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中国古代地图是给谁用的？

古地图何以绝迹

去年友人王妙发译的《地图的文化史》（日本海野一隆著，香港中华书局出版）出版后，葛兆光兄就问我：中国的古地图那么丰富，你们为什么不写点这样的书？当时颇为感慨。

最近又看到兆光兄在《明报》上谈地图的文章，更觉惭愧。忝为历史地理学者，理应重视地图，但自从写了《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这本小册子（商务印书馆，1998 年版），至今尚未做过这方面工作。有感于兆光兄对地图文化的关注，先在这方面写几则短文。

中国的制作地图的历史不可谓不悠久。目前所知西方制图学的创始人是希腊的埃拉托色奈斯（前276—前196年），在世时间大约相当于中国战国末至西汉初。而中国已经发现的最早的地图实物，是出土于天水放马滩的七幅绘于松木板上的地图。据鉴定，这些地图绘制于战国秦惠文王后期，即公元前4世纪后期，比埃氏要早一百多年。

中国另二幅著名的古地图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绘在帛上，距今已有二千一百多年，比西方制图学家伊巴谷稍早，比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托勒密早约三百年。

托勒密时代所绘制的地图一张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威尼斯人罗斯散利在1561年按照推想画了一幅，已是一千多年后的事了。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这两幅最早的地图都是从地下挖出来的，而留在地面的，只是北宋末年（公元12世纪初）刻在石碑上的地图。留传至今的纸质、绢质地图，基本都在元朝以后，印刷制作的地图则年代更晚。像公元3世纪裴秀绘制的《禹贡地域图》等，早已不知所终了。

当然，地图不像书籍，识字的人都可以抄录。要复制一份地图，除了要有必要的材料和工具外，还得有一定的技艺。在印刷还没有发明，还没有进步到可以印制地图时，地图的复制和保存比书籍要难得多。一旦原本损失，往往就再也无法恢复。

不过，更主要的原因是，地图在中国从一开始就被当作权力的象征和政治手段，因而成了统治者的专利。日常治理和开疆拓土离不开地图，裂土分封或吞并归降也离不开地图。

正因为如此，不仅平民百姓与地图无缘，就是高官显贵，私藏地图说不定也有谋反之嫌。明清后的商旅指南一般只有文字，直到今天，普通地图上还不许画等高线，比例尺稍大些的地图就列为“内部”或“机密”。

地图是谁用的

天水放马滩地图出土于墓中，墓主名丹，据研究，此人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知识，还参加过秦伐赵取义渠的战役。不过那时还是群雄割据的年代，既没有那么多的清规戒律，君主也管不了那么多。

长沙马王堆的墓主是一位侯爵，两幅地图的内容都与他担任过的军政职务有关。

再查一下中国地图史，原来古代用地图的，都只是皇帝、文武大臣、外交官。例如：据说象征“九州”的九个鼎上都铸着各州的地图——当然是给天子看的。

苏秦游说赵王时，曾用地图证明诸侯国的面积合起来是秦国的五倍。蔺相如应秦王之邀拿和氏璧去换秦国十五城时，秦王曾拿出地图指点。淮南王劝汉武帝不要对闽越用兵时，曾用地图上的距离来说明实际距离很远。东汉王景治黄河有功，明帝赏给他《禹贡图》。

光武帝刘秀起兵不久，曾在广阿城楼上查地图，看自己占了多少地方。汉朝皇帝分封子弟时，都先在地图上划定国界。

著名的地图学家裴秀是西晋的高官司空，而另一位贾耽则是唐朝的丞相，还当过鸿胪寺卿，负责接待外国使者。总之，与小民百姓无缘。即使到了明清以后，至多增加个别读书人，但一般限于画画历史地图，例如给《诗经》、《春秋左传》配配地图。或者是修地方志时，根据旧地图改绘一张示意性的地图。

倒不是学者一定对地图不感兴趣，实在是没有机会接触这类朝廷机密，精确度最高、比例尺最大、内容最详细的地图，除了主管的官员和皇帝外，大概谁也看不到，或者根本没有人看。

清朝学者齐召南写了一本《水道提纲》，对各个水系、各条主要河流的记载既详细又准确，备受赞誉。其实齐召南得到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会，在内府查阅过康熙年间实测绘制的大地图。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发达的文字也使中国学者更善于或乐于用文字来描绘地理环境，而不是借助于地图。

古代著名的地理学家中，即使有机会周游各地，投身异域，远涉重洋，一般也都是用文字来记述，而不是用地图来描绘。明代的徐霞客、王士性都到过半个中国，传神地记录了大量自然、人文景观，但还没有听说他们画了地图，或许他们也根本看不到高质量的地图。

本书是葛剑雄先生的历史随笔集。作者立足当下，审视古代王朝疆界、都城和行政区划的形成与变迁，探寻地理与环境的演化，纵论传统节日与文化传承、文化遗产与旅游发展，思考移民与文化、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其专业的视角，呈现历史沧桑、古今之变。

转自：明清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