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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关键词|方红：物质女权主义
关键词：自在性 自然 跨躯体性 生态批评 伦理
略说 物质女权主义（Material Feminism）是注重物质、自然与人体的自在性与交互性的环境批评理论。它发轫于女权主义的物质转向，一方面，它肯定了女权主义语言转向有利于揭示语言、话语实践、文化对性别建构、女性社会地位形成的影响，有利于阐明男女性别的二元对立是形成文化 / 自然、头脑 / 身体、主体 / 客体、理智 / 情感二元对立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批评后结构女性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只重视语言、话语对性别建构的影响，忽视自然、身体物质性对性别形成的影响，忽略了"活生生"的物质身体与其"具身实践"（Alaimo and Hekman 3）。物质女权主义以波瑞德（Karen Barad）的物质自在性、艾雷默（Stacy Alaimo）的跨躯体性与伯耐特（Jane Bennett）的"物质力"（thing power）为核心概念（Benett xvi），从物质的话语实践角度重新界定自然与身体概念。它提出：自在性为物质的话语操作与存在方式；自然与人体以其物质话语形式的行动、表演表现其自在性；有毒物质在人体与不同物种的躯体之间传递，构成人与环境间的"跨躯体性"（trans-corporeality; Alaimo 238-39），迫使人们采取以谨慎原则为核心的跨躯体空间的物质伦理。物质女权主义因其独特的物质观、自然观、身体观、伦理观，成为引领"第四次浪潮生态批评"的重要理论（Slovic 443）。艾雷默与赫克曼（Susan Hekman）合编的《物质女权主义》（Material Feminisms） 因其着力阐释物质在自然、身体与性别形成中的意义与作用而成为物质生态批评理论成型的标志。 综述 《物质女权主义》可视为物质女权主义的宣言。艾雷默和赫克曼以物质女权主义为其文集的标题，重要原因在于所收录的文章汲取女权主义语言转向成果的同时反思其弊病，积极探讨物质在自然、身体与性别形成中的意义与作用，力图构建具有自在性的自然、身体的意象。文集收录的十四篇文章，从女权主义科学到环境女权主义，从具身女权主义到酷儿理论，从残疾学到种族、族裔理论，从环境正义到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从全球化研究到文化研究，几乎涉及女权主义思想的各个重要方面，从各个角度说明物质各个方面对重构性别、自然、身体意象的影响。文集中相当部分物质女权主义研究以波瑞德的物质自在性概念为基础，从物质话语形式的"后人类主义表演"（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角度重新阐释自然、人体、性别（Barad 120），探讨新型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研究思路一定程度上延续拉图尔（Bruno Latour）与皮克瑞（Andrew Pickering）开创的融合"社会建构理论与物质世界自在性、本体论"的理论发展模式（Alaimo and Hekman 10）。波瑞德的物质自在性与后人类主义表演思想因突出"人体具身"与自然的物质话语实践，为塑造新型环境、荒野意象提供了"多种可能性"，彰现物质女权主义倡导的"兼顾、融合"物质与话语、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社会理论的特点（12）。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物质女权主义》的编撰、出版使物质女权主义成为重要的环境批评理论。首先，艾雷默的《跨躯体女权主义与自然的伦理空间》一文成功重塑自然与人体理念，提出躯体交互思想与跨躯体物质伦理，使物质女权主义进入生态批评的核心领域。不同于生态女权主义，艾雷默既没有照搬女性与自然社会建构模式，也没有以批判、颠覆男权社会的方式改变女性、自然被动角色，而是以波瑞德物质自在性为基础，建构自然与人体以物质话语实践表现其自在性的形象。她从探讨毒素在不同躯体之间的传递、转移入手，提出身体的交互性与跨躯体伦理。其次，《物质女权主义》整合了物质女权主义学说的精髓，使物质话语实践的思想贯穿物质存在、自然自在性、身体具身性、开放性；提出关注伦理话语物质后果的跨躯体物质伦理；形成物质女权主义物质观、自然观、身体观与伦理观，令物质女权主义成为独树一帜的环境批评。