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以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有关爱尔兰的一系列著述——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伊格尔顿与爱尔兰问题的关联。不过，本文无意介入作为一个学科领域的爱尔兰问题或爱尔兰研究本身，也不涉及其中出现的不同倾向和看法，而只针对伊格尔顿的“一家之言”加以辨析。换言之，本文探究的是伊格尔顿本人的爱尔兰研究所具有的一些独特方法和理论形态以及它们对于理解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创作、思辨与想象、真实与虚构等问题所带来的启示。

作者简介

耿幼壮，男，美国俄亥俄大学哲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伊格尔顿像

2016年，伊格尔顿出版了一本题作《文化》（Culture，中译本题为《论文化》）的小书。该书的简短序言是这样结束的：“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从斯威夫特到伯克，再从王尔德到爱尔兰反殖民政治，这本书始终贯穿着一个爱尔兰的主题。”[1] 的确，这本书的内容和序言结尾的这句话清楚地告诉我们，对于伊格尔顿来说，其普遍意义上的文化研究无法脱离针对特定族裔的爱尔兰研究，而爱尔兰研究则构成了其整体文化研究中最为精彩、最富启示也最具典范性的组成部分。

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完成于1990年代，大致属于伊格尔顿学术研究的中期之作。纵观其学术生涯和著述可以发现，在1990年代前后十余年的时间内，伊格尔顿几乎没有文学（理论）研究的著作出版，而是把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文化研究领域，爱尔兰研究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何以会如此？答案或许可以在伊格尔顿出版于2003年的《理论之后》一书中找到。就是在这部著作中，伊格尔顿对当时西方（左翼）理论界所面对的种种境遇和问题做了全面的反思，其中难掩一种失望或失落的情绪。不过，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是伊格尔顿对理论的告别；相反，伊格尔顿不过是转换了自己理论研究的方法和重心而已，正如他本人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转折使理论变得更加直白。结构主义、阐释学等令人头晕的抽象理论，已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更明显可触的具体现实。后结构主义是一种思想倾向，而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却是真实形态”[2]。

这里的“直白”一词，指的是更为接近理论的本质，即思维在面对丰富多样的历史和现实问题时所做出的深刻反思和即时回应。相反，那些在1960年代至1980年代出现的貌似更像理论的理论，却很难不让人想起马克思所说的哲学的“贫困”。对于伊格尔顿来说，这一转换的成果之一就是他的爱尔兰研究。伊格尔顿的爱尔兰研究系列主要包括理论三部曲《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Studies in Irish Culture, 1995）、《疯狂的约翰与主教：爱尔兰文化论集》（Craze John and the Bishop and Other Essays on Irish Culture, 1998）和《十九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Scholars and Reb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Ireland, 1999），以及三部以爱尔兰人和爱尔兰历史事件为主题的戏剧作品——《圣奥斯卡》（Saint Oscar, 1989）、《白色、金色和坏疽》（The White, the Gold, and the Gangrene, 1997）和《上帝的蝗虫》（God's Locusts, 1997）。值得注意的是，在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中，既有理论著述，也有文学创作，而且后者明显早于前者。这也就是说，伊格尔顿的爱尔兰研究始于他有关爱尔兰的文学创作。或许，这里并不存在有意为之的写作、演出和出版顺序。但是，也正是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著述最为有力地证明了在伊格尔顿思维和写作中出现的一种倾向：将理论与创作、历史与现实、思辨和想象、真实与虚构融合为一。

《圣奥斯卡》，特里·伊格尔顿著

1

多年以后，伊格尔顿不无得意地谈到《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在《审美意识形态》（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1990）一书中尝试着进入爱尔兰文化研究之后，“我逼迫自己努力自学爱尔兰历史和文化，其进展之快令我的一些爱尔兰政治对手们感到诧异，他们只能这样安慰自己，至少伊格尔顿还没有正式涉足爱尔兰研究领域，只是冷言冷语地指摘他们而已。《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这本书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部分原因是还很少有人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视角来研究爱尔兰”，“对我而言，这部著作是一个突破，因为在以虚构的形式几番尝试性地进入爱尔兰研究之后，我终于亮出了我的学术牌”[3]。这里所说的几次以虚构形式所做的尝试除了上面提及的三部爱尔兰主题的戏剧之外，还包括出版于1987年的小说《圣徒与学者》（Saints and Scholars）。这部小说既是伊格尔顿的第一部“纯”文学作品，也是伊格尔顿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的真正开始。在另一次访谈中，在被问及《圣徒与学者》的缘起时，伊格尔顿有如下表述：

不记得了，我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开始写的，但我忘不了它是我写出的第一部关于爱尔兰的作品。我首先通过创意写作接触爱尔兰，写下了这本小说和后来的三部戏剧，然后才通过批评写作深入这一领域。所以，《圣徒与学者》是我第一次试探性地介入爱尔兰问题，当时我还不具备自己后来试图掌握的历史知识，好在小说这种形式对其要求也不高。（Task:203）

的确，这部小说的成功似乎与历史知识的多少没有那么紧密的关系。在这部小说中的四个主要人物中，有三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们分别是语言学家尼古拉·巴赫金（Nicolai Bakhtin, 更有名的文学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哥哥）、爱尔兰民族英雄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和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另外一位利奥波特·布鲁姆（Leopold Bloom）则可能来自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可以说是一位虚构的虚构人物。虽然在小说中四个人曾聚集在爱尔兰西海岸的一座茅舍中，但在历史上除了维特根斯坦和巴赫金有可能见过面，其他两个人物根本不可能出现在同一个场景中。

