本文将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文论关键词进行研究， 侧重这一思想资源对文学研究的影响并梳理其源流、主旨以及批评 实践方式。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只 要该社会的确定性条件没有改变，这一理论资源对于新的文本特质 依然具有元命题功能。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欧美学界在新的历史时期 针对其社会文化状况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借鉴和补充，在本 质上亦是一种人文精神的探索方式和理论话语形态。因而，这一理论主旨和批判精神在人文学术各分支领域，包括文学研究和文化研 究，均产生了持续而深刻的影响。中国大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再 生产基地之一，学界应重视这一资源的发展趋向和实践形式，依据 自身的条件、问题和文本特质进行思考，并从学理上提供理论再生 产的可能方式。
关键词：经典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 社会文化条件 文学理论
文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表征形态。每一个时期与文学相关的要素与 环节，如作者、文本环境、书写工具、传播与接受等，均与其历史语境和时代风貌息息相关。一般而言，对某一区域的文学文化进行研究，除了抽象出文本的构成性要素进行分析之外，还需要将其置 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互为结构中加以透视以凸显该文本的 特质。20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社会状况、思想观念以及学术范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学界在此历史语境中更为重视知识的生产与传播，而非对知识结论的单一认定。在文学研究领域，相对于静态分析文学文本的惯例而言，人们更关注文本环境与文化政策对文本生产和接受的制约、更为看重话语与实践方式背后的知识建构和文化寓意。“我们的前提是，所有有关文学作品的陈述都必须有一个潜在的历史维度来支撑它们”（詹姆逊 166）。
这一关注知识方式的外部研究与战后社会化特征密切相关：石油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并以美元为国际货币结算单位，制度化的国际体系将中小国家变成大国利益的关联方，世界市场日益规约在系列 的贸易以及行业国际标准之中。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也给发展中 国家带来了价值附加，即在履行商业和金融规则的同时，还必须实施诸如节能减排为标识的道德准则，这不仅掩盖了发展过程环境成本递次转嫁的历史事实，而且还意味着新标准设备的产业链开始形成。加之资本跨界引发了空前的文化资源的挪用，于是，各个文化 区域在这一格局中均被重新定位。历史的不平衡性、人口压力与繁荣、全球采购与血汗工厂、区域战乱与难民等现象，不仅使区域社会问题更为凸显，而且使全球矛盾更为突出和棘手。至此，在人文学术的解说方式上形成了经济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有机关联。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包括文学与艺术，去反映和剖析这一新的社会文化现状。一般而言，有效阐释的基础工作之一是对现存的理论资源进行整理和筛选。然而，这一时期现存的理论，如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并不能使人们直接面对并揭示这些问题。斯皮瓦克就指 出了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理论方式的弊端：
它没有能力处理全球资本主义的问题：如位于其核心的民族一国家 意识形态内部的工人阶级和失业者的主体生产，位于周边的工人阶 级从剩余价值的实现因而也从消费主义的“人道主义”教育中逐渐减少，以及超资本主义劳动（paracapitalist labor）和农业在周边异质结构地位的大规模出现。忽视国际劳动分工，淋漓尽致（如 果主体表面上不是“第三世界”的话）表现“亚洲”（偶尔还有“ 非洲”），重新确立社会化资本的合法主体——这些是后结构主 义和结构主义理论所共存的问题。（91）
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奠定了从总体角度观察和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 坚实基础，并在透视该社会特有的资本运行方式的基础上，提供了关键性的分析模式和理论再生产的可能性，因此，这一跨越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与史学的理论范畴和实践方式蕴含了极其丰富的论域。马克思主义在诸种人文社科思潮的递进和交叉融合中，形成了战后的高潮。一些通行的理论陈述都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马克思主义转向，正如詹姆逊以法国后结构主义为例进行的说明，“它（后结构主义）是一个历史概念，而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它又是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性中生发出来的。我说的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致力探讨和解决的问题。以法国情形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导法国思想界的当然是存在主义。但它很快变成了 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主义”（127）。这一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追溯引发了相当一批西方学者在各自领域中展开极为广泛的文化政治学探讨，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类全面解放的理念细化到文化现状和人文社科各个分支领域的探讨上。“学界、智囊团和公共研究机构等，依然在广泛的领域中支持马克思以及其他左翼思想＂（ Theborn 33）。经典马克思主义由此获得了大量的补充、修正或改写，成为不断被挖掘的理论资源。当代西方人文社科各分支领域，包括文学研究，都以不同的方式汲取了马克思主义。“这些牵 涉知识方法和政治策略改变的辩论，非常广阔，最终根据特殊文化 的历史，而在各自与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关系上，拥有各种不同形式”（布鲁克 234）。
学界一般将上世纪出现的围绕经典马克思主义发展而来的种种思潮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新马克思 主义（new Marxism）或当代马克思主义（contemporary Marxism）等加以命名（Parker 197），虽然这些命名方式有着不同的理论来源，如法兰克福学派等，并拥有理论指向的差异，但大多没有明晰的界限或严格的定义。本文出于行文简洁的目的，集 中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术语之上，以探讨这一思想性资源介人文 学文化研究的方式，把握其观念的发生学和理论主旨并为学界提供思考的人口。