斯洛维克（Scott Slovic）早在2012年《环境与文学跨学科研究》夏季刊的编者按中就提出：艾雷默跨躯体学说的形成与《物质女权主义》的出版，标志着物质女权主义环境批评理论基本成型。 汲取其他学科营养，探讨保护荒野、自然与环境的模式与策略是生态批评理论的一贯做法。以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土地伦理为代表的第一次浪潮生态批评吸收、借鉴了食物链、能量转换传递等生物学、生态学的思想；以布依尔（Laurence Buell）的环境理论为代表的第二次浪潮生态批评，借鉴马克斯（Leo Marx）、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探讨城市与乡村、工业与自然交互影响的文化研究模式，探究城市环境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对话，提出兼顾保护濒危物种与濒危人群的环境伦理。以海塞（Ursula Heise）的生态都会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墨菲（Patrick Murphy）跨文化运动的自然文学研究、鲁菲瑛（Kimberly Ruffin）非裔美国生态文学传统研究为代表的第三次浪潮生态批评，吸收了全球化、跨文化、族裔文化研究成果，探讨全球视域下的环境批评模式；探寻跨文化对比框架下"不同民族、不同族裔文化"的生态文学传统与价值观（Adamson and Slovic 6-7）。而波瑞德自在性理论、艾雷默的跨躯体身体理论与物质伦理、伯耐特的活力物质主义代表的第四次浪潮生态批评，相继使用量子力学、话语理论、社会建构理论、后人类主义表演思想、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瓜塔里（Félix Guattari）的聚合装置概念解释物质、自然与人体的自在性与跨躯体影响。在论证、阐释方式上，艾雷默的身体理论、物质伦理与波瑞德的物质自在性理论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而伯耐特的活力物质理论则以斯宾诺莎"生生之力"（conatus; Benett 2）、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聚合装置"（assemblage）重新界定自在性（agency; xvii），将生命与非生命物体视为具有物质力的"行动者"（actant; viii），提出与外界陌生的"共同之感"会使人以"更小心、更策略、更生态的方式"对待动物、植物、地球、人造物与商品等非人类（37）。总体而言，伯耐特的理论在物质观、自然观、身体观、伦理观方面与艾雷默、波瑞德的理论有共同之处，只不过前者多以政治学理论为基础，被伯耐特明确定名为"活力物质主义"（vital materialism），后者以科学哲学为根基，被艾雷默定名为物质女权主义。在生态批评中，这殊途同归的两个理论被笼统归入简称为物质女权主义的第四次浪潮生态批评，也被称为"绿色物质主义"（green materialism; Bennett 120）。 自然是物质的话语实践：物质女权主义的自然观 物质女权主义的自然观立足于波瑞德物质自在性与伯耐特的物质力思想，以自然的物质话语实践为其自在性的依据；突出自然有其自在的行动与表演；颠覆自然被动沉默的形象，打破了物化自然的思维定势。 波瑞德提出物质以其自在性为存在方式，建构了"没有主体的自在体"（agency without subjects）范式。波瑞德借用了玻尔量子物理学对物质的理解，反对"物"先于联系的认识论、反映论，提出物质并非物体（a thing），而是行动（doing），是"关联"（relata），而关联是以内部行动表现出的现象中的关系（Alaimo 248），是"自在性的凝结"（Barad 139）。物质以"循环往复的内部活动"显示其存在与自在性。艾雷默解释说这种没有主体的自在体"不是理性主体的人类模式，也不是非理性主体的心理模式"（247），却与巴特勒主体的 "话语模式""权力、话语网形成主体"有相近之处（246）。只不过自在体以物质的话语形式体现其自在性。 伯耐特的物质力概念是其活力物质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在借鉴拉图尔的行动者与斯宾诺莎的生生之力概念基础之上，伯耐特提出物质力概念，用以表达物质固性（material recalcitrance; 1），即"普通物体、人造物体超越其客体地位、显示其独立或活力的奇特能力"（xvi）。