不过，这并不表明伊格尔顿真的认为小说与历史真实无关，可以任意地虚构和穿越。恰恰相反，正是在《圣徒与学者》中，伊格尔顿在随后的创作和研究中所尝试表达的思想已经开始形成。即如前文所说，对伊格尔顿来说，在理论与创作、历史与现实、思辨与想象、真实与虚构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例如在《圣徒与学者》第一节的结尾处出现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即爱尔兰1916年复活节起义领袖康诺利被处决，而在小说中，关于这一处决场景的叙述是这样展开的：

根据历史记载，1916年5月12日，爱尔兰志愿军和爱尔兰公民军组成的起义武装力量总司令、爱尔兰临时共和政府副主席詹姆斯·康诺利于吉尔梅汉姆监狱中被绑在一张椅子上处决。但是，历史并非总是以最为有序的方式得出事实，也不会总是以最富于审美愉悦的方式组织事实……七颗子弹射向了康诺利的胸膛，但它们没有抵达那里，至少在这里没有抵达。让我们把子弹停留在半空中，在那些紧密排列的事件中撬开一个空间，于其中吉米（Jimmy）[4]会奔离而去，自沉闷阴郁的历史连续性中爆裂而出，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地方。[5]

《圣徒和学者》，特里·伊格尔顿著

显然，这里的子弹定格很难不被看作是一种后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不过，更重要的是，伊格尔顿在此表达的是对于爱尔兰历史乃至整个历史进程的独特看法，即不再把历史看作一个完整的、线性有序的展开过程，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断裂或爆裂。在这个段落中，伊格尔顿的思想、叙事乃至语言皆受到本雅明的强烈影响，这只需对照一下后者的《历史哲学论纲》即可知晓。其实，伊格尔顿不止一次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描写过康诺利的被处决。在2007年的一次访谈中，他表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以虚构的方式来写康诺利（已经写了两次），除了我似乎总是会以殉道者来结束自己的书写……我不知道这于我而言是不是某种受虐综合症的表现，但我的写作，包括创意写作和批评写作，似乎越来越转向人们会称之为悲剧人物、悲剧主角的观念”。[6] 关于殉道和殉道者的问题，笔者另有论述详见[7]，这里想强调的是伊格尔顿对于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或者说历史虚构与文学真实）的看法。

关于康诺利被处决的另一次描写出现在戏剧《白色、金色和坏疽》中。对于这部戏剧，伊格尔顿曾这样说：“如果说《圣奥斯卡》关注的是一位现代主义英雄，《白色、金色和坏疽》则更多地涉及后现代主义问题。在这出戏剧中，因为在反抗英国殖民者的1916年都柏林复活节起义中所起作用而被处死的詹姆斯·康诺利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些完全属于当代的怀疑论者、骗子无赖和拆谎者。”[8] 确实，较之《圣奥斯卡》，《白色、金色和坏疽》无论在剧情、场景、人物和对话方面都更为“后现代”。同样是分为两幕，但场景始终没有改变，即一间囚室，剧中的主要人物似乎并非是被囚禁的康诺利，而是几个狱卒，因为康诺利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或处于沉默之中，那几个狱卒却始终在滔滔不绝。他们与康诺利之间的不多对话和他们之间的不停争论涉及许多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却几乎无一被一本正经地提出和讨论，而是充满插科打诨、戏谑和反讽。例如，在合唱队退场后，戏剧是以狱卒麦克达德和康诺利之间关于“处决同意书”的一段对话开始的：

麦克达德：（走向康诺利）好了，吉姆，这就是它了；这回是真的了。（拿起步枪）自己起来，自己离开床。

 （麦克达德和马瑟把康诺利架起来拖到墙边）

 马瑟：这回不会有错了。

 （三个人面对着墙站着）

 麦克达德：我们怎么解决这事呢？

 马瑟：我不知道。这事可得想清楚。

 麦克达德：我们可以试着让他躺在地上。

 马瑟：你不能在一个人倒下时杀死他。

 麦克达德：我们可以在墙上钉个钉子，把他挂起来。

 马瑟：或许，我们会失手吊死他；那会使处决无效。

 （停顿）（Saint：116）

最终，他们找来了一把椅子让康诺利坐着被处决，尽管那也引起了一点争议：

麦克达德：（上场）出去时我又有了一个主意。

马瑟：你就不能消停会吗？

麦克达德：我们何不就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

马瑟：一把椅子？你不能向一个坐着的人开枪的。

麦克达德：怎么不行？

马瑟：那太随便了——太没有尊严。我们必须保持程序；这里必须要有一点仪式感。

麦克达德：那我没有办法了。

马瑟：（稍有迟疑）好吧。我来把他架起来，你拿一把椅子来。（Saint：117）

一切就绪后，便是最后的死刑执行了。结果却出人意料，我们看到的场景是：

（麦克达德开枪；烟雾，灯光转暗。灯光慢慢亮起；康诺利的椅子是空的。麦克达德和马瑟站在那里一会，茫然地盯着椅子）

麦克达德：兔崽子溜了。

马瑟：看看椅子底下，他可能藏起来了。

 麦克达德：别他妈那么傻了。

 （停顿）

 马瑟：他从我们手里溜了。

 麦克达德：我们拖得太久了；他没有足够的血被杀死了。

 马瑟：他已经是死人了；你不能杀死一个死人的。

 麦克达德：那违反规则。

 马瑟：他说不在就不在了。

 （停顿）

 麦克达德：好吧，看来就是这样了。

 马瑟：像是如此。

 麦克达德：我们还剩下谁呀？

 马瑟：（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让我看看：我们已经结果了皮尔斯、克拉克、普伦基特、圣特和麦克布莱德。下面是麦克德莫特。

