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汉语雅言”伪造的莎士比亚作品
基于“汉语雅言”伪造的莎士比亚作品
诸玄识
西方在15世纪左右之前,即在它依靠四大发明(印刷术等)锁定、规定其表音符号(字母)之前,不可能有文字和文献,除非是虚构的;进而,在17世纪晚期之前,即在其表音文字寄生于“汉字表意”(汉语雅言)之前,不能书写文学、科学或哲学,除非是粗糙的或伪造的。“表音”原来是文字进化的死路,这也说明该社会是进化的反例(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宗教窒息“人为、人智”,故为原始停滞);即使幸遇外来“助缘”(印刷术等)催生文字,那也因“各表其音、各执己意”(没有共通、共喻),而徒增误解和冲突(此乃16、17世纪欧洲的实情)。
(一)
按照现代常识,莎士比亚成了英语价值的象征——其作品本身俨然是一部英语词典或英语百科全书。但实际上则是,如此“莎士比亚英语”与该人物无关,而是在他死后一两个世纪的“中国风”的产物,主要是一群“莎士比亚编辑”的手笔。莎学权威道布森坦承:“是在18世纪把莎士比亚‘经典化’而作为英国文学的偶像的”(the canonization of Shakespeare as the British literary ic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莎士比亚生前的英国,可用于写作的书面英语尚未进化出来;莎士比亚本人是个文盲戏子,没有留下任何文学著述。然而,常听到中国学者说,莎士比亚用的是“古英语”(现代人很难读懂);它很容易被误解为像古汉语那样深邃与高雅,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什么是“古英语”?是很原始、部落式的方言土话——只能在狭小范围内口头交流(日常用语)。这恰恰是莎士比亚时代(16世纪)英国的实情:“存在着上百种操不同土话的族群,彼此很难沟通”。虽然在莎士比亚生前和在他死后的17世纪,英语有了文字的雏形,但它是造成普遍误解和冲突的“畸形儿”(加剧宗教战争),而且面临夭折;直到17世纪晚期,由于开始寄生于“汉字表意”(借取含义、借鉴定义),英文才得以健康成长。
莎士比亚生前的英国是极落后、半原始的:国王与贵族都是土酋,经常举行人肉宴;从上到下所有的人几乎一生中都不会洗一次澡;绝大多数人——包括莎士比亚家庭成员——都是文盲。之所以英国在17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期神速崛起?有两个基本原因:1.作为郑和远航的深远影响,“天时地利”发生转移,这让不列颠获得了最佳地缘政治(海洋地缘)的战略与经济优势,这不仅易使全球财源资源滚滚注入,而且能够“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绽放人的潜能。2.由于上述客观条件的变迁,终古华夏的发展机制与成果就从量变到质变,并且在世界地理的通衢——连接东、西半球的要冲(西欧)——发生井喷(爆炸性效应)。
(二)
进而言之,莎士比亚时代的英文远未成熟,才两千多个字(1604年);至于莎剧词汇有好几万,那是他死后一个多世纪的事。莎士比亚死于1616年,而英文则在1700年左右勉强可用于写作,到1755年达到成熟(第一部正规的《约翰逊英语词典》。按照巴罗爵士的话,它是汉语思维的结晶);虽然莎士比亚作品随着英文的进步而不断被改善,但其“经典化”是在1766年(莎士比亚死后一个半世纪)之后才完成的。其转折点是英国打赢了它与法国角逐海洋霸权的七年战争(1754—1763年):就文艺而言,之前几十年是英国反抗法国垄断“中国风”,而争取自主权(1759年伦敦剧院上演《中国孤儿》是其成功的标志);之后几十年则是“中国风”隐退,而它所衍生的本土成分(哥特风格和莎士比亚等),迎合英国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狂热,合流成为其文化沙文主义(冠名以“莎士比亚”而已)。美国教育家罗伯特·斯佩克特婉转地说:
在其所著《浪漫主义的中国起源》一书中,洛夫乔伊总结:“中国风”与哥特主义在浪漫主义审美中最终确立它们的魅力……。
随着对浪漫主义的鉴赏,哥特式又与那无拘无束的莎士比亚自然天才的品味联系在一起。
七年战争本身影响了对“中国风”和浪漫原始主义(指哥特等)的态度,它增加了对莎士比亚、民族文学和与民族语言的沙文主义的评价……。
换言之,18、19世纪版的莎士比亚剧作囊括了英语的精华,但这绝不是莎士比亚本人的作品,也与17世纪时所谓的莎剧完全不同。实际上,莎士比亚没有留下一部剧本、一句台词。主流西方称,被发现的一个“手稿”(托马斯·莫尔)中有许多行字是莎士比亚的手迹;似是而非,全不可信。被查实的六个莎士比亚的签名,每个拼写都不一样,字形狼藉无体,这是他不识字的明证。
(三)
重申一下:英文,在莎士比亚生前的时代还属于方言土语,其书面语言尚属刚刚起步阶段,还不能用于高深或高雅的写作;以致在莎士比亚死后,学者们诸如培根、牛顿和休谟,都用略胜一筹的法文或拉丁文著书立说〔后来又都被翻译成包含“汉字表意”的先进英文〕。
17世纪上半期的欧洲陷于宗教革命与宗教战争,教派间相互迫害,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当时恰值欧洲诸方言的“文字”群起而林立,不料却由于缺少合理语义,而造成了“沟通危机”,加剧了战祸。