同时，她借力德勒兹与瓜塔里的聚合 / 聚合装置概念思想，提出"聚合自在性"（agency of assemblages）的概念（20），表明含有人、人类建构（如社会、法律、语言）与非人类（如动植物、电磁场、风等自然现象）的聚合具有物质自在性（24），这种自在性取决于不同身体与力量之间的"互助、合作与交互影响"（21）。物质力与聚合自在性思想成为伯耐特活力物质主义的两个重要根基，也是其建构行动与责任"逾越人与非人界限"的"政治生态学"的基础（24, xix）。 自然是具有物质话语实践的自在体，这是物质女权主义自然观的根基。伯耐特提出活力物质体现了生生不息自然的"再生、多产与富饶"（117）。艾雷默引用女权主义哲学家麦克沃特（Ladelle McWhorter）对泥土的理解形象地解释了波瑞德的自在体与自然的自在性："土并非特别可辨认之物，然而它在行动。土聚集，依据其特定地方聚集；依据其不同空间大小聚集；土创造出复杂的水与空气过滤系统。其过滤节奏有助于裸露岩石分化为土，也有助于微生物将无机物转变为土壤，土地延续自身"（Alaimo 246）。在这一描述中，土不再是被动之物，它以聚集方式，重复过滤行动，促成裸露岩石分化瓦解，促进无机物转化为新的土壤，表现出波瑞德所说的自在性。土虽没有主观意识，不具备理性、心理活动，却与风、水、空气、植物等外在环境密切联系，与周围环境相互影响、彼此依存，在周而复始的过滤行动中表现其自在性，成为自然中的自在体的代表。 自然的自在性各具特色。微风、细雨是自然自在性的表现，洪水、飓风也是自然自在性的表现；大浪淘沙是自然自在性的表现，滴水穿石也是自然自在性的表现。它们都具有波瑞德所说物质话语形式表演的特点，即物质"内部活动"（intra-acting）与其周而复始的"行动"与"表演"（enactment; Barad 144）。利奥波德《沙乡年鉴》中的"伽维兰之歌"清晰地再现了自然的物质话语实践。利奥波德写到： 伽维兰也有这样一支歌。这种水的音乐是每个耳朵都可以听见的，但是，在这些山丘中还有其他的音乐，却不意味着所有的耳朵都能听到。即使想听到几个音符，你也必须在那儿站很长时间，而且还一定得懂得群山和河流的讲演……去听狼的嗥叫，认真思考你所看见的各种事物，努力去了解它们。这时，你就可能听见这种音乐--无边无际的起伏波动的和声，它的乐谱就刻在千百座山上，它的音符就是植物和动物的生和死，它的旋律就是分秒和世纪间的距离。（139）这里"群山和河流的讲演""狼的嗥叫"是自然自在性的表达，也是自然"起伏波动和声"代表的自然物质话语实践的一部分。而铭刻在千百座山之上的自然乐谱--利奥波德对土地金字塔中的能量传递与食物链关系的比喻，可以看作是自然物质话语实践的总体概括。 自然是物质的话语实践，自然是自在体。物质女权主义对自然的重构改变了自然沉默、被动的刻板形象。通过以物质的话语实践构建自在性 / 自在体概念，物质女权主义弱化了具有语言能力的人类与不具话语表达能力的自然的尊卑等级，将习惯传统中的沉默自然改变为具有表达、表演能力的自然。物质的话语实践符合非人类生命、非生命物体以内部行动、内在表演体现其存在与行动的特点，符合以多重声音、多类活动显示其存在，符合自然以内部制动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重复性表演表达其多样性与复杂性。 值得一提的是，物质女权主义承认自然与文化、社会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艾雷默提出自然存在于"物质与话语现象之间"，存在于"人类与超越人类的现象之间"，存在于"具身与技术"现象之间，自然的"行动"对人类与非人类世界都有影响"（Alaimo and Hekman 5）。用默琴特（Carolyn Merchant）的话说，那就是"人与非人世界的关系是交互的，人适应自然环境条件；反过来，对于人对周边环境的改变，自然以生态系统改变作为回应"（8）。波瑞德以"生产出的自然与自然的生产"相互并存、彼此交织肯定自然、文化、社会交互影响（142）。 跨躯体：物质女权主义的身体观 物质女权主义从物质自在性理解存在与自然，在赋予自然与非人类生命自在体地位的同时，也为从自在性、物质的话语实践角度理解人的身体奠定了基础。艾雷默以波瑞德的物质自在性为基础，积极汲取当代身体、躯体研究的理论精髓，如温德尔（Susan Wendell）的残疾学研究、克比（Vicki Kirby）的女权主义具身理论（Feminist corporeal theory）、波瑞德的后人类主义表演（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盖藤（Moria Gatens）的身体范式，形成以身体的自在性、具身性、开放性为基础，以躯体自在性（corporeal agency）、中毒身体（toxic body）、跨躯体性概念为核心的物质女权主义身体理论。