 麦克达德：他身子骨没问题吧？

 马瑟：一点问题没有；可以做人体结构的模型。

 麦克达德：这可是好事。完事了，我们走吧。

 马瑟：走。

 （谁也没动）

 幕落（Saint：118）

詹姆斯·康诺利像

看了以上几个场景和人物之间的对话，我们多少可以理解伊格尔顿何以会声称，较之探讨一位波德莱尔意义上的现代主义英雄的《圣奥斯卡》，这出关于爱尔兰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康诺利的戏剧更多地涉及后现代主义问题。简言之，虽然王尔德的结局是身败名裂、穷困潦倒，但他仍然可以是一位英雄，而康诺利则不同，即使慨然赴死、英勇就义，“但被英国人绑在一张椅子上处决，其本身就是一个既感人又有些滑稽可笑的形象”（Saint：6）。

2

在伊格尔顿爱尔兰文化研究中的理论著作中，这里首先需要讨论的是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即《十九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在此书仅半页的前言中，伊格尔顿对其内容做了简明的概括：

这本书是爱尔兰文化研究三部曲（trilogy）中的最后一部……像前面两部一样，这本书自身所关注的也不是孤立的作家，而是文化运动和观念潮流。同样，与前两部著作一样，这本书也试图通过找回一些小人物和抢救一些被忽视者而抵制爱尔兰文学研究中对于经典的偏好，同时也试图抵制许多人在这一领域中更为狭窄的兴趣。这本书关注的中心是十九世纪中期都柏林知识生活中异乎寻常的骚动不安，它遍及从政治到医学，从文化史到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领域。以如此短的篇幅，任何这样的研究都必定是有所选择的，而本书也的确做了合理的省略和排除。不过，我还是试图对这一引人注目的共同体对诸多知识问题的执拗关注做出展示，并通过对普遍意义上的知识产品之性质和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位置所做的反思而对之加以理论上的说明。[9]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这部著作在主题上与前两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在时间、地域和研究对象上则有着更为明确的限定（即十九世纪中期的都柏林知识分子）。另外，如果说前两部著作中所涉及的对象可以通过地域（盖尔人地区）和文化（凯尔特传统）而被松散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最后这部著作中则明确出现了一个已然形成的“知识共同体”。因此，这部著作是以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主导权问题的理论辨析开始的。当被问及这本书是否有一个理论框架时，伊格尔顿是这样回答的：

我意识到有一种阐明有关知识分子阶层普遍问题的方法，包括传统知识分子和现代［有机］知识分子，还有国家知识分子的概念，这是一个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显得十分突出、甚至是至关重要的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爱尔兰的情况是对葛兰西知识分子定义的一种更为犀利也更为经典的阐释，它同时给了我机会去谈论一些我感兴趣但被人忽视的爱尔兰小人物，诸如某些科学家、经济学家、医生、古文物研究者等，当然也有政治人物。我也更详细地考察了英裔爱尔兰权势阶层的文化，这一探讨在《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中已经开始了。（Task:224）

这样，《十九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一书可以说是对十九世纪爱尔兰文化中的知识分子问题所做的一次深刻反思。而且，通过这一反思，伊格尔顿不仅是在运用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考察爱尔兰文化问题，同时也是通过对十九世纪爱尔兰文化问题的考察而补充和深化葛兰西的相关理论。因此，伊格尔顿在这部著作中针对知识分子问题的阐发，其关注对象也就远远超出了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从而具有了某些更带普遍性的启示意义。

《十九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特里·伊格尔顿著

首先，伊格尔顿对于何为知识分子做出了辨析。他告诉我们，即使在英语中，知识分子一词的出现也很晚，其内涵亦几经变化。对于这个词语的出现和演变，他做了如下追溯：

随着一些孤僻的，有时还是贬义的使用，作为名词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一词出现在十九世纪。在1880年代，这个词作为形容词而不是名词而首次被收入词典，用来指一种掌握较高形式知识的能力；在十九世纪将近结束时，这个词经由德雷福斯事件而逐渐具有了一种总括的政治含义。托马斯·威廉·海克认为，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有三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科学家、学者和文人，但没有一种可用于概括他们的元类型。在二十世纪，一个来自俄国的新词“知识分子”（intelligentsia）进入了英语,用来指在政治上持反抗立场的思想者的有自我意识的群体。“intellectuals”可能是私人化的、孤立的个体存在，而“intelligentsia”却表明了对于自己作为一个社会等级的某种意识，这是一个为现代化的国家所孕育，但又由于过度的教育、无法实现的社会抱负和政治压迫的历史而常常与这一国家相疏离的社会等级，它在殖民地国家尤为常见。（Scholars：4-5）

从以上这段引文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些结论：在intellectual和intelligentsia之间，存在着一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关系。在一般的意义上，intelligentsia是由intellectual构成的，但是，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某种差异乃至本质上的不同，这可以通过伊格尔顿对于学者（academic）和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辨析来理解。伊格尔顿认为：

在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可以被界定为学者的对立面。宽泛地说，鉴于他们在专业上从事思想生产，学者明显被置于知识分子之列。不过，在这个词的更为精确的意义上，学者绝不是知识分子。首先，古典的知识分子倾向于在不同学科领域之间游走，而学者通常限定在某一专业范围。而且，如果说知识分子觉得这种在智力活动上的变动不定是必要的，那是因为他们关注的是思想如何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产生作用和影响，而这并不适用于生活在大学中的大部分学者。（Scholars：3）

换言之，“知识分子占据一种公共空间，而学者则不同，尽管受到国家资助，他们所践行的是一种更为私人化的存在”（Scholars：3）。再有，如果回到intelligentsia和intellectual之间的关系上，问题就变得更为复杂，因为“intelligentsia部分属于国家公职人员，而intellectual大多在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中活动”（Scholars：6）。

在此基础上，我们便能更好地理解伊格尔顿对于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的运用和发展。在论及葛兰西对知识分子的划分时，伊格尔顿指出：