在这样的情形下,欧洲多国都有幸受到了汉语的启迪、而进行语言改革。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奥布莱恩说:“热衷于改革欧洲各国土话的语言学家们,称赞中国是‘语言理性的典范’(paragon of linguistic rationality)。”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在其所著《寻找完美的语言》一书中写道:“在17世纪的英国,汉语书写语言被认为是完美的……”;欧洲的语言改革家们“渴望按照汉语模式设计通用书写方式(aspired to a universal writing modelled on Chinese),或构建哲学语言,从而根除含糊不清的歧义”。
关于汉语引导英语改革,波士顿学院英语系教授罗伯特·克恩讲述:
汉字似乎更吸引那些注重经验的思想家,诸如培根和后来受其影响的(英国)皇家学会的成员。
培根从汉语看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建立理性的、哲学的纯正书写系统。他是最早提出“真正的字”的欧洲学者之一,那就是,书写文字(像汉字那样)所表达的,不是字母或词语,而是事物与概念……,这是基于汉字符号(汉字表意);17世纪欧洲大陆的思想家诸如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也热衷于这项研究。由此,很有希望产生“修复巴别塔变乱语言”的效果,此乃17世纪欧洲的语言理论之最终目标;这意味着会出现如此语言:它不仅通过将词语和事物的关系合理化,来消除人类话语中的模糊性和不精确性;而且还将反映出世界的逻辑秩序,乃至使发现真理成为可能……。
皇家学会特别关注设计符号系统的可能性,它将能够表示数学、并使语言具有数学一般的普遍性和精确性。作为皇家学会语言研究的一个缩影的,是威尔金斯的论文《真正的字与哲学语言》(1668年),17世纪后期见证了大量类似的尝试。威尔金斯先是简要地考虑基于汉字的通用语言,但由于太多生词要学,他知难而退〔引者按:曾有不少欧洲精英主张直接采用汉字,但从威尔金斯开始决定保留欧洲的表音文字,而用“表意内涵”充实之;亦即,设法使其表音文字获得含义与定义、概念与理念、思想与思辨、逻辑与逻各斯(指《易经》的“形而上”)〕……。
很遗憾的是,有关那段时间汉语影响皇家学会的资料实际上是很少的,唯有(科学家)罗伯特·胡克的报告(1686年)提到。〔胡克还说:“先进的中华文明的知识将为我们(西方)打开一个学术王国”(A better knowledge of China's civilisation would lay open to us an empire of learning)。再者,胡克本人也正在学习汉语〕。
(四)
伏尔泰曾说,中国戏剧(例如《中国孤儿》)远胜于莎士比亚戏剧;他斥责后者是“魔怪闹剧”(monstrous farces)和“一大堆脏东西”(enormous heap of dung)。这应该是指被经典化之前的莎剧。德莱顿(1631—1700年)改写莎剧时也说,它就像“一堆垃圾”(a heap of rubbish)。然而不久之后,莎士比亚作品竟脱胎换骨、脱俗超凡。为什么?我们有必要了解总的文化环境如下:
在17、18世纪,整个欧洲被“中国热”(启蒙运动)和“中国风”(浪漫主义)所席卷,其间西方字母表音文字——尤其是英文——大量撷取“汉字表意”〔“汉语雅言”:表意与写意、含义与定义、道理与哲理等〕,从而使自己的口语土话在书面语言的形式上,升格为民族性、乃至国际性的“通用语言”。
英语教授尤金妮亚说:“英国文学产生了充满‘中国风’的自我版本”;“英语文学之领悟中国,成为英语自身兴起的基本要素”;“由于‘中国风’及其物质文化的影响,18世纪后期的小说,发展出更多的细腻入微的物物关系词汇,用来区别理性与非理性的现世秩序……”。
英国和英文成长之快,文学从无到有,乃至可谓“重光累洽、扶摇直上”;从而每隔十余年,莎剧都是摇身一变、焕然一新,而狂揽时潮。
华耶稣会士将中华文明的各个方面介绍到欧洲,汉语概念流行起来,成为风范;这就使欧洲诸语言被大换血,从而,字母词汇成千上万地被赋予了全新内容。例如“封建”这个词,在西方语言中,原本是指部落社会的血亲仇杀(foe→feud);到17、18世纪,由于受到赴华耶稣会士的翻译资料的影响,它就变成了类似于周朝的“封建制度”(feud→feudal→feudalism)。不仅如此,在18、19世纪,西方中心论运用这个“中式概念”(封建制度)伪造和美化“欧洲中世纪”——在此之前,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一直都承认,那是个哥特—日耳曼的原始部落和野蛮社会!
波特教授指出:“汉字密码”蕴藏在西方文艺和文字的深层结构中,西方的近代化就是“中国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先进最完美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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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孟晓路《中国世界观看世界及中华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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