人类的生命意义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展开，其生存和精神困境亦源于两个确定性条件：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因为这直接导致自然贫困与非自然贫困的生存状况，也影响到自由与正义等关键性理念。其中，决定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差异性存在的社会条件至关重要，它的延续有赖于观念或“常识”的再生产。许多思想先行者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这一条件的生成与运行方式并由此推动 着历史的进步理念。马克思的学说结合了自然生活和文化生活两个层面，将劳动价值论和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关键性要素加以剖析，并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整个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等著名论述构成了严密的理论框架。因而，马克思主义是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做出的系统阐述和理论建构。这一理论体系虽然紧紧围绕以资本为标识的经济问题展开，但总是将经济现象 同体制性的社会运作联系起来，因为“每一种‘经济的’现象同时也就是一种社会的现象，特定类型的‘经济’同时预设了特定类型社会的存在”（吉登斯 14）。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向集中在以生产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阶段，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就是生产活动本身的变化”，是“与物质利益有一定关系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劳思光 19）。因此，其分析的着力点是资本主义积累 的规律、劳动力成为商品之后社会发展与资本之间的关系，即社会结构和工业组织导致了多数人非自然贫困的异化现象或人为结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而指出这一社会化内在矛盾最终朝向人类解放的可能性。马克思将政治、经济、社会三者相联系的原创性理论不仅对资本主义各个历史形态作出了说明，如“商业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 资本主义等等”（伊格尔顿 7），而且也奠定了对当代以流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的基础，这一点得到学界的认同，
对马克思而言，社会总体性并不依赖于任何超验基点，而是特定社会历史的具体述行性主体产生出抽象量化的社会总体性，这是主体自身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讨论当今位于全球化前沿的金融资本的形式，但他的论述阐明了他所描述的以生产 为中心的流通和支撑当代金融资本全球化的以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李湛态 17）
简言之，对于资本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社会特征， 马克思主义不失为最为有力的理论模式。“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 现实主义阶段，民族主义阶段，帝国主义阶段，资本的全球扩张（尽管这还不是我们目前意义上的“全球化”），最终达到目前形式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动态。我认为这是资本进化的不同阶段，对这些阶段的思考带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印记”（詹姆逊139）。
20世纪后半期以来所出现的政治多极、经济一体、技术普及、文化多元等表象的背后，实际上是由于当代西方社会经济主导模式变迁的使然，即工业化逐渐转向后工业化和信息技术为主的模式。这一模式不再是17世纪至19世纪晚期的开发型和生产型，而主要以消费、流通和风险型为主要特征。一方面，发达国家和区域推行自 身经济规则和社会管理模式并以全球化方式进行复制的同时，在资源配置、流通环节和区域冲突等方面的成本核算则需要持续的调整和应对。另一方面，知识经济、消费社会以及局部动荡所导致的社会分层的快速更迭，则使个体的社会身份和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成 为一个难以忽略的现象，固有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新的框架中呈现出了复杂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心理。而社会成员个体而言，特定的生产关系依然制约着个体间的关系，这一确定性条件并没有改变。伊格尔顿特别指出，“其原因在于它所对抗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不仅没有丝毫软化，反而变本加厉地愈发无情和极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因此而愈加中肯”（12）。马克思的诸多元命题使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依然是深刻而有效的，“ 每一种生产体系都存在着一套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生产过程中存在于个体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这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和功利主义所作的最重要的批判之一”（吉登斯 41）。后来的理论基本上是对这一原创性理论的再阐释，也因此使具有综合分析模式和跨学科视角的马克思主义再一次获得了空前重视。西方学界为了应对这一发展和变化的社会，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借鉴了许多理论主张，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解读、补充和改写， 并依据自己的研究对象加以具体的实践。其中重要的是，当代西方马克思 主义文化学者大多将社会文化现象不再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决定，而是由更为复杂的因素所形成，这一修正除了受到卢卡奇和葛兰西的影响之外，还受到阿尔都塞等人有关意识形态界定的影响，即“个体与其真实存在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所决定（Parker 198）。因此，阿格尔直接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各种发展只能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原本理论的修正和改造”（7）。
综上所述，无论是作为观念体系还是实践方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 出场均与战后经济结构与社会管理的变迁、冷战、东欧局势、工人 阶级现状、保守主义与左翼思潮的博弈等一系列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关，而且“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制度经历了至关重要的变革。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 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文化、通讯、信息技术和服务业。[……]传统的阶级忠诚日益淡化，区域、性别和民族的身份问题日趋突出。对政治的管理和操纵也都渐渐得到加强”（伊格尔顿8-9）。