从柯勒律治到罗斯金，维多利亚时期的贤哲便成为葛兰西所说的那类“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他们在超验价值和无功利的探究方面推进一种反现代的信念；而科学家、政治鼓动者和社会规划者则扮演着葛兰西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igentsia）角色，作为社会公职人员，对于他们来说，知识具有一种实践的和解放的力量。我们也将会看到，这一古今之争的新版本如何作用于十九世纪的爱尔兰社会。（Scholars：2）

威廉·王尔德像

重要的是，在进一步明确了葛兰西对于两种类型知识分子的区分后，伊格尔顿进而指出：“但是，‘传统的’和‘现代的’之间的对立明显不是稳定不变的。”（Scholars：2）在这里，伊格尔顿使用了一个新概念，即“现代［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intelligentsia），以说明在葛兰西的“传统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和“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s）之间可能出现的更为复杂的情况。伊格尔顿所做的这种辨析绝不是学究式的咬文嚼字，而是为了强调指出“葛兰西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大部分是一个反抗（oppositional）群体或阶层的代表，他们因而可能同时是大众看法的批评者和发言人”（Scholars：3）。而且，这种情况在殖民地国家尤为常见，也特别适用于其所关注的爱尔兰文化问题。例如，奥斯卡·王尔德的父亲威廉·王尔德（William Wilde）医生就是一个例证。如伊格尔顿所说，“威廉·王尔德，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却因为他在国家人口普查这样的‘现代’项目中所做的工作而被授予爵士头衔。这些人是传统的和现代的知识分子的一种混合物；而这在很大情况下也适用于那些盖尔人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受到现代职业训练却拒绝循此晋升之路，他们转而求助于一种本土主义的、反现代的意识形态，以实现他们明显切合实际的目标”（Scholars：7）。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一个殖民地国家里，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成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即一个已然意识到建立现代国家的迫切性却为了反抗宗主国又不得不坚持本民族（落后）传统的知识分子。伊格尔顿接着说道：“如果民族主义正好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意识形态，那部分是因为与这一殖民地知识阶层相疏离的‘民族’现代国家可能已经帮助他们放弃了其可能寻求的某些传统世界观，并因而产生了对于新的象征体系的需要。”（Scholars：7）较之王尔德医生来说，政治理论家埃德蒙·伯克的情况就更为复杂，甚至可以说充满了反讽意味。作为一个出生在爱尔兰都柏林的英国伦敦政客，伯克不仅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有所质疑和谴责，而且其本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言行也充满了矛盾和混乱：

 如果说伯克是拥护传统虔敬和情操的一个那么雄辩的倡言者，那部分是因为他是一个身在英国的爱尔兰移民，是来自一个习俗、传统和虔敬被高度珍视的国家的外来者（blow in）或新贵。的确，这是一些对于英国人来说并非完全容易接受的习俗和传统；但是，通过一种非同寻常的转化手法，伯克将这些殖民地的精神资源转换为对于其帝国主义宗主国主人的饱含激情的辩护。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他是在英国的最重要“传统”知识分子，但是，作为其受迫害的同胞的坚定不移的捍卫者，他在爱尔兰则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然而，反讽之处还不尽于此，他在维护王权和宪法事业中挥舞的意识形态武器被后来其祖国的反英民族主义者接过来使用。（Scholars：10）

就十九世纪的爱尔兰知识分子来说，这种身份的矛盾和混杂不仅表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同时也表现在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领域，即对于学科界限的打破和跨越，如伊格尔顿所说：“如果说存在着后启蒙运动知识分子的两种典型特征，那么对于他们来说，殖民社会已经证明它是一片沃土也就不奇怪了。就学科界限的被跨越而言，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民族问题使医生进入考古学，律师进入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家进入教育界，历史学家进入法学而艺术批评家进入神话学。”（Scholars：10）多少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就十九世纪的爱尔兰来说，这种原本属于纯粹学术的学科跨界活动却导致了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和出人意料的结果：

在爱尔兰，由于出于修辞而重写历史，历史和政治、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常常变得难以区分；神话和传说，作为历史事实的虚构部分，也成为学术探究的合法对象，而学术发现也就总是可以成为当下政治家的抓手。这样，民族主义提供了在观念和日常生活之间一种至关重要的中介，其作用就像艺术之于浪漫主义，而从后者那里民族主义汲取了许多思想。（Scholars：21）

在这里可以找到在民族主义、政治和审美之间的内在联系。最终，这导致了伊格尔顿所说的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出现的爱尔兰文化重心的转移，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从理论到想象，或从哲学到文学的一次大规模替代”（Scholars：30）。

十九世纪的爱尔兰生活图景

3

《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被伊格尔顿称为自己的“学术牌”。虽然在写作方式上仍然带有某些属于文学叙事乃至文学虚构的特点，但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它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这部著作厚达355页，引证了数以百计的历史档案和学术成果。在第二章《领导权与霸权》一开始，伊格尔顿就指出，虽然hegemony现在常常用来特指帝国主义的霸权，但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它却具有更为明确的所指，即无产阶级在统一阵线中的领导地位，后来，这一概念经过葛兰西的阐发而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hegemony这一概念最初出现在第二国际的一系列辩论中，用于阐明革命运动自身中的领导者问题，即无产阶级如何根据自己的标准去联合其他受压迫的群体和阶级，或无产阶级如何在资产阶级民主力量中起到领导作用。由于这样的联合显然不是强迫获得的，领导权思想最初与今天所指的压制性力量正好相反。确切说，它所指的是劳动阶级能够赢得对于其他激进运动的政治权威并将它们纳入革命阵营的方式。这样，葛兰西的创新性就在于，他大胆地将这一概念转化为统治阶级的问题，以及统治阶级用以确保其权力的手段。[10]