艾雷默的跨躯体性思想不只是身体理论，也从认识论角度打开了"交互躯体"的新空间（Alaimo 238），为跨躯体空间物质伦理奠定了基础。 身体具有自在性、具身性、开放性是艾雷默身体理论的基础。艾雷默以患病的身体、疼痛的身体、残疾的身体证明身体的自在性与具身性。病痛的身体不受制于人的思想；残疾的身体不服从个体与群体的意志；患病的身体不再完全由人主宰。身体的病痛是身体顽固坚持其躯体自在性得到承认，身体的残疾是其对"正常化过程的抵制"（Alaimo 250），身体的疾病以"身体拥有者或他人"不期望的方式在"行动"（250）。所有这些成为人身体自在性的表现。而就身体的物质自在性而言，人的身体与动植物身体、有生命之物与无生命之物有相似的具身性（corporeality），它们不完全臣服于人的意志与理性。艾雷默提出承认人体的具身性、自在性意味着接受身体的"不可预测性"与"不可知性"，承认人体是"体现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内在活动的存在"（250）。艾雷默关于人体具身性（human corporeality）的思想兼顾了话语与物质在身体建构中的影响（Alaimo and Hekman 7）。 艾雷默所说身体的开放性，不仅涵盖身体以饮食方式与自然、环境中的动植物等非人类生命的联系，还吸收了盖腾的开放身体兼备利弊不同接触的思想。盖腾基于斯宾诺莎的身体理论提出开放身体范式，表明人的身体"构成、重组与解构"受到其他躯体影响，提出身体接触的"利弊"取决于其巩固还是损害我们身体的"物质结构"（Alaimo 255）。艾雷默引用温德尔之言概括自在、具身、开放身体的丰富性、复杂性："身体有其复杂生命，我们对其复杂性知之甚少"（250）。关注身体的自在性、具身性与开放性，弱化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物与非生命之物的区别，为探讨不同躯体间的物质传递、建构人与非人类生命之间、人与非生命物质之间的跨躯体性奠定了基础。 跨躯体性是艾雷默身体理论中的创新概念。她从探讨毒素在不同躯体之间的传播入手，以广泛存在的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的中毒身体证明跨躯体性的存在，提出"跨躯体时空" 概念有利于分析不同躯体之间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联系（259）。在跨躯体的时空，人类开放的身体与非人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流不可穷尽。毒素伴随水、空气、生命组织、迁徙的动物传播到各处；侵扰人类的相同毒素同样影响荒野中的动植物。广泛存在的中毒身体成为跨躯体性的体现与验证。艾雷默的跨躯体性有三层内涵：不同人种、不同阶层、不同民族之间存在身体的跨躯体性；人类与非人类物种、生命与非生命之间存在身体的跨躯体性；身体与社会、文化建构之间也存在交互影响。如其所言，跨躯体性不再"局限"于人居住的地区（258），人的躯体存在与非人生命存在联系在一起。 艾雷默的跨躯体性体现了波瑞德所说的"物质话语形式表演"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跨躯体空间，即皮克瑞所说的"后人类空间"（26），所有身体都在以其循环往复的内在活动、以其自在性表演显示其存在。不同类型躯体之间也因物质交换、毒素传递与其他复杂影响以物质的话语形式进行着各类表演。人类身体的物质话语形式表演，也因人对身体经验、理解与想象受到科学、医学等影响，受到主流文化与系列亚文化影响，受到媒体、互联网带来的交流方式、新兴娱乐方式变化的影响，与种族、阶级、性别的社会建构、文化建构的话语实践相互交织、彼此影响。跨躯体性的身体表演包含着身体自在性表演，躯体之间的交互联系，躯体受到的物质环境影响，以及身体受到的社会、文化影响。艾雷默分析的中毒躯体成为复杂的身体后人类表演的代表，在科学、工业文化、农业产业化、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与其他"共同生产与再生产下"，中毒身体"不断变化、逐渐演变"（Alaimo 262）。 