当代欧美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持续研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尤其是马克思后期论著，并结合新 的时代特点进行阐释。这一类并不在多数，其原因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针对资本主义制度最为基础性的研究，涉及的领域多，思想深 邃，难度较大，但同时也值得深入其中，所以阿尔都塞就认为，不是人人都能够研究马克思的，“只有极少数知识分子具有足够的哲学修养，能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门政治学说、一种分析和行动的‘方法’，而且作为科学，它是发展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哲学不可或缺的基础研究的理论领域”（７）。另一类学者虽然并不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却回避不了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因而在他们的研究中大量涉及或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奠基性论述。这些广泛采用马克思主义的领域尤以上世纪后半期以来的社会学、文化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后殖民文化研究以及生态学最为突出。概言之，这一时期的理论书写和批评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产生了联系。如福柯的知识一权力界说是学界引用率很高的观点，其实，他的理论来源之一正是马克思主义。“在这种理论危机中，福柯再次转向了马克思。他在资本论的第二卷中找到了‘一些东西，后来用在自己对权力的客观机制的分析当中’”（莱姆克 5）。获得学界公认的解构主义思想家德里达也是在自己的论著中“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独特性（詹姆逊 140）。萨义德著名的《 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从第一章起就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葛兰西开始，论述知识分子与权力和社会问题（11）。齐泽克也专门论证了弗洛伊德与马克思的联系，“马克思的阐释程序和弗洛伊德的阐释程序，更确切地说，马克思对商 品的分析和弗洛伊德对梦的解析，二者之间存在着基本的同宗同源关系”（15）。这些例子很多，不一而足。
原创性理论不仅具有解释的有效性，而且其意义在于扩散性，即激发人们运用该理论对新的经验形成持续的有效言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以不同的观察视角将人文学科各个分支进行了重新界定、整合、定位和分析。在他们看来，社会问 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引发的，而是和信仰、种族、性别等非经济问 题密切相关。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有效性正是在于它面对复杂的社会状况，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复数的理论形态，这样可以保证其解释的针对性：
单一或同质的马克思主义是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呈现出 了色彩，有时附带了其背景条件。马克思主义发展成为复数的马克 思主义（Marxisms）。……这种复数的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一种理论的差异。不同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形式被作为各种 截然不同的范例或个案。每一种马克思主义均是独特的，有其自身 的历史、文本、领衔人物、造诣和问题。（Jacoby 1-2）
应当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并不是行动主义者，而主要是学术体制内的理论生产者和话语的实践者，其目的是以解读和阐释的 方式突出话语的时代性要素。概言之，作为整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时代叙事和话语建构系统。“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主要关注社会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维度，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则注重哲学、文化和美学——不仅仅是从上层建筑/基础视角转移，而是重视对上层建筑本身的界定”（Dworkin 137）。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关键范畴的重新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不仅获取了理论的生成方式，而且也以新的学术实践方式使其本身跻身于当代人文学术的领域中。
变化中 的社会条件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发展有着对应关系，这一关系使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政治学趋向与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转 向产生了同步。若考察20世纪人文社科相关领域发展的动态，就可以看到各个分支理论均在不同程度上带有了文化政治学的内涵。具体在文学研究领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世界文学” 的著名论述有着持续的影响：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 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 。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 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 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404）