葛兰西充分意识到了在新形势下资产阶级统治方式的改变，即一种更多地通过公民社会的共享生活而非法权国家的压制工具而施行的统治。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虽然在葛兰西的著作中，hegemony同时包括压制和共享，但其主要是指“现代国家施行其权威的”共享方式。

在简短地讨论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思想后，伊格尔顿随即指出：“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对其领导权力量的最大考验来自其殖民地国民。因为，虽然领导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事务，但文化对于其运作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当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尴尬的文化裂痕时，赢得被治理下的男人和女人的认同就是一件更为难以确定的事情了。”（Heathcliff：28）当然，伊格尔顿也承认，“领导权不只是一个心理问题，它还涉及经济刺激和社会技能、宗教实践和选举惯例。但归根结底，它是一个主体性结构问题，这也是难以对它下定论的原因之一”（Heathcliff：28）。为了说明这一点，伊格尔顿引证了他的老师雷蒙·威廉斯的观点，即领导权是“浸润于全部生活过程之中的那些统治和屈从的关系”（qtd. in Heathcliff：29）。因此，在伊格尔顿看来，由于其涉及的领域之宽广和层面之复杂，“很难确定在历史上是否曾有任何统治集团取得过对于其治下国民的有效领导权”（Heathcliff：29）。就此而言，作为殖民地的爱尔兰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为，真实情况是，没有任何占领者能够在那里获得广泛、持久和有根据的有效领导权”（Heathcliff：29）。根据伊格尔顿的概述，十二世纪时试图征服爱尔兰的诺曼系英国人始终没有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却在文化上为爱尔兰所吸纳，融合成为所谓说古英语的盖尔化群体；在十五世纪的都铎王朝时期，王国政府用压制政策取代了调和企图，最终导致了伊丽莎白女王在十六世纪发动的残暴军事行动，但即使在伊丽莎白时期的统治阶级中也有一些人认为，英国在爱尔兰的政治权力只能通过文化转换而植入；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随着大量英格兰和苏格兰移民的进入，文化的转换也并不成功，虽然一些盖尔人酋长们为了得到英国人的支持和世袭的称号而臣服，但结果却使本地精英拥有的大量土地被剥夺；更为重要的是，大部分爱尔兰人都拒绝接受英国的国家宗教，或者说英国新教君主制的合法性。

不过，伊格尔顿也承认，这并不是说十七世纪的“新英国人”和他们在十八世纪的后裔到处都被反抗的爱尔兰人视作入侵者。值得注意的是，所谓“新英国人”和他们的后裔被称作“权势者后裔”（ascendancy progeny）。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从未完全获取当地爱尔兰人对其统治的承认。但是，这也不是说不列颠不曾在爱尔兰获得显著的领导权，因为施行“英国权力的手段之一就是英语，而那已为爱尔兰逐渐吸纳，同时伴随而来的还有大都市的许多文化样式”（Heathcliff：30）。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正是语言问题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成为英国在爱尔兰的领导权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无论如何，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

 总体而言，大部分爱尔兰人会采取一种既顺从又不驯的态度，在想着向他们的统治者支付税金的同时又想着如何拒绝交出自己的忠诚。如葛兰西本人已经指出的，这种矛盾意识，即将“官方”的信念和潜在的颠覆性想法结合在一起，在属下民众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领导权所面临的真正考验在于统治阶级是否能够对他们的下属施加精神上的权威，给予他们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引导，说服他们接受自己对于世界的看法。考虑到所有这些方面，从整体上来看，英裔爱尔兰人面对的肯定是一个极大的失败。（Heathcliff：31）

《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特里·伊格尔顿著

为了说明这一现象，伊格尔顿详细分析了ascendancy一词的复杂含义和演变过程。概括而言，这个词语本身充满了歧义和张力，“可以［同时］指一个社会群体，一种政治体制，或一种精神状况”（Heathcliff：34）。而且，虽然在爱尔兰历史上，这个词最初是一个特定社会阶层或等级的名称，即特指由信奉新教的英裔爱尔兰人构成的土地拥有者，但很快就被赋予了更为宽泛的所指，并将当地贵族、资产阶级和社会精英纳入其中。更何况，在这些“新英国人”中间，也会出现一些站在爱尔兰人一边反对英国殖民者的人，斯威夫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伴随着现实生活的变化，这个词本身的内涵也不断改变，经历了从经济和宗教的领域向道德和精神领域、并进而向政治和司法领域的逐渐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ascendancy和hegemony这两个词语或概念各自本身和相互之间的复杂含义和不断变化，英国与爱尔兰之间长达数世纪的统治权与领导权之争才变得更为错综复杂和难以理解。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爱尔兰裔的英国人同样也不能被视作英国领导权的成功例证。相反，正是他们使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难解。在这方面，最有力也最有趣的例子就是伯克。由于其同时拥有的美学家和政治学家双重身份，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伊格尔顿关于伯克的讨论就尤为值得关注。关于这个问题，前文已经引用了伊格尔顿在《十九世纪爱尔兰的学者与反叛者》中的一段精彩论述。在《批评家的任务》中，当被问及“在这本书［《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和《疯狂的约翰与主教：爱尔兰文化论集》中，你都不断谈及埃德蒙·伯克”时，伊格尔顿回答道：

我对伯克的许多方面都很感兴趣：他关于人们在对待法律问题上的矛盾心理的整个理论，他思考政治权力的方式，还有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伯克与作为美学家的伯克之间的联系。如我在《审美意识形态》中声称的，伯克处在美学出现的早期阶段，那时美学涉及的不仅是艺术，而且与感觉和感知相关。我已经说过，美学是作为一种身体话语而诞生，它尝试根据物质的和身体的定位来理解世界。这是现象学的一种早期形式……