艾雷默的跨躯体性肯定物质的话语实践在自然、身体的形成中所起作用不亚于语言、知识、权力话语实践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艾雷默的身体理念与跨躯体性思想有文本与互文性的影子。这既是她有意为之，也体现了其受到后结构女权主义理论家克比具身理论的影响。克比的身体具身范式受到德里达文本理论的影响。她以德里达的名言"没有文本之外的存在"为引写道："自然在写，肉体在读"（Kirby 127）；自然在肉体上的书写"既遵循又超出"自然与文化界限的书写（127）。艾雷默的跨躯体性犹如文本之间的互文。在跨躯体时空，自然、文化、身体、文本都被卷入无限的"有差异的势力场"（Alaimo 256）。艾雷默引用斯坦格拉伯（Sandra Steingraber）将人体比作树的年轮，说明身体在环境中的可书写性："我们的身体也是某种类型的活书卷，在我们的细胞与染色体上记录着我们暴露在环境污染物中的情况"（qtd. in Alaimo 261）。斯坦格拉伯、艾雷默所说的受环境毒素影响的身体，犹如不断被反复书写的文本，它不是本质主义的身体，"也非社会刻画之前罗曼蒂克的物质"，生活与工作环境不同的人，其身体与环境中污染物接触的类型与程度不同，身体的细胞、体液、组织成分也有微妙差异，从而成为"承载历史、社会地位、地区与风险不均衡分配的载体"（Alaimo 261）。 艾雷默的跨躯体性打开了认识论的"交互躯体"的新空间（238），开拓了身体研究的新视野。跨躯体认识论积极吸纳风险学、灾难学与残疾学的研究成果，关注跨躯体空间中对不同人群、不同物种、不同生态体系具有影响的现象、实践与操作；承认各类躯体未被预料、不受欢迎的行动与表演；意识到各类躯体自在表演可能产生的冲突；考虑到人与自然联系未被充分了解，也不在人的掌控之中。艾雷默提出的跨躯体伦理就是对人体、非人之物、生态系统与其他表演者"始料未及"的物质话语形式表演的伦理回答（238）。 跨躯体物质伦理：物质女权主义的伦理观 艾蕾默的跨躯体物质伦理体现了物质女权主义重视物质话语实践的特点。跨躯体伦理立足跨躯体时空，其"谨慎原则"的伦理实践准则既回答中毒躯体物质话语提出的伦理问题（Alaimo 261），又有规避人类认知之外环境灾难的物质后果，成为具有双重物质性的环境伦理。作为物质伦理观，跨躯体伦理重视伦理实践胜过伦理原则，注重不同躯体间的联系，兼顾濒危人群与濒危物种，体现了"弱势人类中心主义"（weak anthropocentrism）的伦理立场与认知空间的伦理特点（Buell, Future 134）。 跨躯体伦理立足毒素在不同躯体之间传递的事实，提出跨躯体伦理空间"从不在别处，就在此时此地"（Alaimo 260）。在跨躯体的伦理空间，即皮克瑞所说的后人类空间，非人类、有生命与无生命的自在体都是有毒、跨躯体空间的"居住者"、存在者（26）。有毒物质借助空气、水与其他媒介"穿行"于不同类型自在体之间（Alaimo 261）。艾雷默悲观地指出：在历史的当今，所有身体，"都在不同程度上中毒"；无法设想有些人的"健康与福利"能脱离世界其他部分而独立存在；无法想象以隔绝的方式"保护"自然（260）。在跨躯体伦理空间，中产阶级高尚区与有色人种、新移民居住区的划分不是伊甸园与"背叛的伊甸园"的区分（Buell, Writing 37），只是中毒程度、污染程度不同家园的区分。曾经彼此争辩的动物权利论、生命权利论、生态伦理、环境正义、环境伦理，如今成为彼此联系的伦理观；曾经彼此独立的"环境卫生、职业卫生、劳工运动、残疾人权利、绿色生活、反对全球化、消费者保护、儿童福利"（Alaimo 260），如今成为彼此联系的公益活动。跨躯体伦理观促进不同环境运动的联系，促进环境保护政治联盟的形成。 跨躯体伦理关注对不同人群、不同物种、不同生态体系都受毒素影响的现象、实践及难以预见后果的操作，兼顾人类安康与不同物种生存的环境伦理，延续了布依尔环境伦理兼顾濒危物种与濒危人群的弱式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立场。一方面，跨躯体伦理肯定荒野保护尊重自然的物质自在性，承认郊区、荒野是野生动植物、生态圈、其他非具体生命"存在、蔓延、生长、行动"的地方，以重申"尊重自然的自主权"的形式（Alaimo 249），肯定了以利奥波德土地伦理为代表的生态伦理观，肯定了雷根（Tom Regan）的动物权利论，肯定了生命伦理维护不同生命的生存权。另一方面，跨躯体伦理保护荒野的姿态不同于土地伦理、动物权利论与生命权利论，体现出弱势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兼容性。从伦理的实施方与受益方看，无论大地伦理、还是动物权利论与生命权利论，都倡导拓展人的关爱伦理，呼吁人们承担维护土地共同体、保护动物与其他生命体的责任。