这一论述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看到，在社会进程中，文学对于揭 示人性和社会制约性要素的功能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而且文学本身亦形成了全球化。因为“从那时起，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世界文学研究注人了全新的动力。当代作家可以面向全球市场写作，早期作 家也可以出现在新的、有时甚至难以置信的全球语境；世界文本涌入本土市场的时候，作家在本国也会发现自己加入了意想不到的行列”（达姆罗什 6）。梅劳-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名言“在资本主义飞跃时期，文学依然是人的整体的表现”（353）可谓言近旨远。这一时期学界在文学和文化理论建构 和批评主旨上大量借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我们可以看到，陆续出版的权威文学理论工具书和选集，也都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作为重要的章节和专论，如《当代文学理论百科全书：方法、学者和术语》（Encyclopedia of Contemporary Literaray Theory: Approaches, Scholars, Terms, 1993）、《约翰斯·霍普金斯文学理论与批评指南》（The Johns Hopkins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 Criticism, 1994, 2005）、《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The Norton Anthology of Theory and Criticism, 2001）、《文学理论选集》（Literary Theory: An Anthology, 1998, 2004）、《当代批评理论指南》（Critical Theory Today: A User Friendly Guide, 2006）、《布莱克维尔文学理论指南》（The Blackwell Guide to Literary Theory, 2007）等，其中的选篇尤其其注重马克思后期重要论述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论述。哈斯内特（Moyra Haslett）的《 马克思主义文学和文化理论(Marxist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书，比较集中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影响，明确指出当代理论广泛涉及的后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现代性等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 聚焦于社会性的基本原理对当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马克思主义批评意味着对人们习惯于视“艺术”与“文学”属于不 同的或特定的人类文化领域或活动范围的做法发起冲击，因为要在肯定包括经济或政治的自我内在改变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内来理解艺 术与文学。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能够解释文学以及意识形 式、趣味、文学史与传统的社会特征。（格洛登等 972）
随着西方文学研究本身的发展，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介入 以及种族、性别和后殖民等文化理论研究的深入，文学的研究重心开始从文本为中心走向对文本生产与传播的关注，对与文本有关的 主体性问题有了新的理解，这使文学的边界与批评的关注点两者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新千年伊始，文学理论家利奇（Vincent Leitch）在其《诺顿文学理论与批评选集》的著名导论中重新提出 了“何谓文学、何谓解释”的命题，将这一似乎是最为基本的问题提到了时代的认知高度（1-7）。
其实，每一历史阶段，均会出现与现存美学体系不能完全对应文本形态和特质的情况，都有一 个需要对原有的解释系统进行重新界定和扩 延的需求。最具传统意义的文学理论领域在上世纪下半期 的巨大变化也颇能说明这一范式的转型。这一情况可以分为几种类 型。其一是美学意义上的文学文本与现存批评体系之间的张力；二是身份文本，包括种族文本和性别书写，与主流批评观念及批评体 系之间的张力；其三是西方理论与批评实践方式与区域和本土性文化传统及美学方式之间的张力。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包括美国非裔文学理论的建构和复数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等观念与实践， 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对现存主流观念形态和理论体系的批判和背离 的结果，相对于文本美学，这些理论的旨趣对文化政治、对文学的社会性场域及文本环境与传播更为关注。在这一历史语境中，人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动力依然可以有效地介入到具体的文学研究中，“各种不同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研究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关注这种影响是非常重要的”（麦克罗比 3 。这一点也是值得学界注意的。
概言之，当代西方人文社科学界的一批重要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采纳或利用该理论框架和基本范畴作为分析工具，去审视文的生产与传播的过程以及文化政治境遇。他们多通过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系统的分析和学理性探讨，在一种新的关系结构中关注原有观念系统的合法性以及所包含的政治文化取向。这些学者大多从更广阔的层面与国家一民族、历史、社会、 政治联系起来，对文本、理论的生成及发展进行重新描述和定位， 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对理论和文本的演变、旅行和影响进行透视和研 究，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在学术生产中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斯皮瓦 克分析当代美国文学研究总体状况时所指出的，“在恰当讨论美国 当今的文学批评时需要注意，这一趋向是对边缘的表达及其自我表达的关注。而且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现代语言协会（MLA）年度会议的主席论坛上，有关论题几乎一直在探讨边缘性问题。而美国 比较文学协会（ACLA）在最近充满自省的文献里，也注意到多元文化主义”（Spivak 169）。在这一场理论定位和再生产进程中，许多学者的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形成一些学术发展的制高点。仅自1990年代以来最新的西方论著中有相当一部分正是以此角度获得了学界的重视，并由此推动了该领域的深入研究，如《文学理论的政治：马克思主义批评导论》（Philip Goldstein. The Political of Literary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Criticism, 1990）；《后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范式之后的批评理论》（Eve Tavor Bannet. Postcultural Theory: Critical Theory after the Marxist Paradigm, 1993）；《卡尔·马克思的解物质化；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Leonard Jackson. The Dematerialisation of Karl Marx; Literature and Marxist Theory, 1994）；《新历史主义与文化马克思主义》（John Brannigan.