面对法国人时，伯克的保守主义暴露无遗；但他对身体的关注却展现为对东印度公司的激进批评，其在议会所做的伟大讲演直指英国统治在印度造成的可见恐怖。伯克在英国殖民地爱尔兰的亲身经历使他认同殖民地的苦难。当然，他真正主张的还是一种温和的殖民主义。他全部的政治思想都涉及领导权（hegemony），他想要的是一种殖民统治的领导形式……但是，他也是殖民统治权（ascendancy）的猛烈抨击者，他极为勇敢地捍卫美国人的独立运动，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政治声誉。（Task: 241-242）[11]

正因为伯克在这些问题上的牵涉广而深，伊格尔顿才会在自己的不同著作中不断谈及伯克。极而言之，在伯克身上，伊格尔顿看到的不仅是十八、十九世纪爱尔兰知识精英所面对的两难困境，同时也是二十世纪英国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当然，也正是在伯克身上，伊格尔顿同时找到了认识和理解爱尔兰历史和英国现实的途径。事实上，在《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第二章（全书最长的章节之一）中，关于伯克的讨论几乎占了全章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埃德蒙·伯克的政治生活

《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第一章的标题与书名完全相同。如果说第二章阐述了理解该书的主要思想，即知识分子问题和统治权与领导权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一章则集中体现了伊格尔顿爱尔兰文化研究系列的写作手法，即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结合在一起。多少令人意外的是，这部令作者引以为傲的学术著作是以一种讲故事的方式展开的。在第一章里，作者不但通过勃朗特姐妹那个不那么知名的兄弟勃兰威尔·勃朗特（Branwell Bront）对三姐妹的造访将大饥荒这一历史事件和小说《呼啸山庄》及其主人公联系在一起，并且语带挑衅地表明自己对历史真实的看法。在该章的一个脚注中，伊格尔顿写道：“我已经表明，希斯克利夫当然可能不是爱尔兰人，甚至他的生平年表［指其从家乡出发抵达利物浦的时间］与大饥荒的发生时间也不符。但是，在这里，希斯克利夫就是爱尔兰人，相关时间也没错。”（Heathcliff：11, n.27）实际上，这一章节中有关勃兰威尔·勃朗特的部分内容是伊格尔顿早先一篇书评的扩展。不过，《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第一章中的这一故事和其叙事方式本身就已经清楚地显示出，对于伊格尔顿来说，在历史事实与文学虚构、民族主义与审美意识和文本与政治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而这一点在对小说《呼啸山庄》的讨论中得到了有力的说明与阐发。

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是英国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有关这部小说的评论和分析可谓汗牛充栋，但伊格尔顿在《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中的讨论仍然令人耳目一新。对于伊格尔顿来说，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在于紧紧把握住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过，这不能在一般的未开化和教化之间关系的意义上来把握，而必须将其置于作为殖民地的爱尔兰和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之间的复杂历史纠葛中加以阐发。前面曾提及，围绕着风景如画的爱尔兰土地，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之间的历史纠葛长达八个世纪，尽管其中充满了民族、语言、宗教、文化、政治和经济之间的冲突，但这一切都可以被纳入自然与历史的辩证中来加以考量：

自然的开化之反面就是文化的自然化，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意识形态。从伯克和柯勒律治到阿诺德和艾略特，在英国居支配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手法就是把历史本身变成某种毫无缝隙、不断进化的过程，把社会的种种制度看得像磐石那样必然不可撼动。以这种观点看，社会本身就成了一种奇妙的审美有机体，自我生成，独立自足。不过，这并不是一种普遍话语，在爱尔兰更为少见。在爱尔兰，土地当然是一个经济和政治范畴，但同时也是一个伦理范畴（“质朴的”）；而且与英格兰不同的是，它往往属于性主题，是被帝国侵入了的受害者。大体而言，不能说它是一个审美化的概念；可是，在英格兰则大不相同……除了“风景”这个富有昭示力的绘画用语，很难想出更好的词来描绘这片广袤的土地。（Heathcliff：4)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土地本身在英国人和爱尔兰人的眼中从来就具有不同的含义。不同于英国人将土地当作可以审美沉思的对象，爱尔兰人更多地是将土地视为辛苦劳作的环境，“因此，就英国的文化而言，爱尔兰便成了自然；不过，二者也完全可以倒过来说。因为爱尔兰也代表着与统治阶级粗俗的物质主义相对立的传统和精神，代表着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贵族阶层。的确，只要爱尔兰人是自然的贵族，他们就会解构整个对立面，从两个对立世界中为自己赢得最好的东西。或许可以大胆地说，爱尔兰民族主义始于自然［人的权利］，终于文化”（Heathcliff：9-10）。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最具历史意义的转折出现在十九世纪中叶，那就是发生在1845年的大饥荒。那次部分由自然力量所致、部分由文化因素所强化的天灾人祸，给爱尔兰人带来了无尽的痛苦，但也成为爱尔兰走向现代的原始动力。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就是：“就在通往现代性的门槛上，大饥荒中的爱尔兰经历了前现代所有盲目原始力量的折磨，经历了一段像自然本身一样无情的历史，那不是自然化了的历史，而是自然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巨大的政治灾难丝毫无关自然；但是，虽然在英国语境中这一历史变成了自然，但在爱尔兰自然则变成了历史。”（Heathcliff：11）正是大饥荒的发生，使自然的随机和偶然显现出其全部的野蛮力量，它甚至摧毁了一个民族的文明进程，但与此同时，它也最为明确地展现了历史本身更为残酷的一面。因为，不管这一事件的发生和演变过程多么复杂，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所谓“历史”文明对于这一“自然”灾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伊格尔顿所言：“然而，爱尔兰历史的内在叙事逻辑并没有因为大饥荒而被一笔勾销……不妨这样说，自然起而对历史进行猛烈的复仇；也可以这样说，它形象地显示出历史总是部分地显现，在一个层面上驱逐自然，在另一个层面上却仿效自然。”（Heathcliff：13-14）正像自然始终在循环往复，历史也并非总是线性地渐进发展，而大饥荒本身既是自然的重生，也是历史的复兴：“历史叙事就像《呼啸山庄》里的中国套盒结构一样，回旋进退：爱尔兰的现代时期源于一个同时也是终点的起点，一个吞噬了四分之一人口的无底深渊。”（Heathcliff：14）