相比之下，尽管跨躯体伦理认同荒野价值，尊重非人类的自在性、跨躯体性及其对空间、地方的需要，然而，这份尊重也出于对人类自身安危的考虑，出于规避人类认知之外的灾难。跨躯体伦理兼顾维护物种多样性、生态平衡的需要与人类种群安危的需要，体现了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立场，不同于完全不考虑人类利益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 跨躯体伦理重视伦理实践而非伦理原则体现在其提出的环境问题的"谨慎原则"（Alaimo 261）。谨慎原则是基于双重物质性的伦理实践准则，一方面，应对毒素在不同躯体间传递、蔓延这一跨躯体空间的物质现实；另一方面，意在规避人类认知、控制之外的环境灾难。两者体现了艾雷默所说物质伦理的特点，即给予物质现实"伦理回答"，同时关注伦理原则、伦理实践的"物质结果"（7）。跨躯体伦理立足人类认知的局限性，意识到人们对相当数量的物质自在体不甚了解，也无法掌控、无法预测这些自在体影响与其交互影响。艾雷默引用斯坦格拉伯的论述，在广泛运用的化学物质中，有三分之二未进行过"最基本"的致癌检测（261），而人们对体内环境与体外环境中的各种化学合成物知之更少。在这一语境下，以谨慎原则为伦理实践准则的跨躯体伦理成为兼顾当下与未来的环境伦理观。 伯耐特的活力物质主义以"文明、策略、微妙"对待非人类响应了艾雷默谨慎的伦理实践原则（116）。伯耐特清楚地表明谨慎对待动植物、非生命物体、商品共存的环境，并非只出于我们对环境的"关爱"（111），也出于人的"自我利益"（110）。一方面，活力物质思想益于我们更好辨识肉身的异类品性，提醒我们人与非人之间类似的"极端性"；另一方面，活力物质主义提醒我们过度生产与消费可能给人带来的不利影响，要减少与我们共存的其他物体的"伤害与破坏"（112）。 相比艾雷默的跨躯体伦理，伯耐特的活力物质主义伦理观更像是用政治学语汇描述的民主、参与生态系统的政治责任。她试图用参与、民主、政治概念解释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之物与非生命之物、商品与废弃物共存的环境，大胆将生态系统想象为"政治系统"（103），表明在不同物体聚合而成的环境中，不只是单个物种或物体具有物质力，不同物体也聚合而成不同影响力。这种聚合而成的影响力未必由意志力控制（34），会有"要求回应的影响、轨迹趋势性与偶然性"（efficacy, trajectory, causality; 37）。因此，个体无法简单为物体聚合的影响力"担当全责"，个人的"伦理责任"或许在于个体对参与其中的物体聚合的"反应"（Bennett 37）。而民主的意识有助改善"观察中分割"（partition of the perceptible）与"可见的等级划分"（regime of the invisible; 105），增强人在环境中对非人类、非生命的观察力，甚至能看到动物、植物、矿物或人造物有时也能促成一个共同群体的形成；如达尔文所观察：虫子因参与表层土壤的创造，为植物与其他生物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它们在地球历史上也具有积极作用。这种绿色物质主义伦理观要求我们更加精细地观察人存在其中的"外在世界"，发现用"拟人化"眼光看世界的价值（120）。伯耐特活力物质理论丰富完善了物质女权主义的物质观、自然环境观与伦理观，成为物质女权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结语 自然以物质的话语实践表现其自在性；人体以其跨躯体性体现复杂、多样的物质、语言、权力不同话语形式的合演；中毒躯体是承载历史、社会、地区风险不均衡分配载体的后人类空间表演；人与自然具有跨躯体性关系；谨慎原则成为跨躯体空间的伦理实施准则。物质女权主义在吸收、批判后结构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基础上成功实施了女权主义的物质转向，成为具有独特自然观、身体观与伦理观的物质女权主义环境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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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文刊于《外国文学》2017年第6期，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