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1998）；《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的终结？20世纪伦理想象与文化批评》（Leonidas Donskis. The End of Ideology & Utopia? Moral Imagination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2000）;《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五十位思想家》（Simon Tormey and Jules Townshend. Key Thinkers from Critical Theory to Post-Marxism, 2006）等等。分有利于从社会文化角度剖析当代文学文本和社会文本的实质问题和理论建构。正如邓宁（Michael Denning）在其三个世界的论述中，坚持认为文化研究在当今国际政治的语境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贡献：“文化研究在这一意义上，（对文化产业和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批判、对于这些产业和机器对属下阶层和大众的文化构成中的关联点的反映）则是一种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永久性贡献”（150）。
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研究方式比较多，其中，英国学者巴瑞（Peter Barry）对此进行了有意义的归纳，并提出如下具体的步骤：其一，对文学作品中所呈现和隐含的内容做出区分，将呈现的题材和马克思主义进行关联，如不同历史阶段中的阶层、阶级和社会进步等相关问题与文本之间的有机联系；其二，将一部作品的 背景与作者的社会阶层加以具体的联系，考察特定的历史语境在文本生产中的隐性作用；其三，将某种文学类型与其社会阶段加以并置，通过历史性要素解释该类型的本质，如将小说对应社会阶层、 悲剧对应君主政体和贵族品质、歌谣对应郊区和城市边缘的工人阶级等；其四，将文学作品与消费该作品的时代性假设联系起来；最后，是“文学形式的政治化＂（politicisation of literary form） 的实践方式，即文学形式本身由政治环境所决定（161）。具体到 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实践，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意见并指出了值得注 意的地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解读总是在诸如文学和非文学之间建立起联系。……马克思主义文学解读的难点亦在于部分（文学文本）与整体（社会）这一关系上，因为倘若将文本视为社会的缩影会将文本‘简化’为社会，而‘按照自身的主张’阐释文本，又会将社会简化为文本”（Haslett 166）。总而言之，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可以针对文本特质进行不同视角的解读和剖析，但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不必采纳统一的规定，同时应当避免牵强附会式的 阐释，这样做本身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约翰生在论述文化研究的理论框架和批评实践时就这一点做了特别的说明，“在我看来，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只不过对马克思的种种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而已”（5）。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学毕竟是一种通过语言符号的艺术编码对人类境遇所作出的思考，其手法主要是艺术性编码的虚构和想象，所以文学作品并不能完全同其时代划等号。所以，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关注文本背后的文化政治指向时，尤其需要依据学理性，将假设建立在牢固的文本分析之上，重视文本相关要素所拥有的特殊 属性，而不能进行空泛的外部批评、主观预设或口号套用。概言之，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的有效性依然需要依据文本环境和构成性要素两者的确定性条件，而不能加以臆断式简化。
马克思主义是近代文明进程中的一个显要的坐标，是一种人文精神 的持续努力。这一理论系统不仅前瞻性地洞悉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而且在理论范围和批评实践上也提供了多样的可能性。正如伊格尔顿特别指出的，“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 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 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 （6-7）。即便在学术层面上，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视角和理论基础也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对社会科学产生了影响，对这一影响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马克思的著作不仅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鼓舞了无数的作者，而且，即使那些反对马克思的人也逐渐发现，他们要表明自己的思想就必须和马克思的学说联系起来”（库珀 461）。
而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其政治内涵的复杂性并不能简单地用 汉语经验中的“政治”“意识形态”以及“左派”和“右派”等概念加以等同性认知，也不能从单向的政治伦理进行评判，而是需要对具体的学者和观点做深入的分析和关联性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亦是一种现当代的人文精神的探索方式，通过社会与人的关系透视人类生存的意义和悖论。中国大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重要的再生产基地之一，学界应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的研读，重视当代西方学界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再解读的方式、揭示问题的方式以及具体的实践方式，其中，依据原文的研读尤为重要，因为这是理解其理论指向的唯一途径，在此基础上才能根据自身的社会xi现状、问题和文本特质进行思考，并从学理上参照西方和非西方不同 的历史经验，提供观察、思考以及理论再生产的可能方式。用斯皮瓦克的话来说，“当世界继续前行之时，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 马克思亦保持着与时俱进”（Spivak 67）。
参考文献省略，全文详见《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
【作者简介】
王晓路，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文化批评专业博士生导师，同时担任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16年第3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