《呼啸山庄》中插图，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

或许，这一深渊过于深不可测和恐怖骇人，深埋其中的历史永远无法完全发掘，或者说只能“部分地显现”。我们知道，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书写，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许多空缺。在一般的意识形态层面上，这与英国殖民者的有意回避或极力掩饰不无关系，但在更为复杂的心理层面上，爱尔兰人的刻意沉默和拒绝表达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在于那一历史事实难以言说，也在于那一历史体验根本就超出了语言表达自身。这就是伊格尔顿何以说出以下一段话的原因：“这个死亡之源击碎了时空，拆解了民族，把爱尔兰历史四处撒落。爱尔兰历史当然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就像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中那样，在其核心之处有一种执拗地抗拒表达的东西，有某种顽强地拒绝被加以象征化的‘真实’。”（Heathcliff：14）如伊格尔顿提醒我们的，学者们早就注意到了爱尔兰的历史写作中关于大饥荒的明显“缺席”，而“康诺利在其《爱尔兰历史中的劳工》中已经谈及这一谨慎的沉默”（Heathcliff：12）。同样的“缺席”与“沉默”也出现在后来的主流爱尔兰文学中。就此而言，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了。

在很大程度上，爱尔兰的那一段历史在小说《呼啸山庄》中得到了真实的呈现，并集中体现在两个主要人物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之间的关系上。在伊格尔顿看来，“希斯克利夫-凯瑟琳关系是拉康‘想象界’的一个经典范例：所有存在者的身份互为依存地完全融合在一起，而周围的世界被排除在他们之外。但是年轻的凯瑟琳必须占据她在象征秩序中的给定位置，听任她痛苦的伙伴被阻留在想象领域”（Heathcliff：18）。如果说“想象界”属于前语言和前文化的阶段，希斯克利夫也就永远处于自然状态之中而饱受煎熬，但凯瑟琳却不得不进入“现实界”，成为文化的产物，尽管那也会带来一点不安和负疚。结果是，“凯瑟琳的背信阻止了这种关系成为物质现实，而希斯克利夫也不得不逃走，变成一个绅士，用统治阶级的武器打倒统治阶级”（Heathcliff：18）。可是，在恩萧们的眼中，或者说在英国人的眼中，希斯克利夫永远是一个“孩子”，永远是一个“卡列班”，因为他永远摆脱不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幼稚和野性，就如伊格尔顿所说，“希斯克利夫把自己变成一个英国绅士的努力并不成功。你可以把希斯克利夫从‘山庄’赶出去，但你不能把‘山庄’从希斯克利夫的血液中清除出去”，“希斯克利夫是一个出了名的分裂主体：如果说他从内部进行削弱统治秩序的活动，那么他的灵魂仍然束缚在与凯瑟琳的想象性关系之中。的确，他卷入削弱统治秩序的活动就是因为得不到凯瑟琳而采取的一种报复行动”（Heathcliff：18，19）。这也就是何以在小说中如同在现实中一样，希斯克利夫几乎根本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于是，如人们所知道的，“在《呼啸山庄》结尾时，画眉庄园战胜了‘呼啸山庄’。希斯克利夫令人费解地迷狂而死，中产阶级向地主的挑战也便随之失败了。年轻的凯瑟琳将重新得到她作为画眉庄园继承人应有的地位，与粗俗的哈里顿一起给这个地方注入现世的活力。自然对文化的随意闯入已被禁止，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恩萧的越轨举动也随着时光流逝而变成了神话，支离破碎的历史重新踏上了它庄严的发展进程”（Heathcliff：19）。不过，希斯克利夫试图从“想象界”进入“现实界”，从自然状态进入文化领域，或者说从野孩子变为绅士的努力虽以失败告终，却并非没有意义，因为

英国社会已然无法摆脱一种历史重负，它威胁着要将其压垮，它的名字就叫希斯克利夫或爱尔兰。最好是将它清除，以面对未来。但是，希斯克利夫就像爱尔兰革命本身一样，既古老又现代：那是对过往冤屈的一种忧伤追忆，又释放出一种狂热的走向未来的变革动力。这种变革动力在古代和现代都受到阻挠和挫败，但是它会埋下一段关于那杂乱乌托邦时光的记忆，那是一种因拒绝静卧在坟墓里而仍然萦绕山丘的虚拟语气。就乡绅的立场而言，小说复述了一个刚刚过去的灾难故事；从某种激进观点来看，小说记录着革命希望的失落，它映射在那已然成为神话的过去上，但就像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幽灵一样，这希望仍能渗入并搅动现在。（Heathcliff：21）

大饥荒和爱尔兰革命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就像都柏林街道上那些青铜铸就的爱尔兰饥民雕像一样，《呼啸山庄》中用文字塑造的人物形象仍然在不断地向每一个读者发问：“那是游荡在《呼啸山庄》每一页上的阐释学之谜：谁是希斯克利夫？他是什么？他想要什么？”（Heathcliff：21）

4

这里必须要谈及的另一个文本是《勃兰威尔·勃朗特》，它既不是文学作品，也不是学术著作，而是伊格尔顿的一篇书评，讨论的是十九世纪爱尔兰作家勃兰威尔·勃朗特，最初题作《愤怒的人》，1993年发表在《伦敦书评》上，是针对罗伯特·柯林斯编辑的《重罪犯的手：勃兰威尔·勃朗特的两个安格利亚年代记》一书所写的评论，后收入伊格尔顿的文集《异端人物》（Figures of Dissent，2005）中，标题改为《勃兰威尔·勃朗特》。《希斯克里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一书的第一章就是这篇书评的扩展。就内容而言，二者之间多有重复，但各自结构却有所不同。而且，虽然书评的内容并未更多地涉及《呼啸山庄》，而只是集中讨论了勃兰威尔·勃朗特本人的生活和创作，却对于解开上述那个关于希斯克里夫的阐释学之谜极有帮助。

勃兰威尔·勃朗特与勃朗特三姐妹

关于历史上的勃兰威尔·勃朗特，人们所知不多，如果偶尔提到他的名字，恐怕多半会在前面加上一个修饰语——“勃朗特三姐妹的兄弟”。伊格尔顿本人也是如此，在书评中便使用了这种称谓。在这篇评论的一开始，伊格尔顿就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1845年8月，勃兰威尔·勃朗特，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那时运不济的瘾君子兄弟，从霍沃思的家启程前往利物浦。那时正是爱尔兰大饥荒的前夜，而这个城市很快就会塞满饥饿的难民。大多数难民将会是说爱尔兰语的人，因为受饥荒打击最重的就是说爱尔兰语的贫困阶级……勃兰威尔造访利物浦的几个月后，艾米莉开始创作《呼啸山庄》——这部小说的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老恩萧从利物浦的街头捡回来的，他那时正饿得半死。恩萧打开他的厚大衣，向家人展示了一个“肮脏、褴褛、黑头发的小孩”，这小孩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后来他还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外号：野兽、蛮人、恶魔和疯子。显然，这个小卡利班有一种教养无法改变的天性，用英格兰的方式来说就是，他很可能是一个爱尔兰人。[12]

这是书评的开头。其实，这段话（连同后面关于勃兰威尔的大段讨论）只是稍做改动就被挪入了《希斯克利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一书的第一章，不过在书中占据的是第三自然段的位置，而前两个自然段（即书评后面的内容）各占据了一整页的篇幅。结果，在《希斯克里夫与大饥荒：爱尔兰文化研究》一书中重述的这个故事多少失去了其叙事的力量。更重要的是，在书中所做的结构上的调整（即书评开篇勃兰威尔那充满奇闻逸事的生平被挪至后面）虽然增强了这部著作的学术性，但却使其失去了原书评的独特魅力，即，在书评中，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虚构从一开始就被混同在一起，并清楚地展现出来。而且，不难发现，这样的安排使勃兰威尔和希斯克利夫之间隐约存在着的某些关联也即刻凸显出来——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来到了利物浦，一起进入了艾米莉的小说《呼啸山庄》：

小说的发展是，希斯克利夫上演了一次神秘的失踪，然后以一个英格兰绅士的身份重新进入了叙事之中。这样的转变曾在尊贵的爱尔兰历史上反复出现，上可追溯至奥利弗·哥德史密斯，下则一直到奥斯卡·王尔德。然而，和哥德史密斯和王尔德不同，希斯克利夫扮演英格兰上流人士的演出并不太成功……帕特里克，勃朗特们的父亲，更好地完成了这个把戏……勃兰威尔的名字其实是帕特里克，他终生都过着一种充满戏剧化的爱尔兰式生活，忠顺地强化了英格兰人眼中那没出息的爱尔兰佬的刻板形象。（Figures：42-43）

为了避免引文过长，这里删去了关于勃朗特兄妹的父亲帕特里克的经历的一段叙述以及对于勃兰威尔和父亲之间关系的描述。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勃兰威尔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相似关系。伊格尔顿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是针对一些评论者的质疑，他以带有挑衅性的语气指出，“当然，希斯克利夫完全有可能根本就不是爱尔兰人”（Figures：43），尽管其似乎肤色黝黑。而且，“就大饥荒来说，时间也不太相符；农田中的疫病要到1845年秋天才开始蔓延，因此，勃兰威尔造访利物浦的时间［8月］也显得过早，其时他不太可能会遇到大饥荒的受害者”（Figures：43）。

但是，就如伊格尔顿随即补充的，即使在大饥荒之前，利物浦早就聚集了许多贫困的爱尔兰移民，勃兰威尔完全有可能遇到过那些人，并把他们的故事告诉了他的姐妹。不过，这相对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如何，在勃兰威尔的身上象征性地具有某种倾向，就像是路西弗式的反叛者，正是他为艾米莉提供了她小说中的破坏性元素。在艾米莉的兄弟和她笔下的拜伦式恶棍之间，必定有着强烈的相似性”（Figures：43）。

《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

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为了说明勃兰威尔和希斯克利夫之间的相似性，伊格尔顿才为读者详细讲述了勃兰威尔的生平和创作。其中两点无法放过不提。首先，“勃兰威尔很早就显示出了在艺术、音乐和文学方面的天赋，并梦想着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而在12到17岁之间，他以极度的热忱写出了大约三十部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小说、诗歌、剧本、日志和历史等。尽管毫无天赋，他写出的作品比其姐妹们创作的总和还要多”（Figures：44）；其次，在勃兰威尔一生中所做下的种种荒唐事之中（吸毒、酗酒、放浪形骸、债务缠身），有一件事特别值得注意，他在任火车站办公室助理秘书一职一年后即被开除，而原因除了盗用公款之外，还有在公司的账目上涂抹乱画，而“他特别热衷于描绘自己被绞死、刺死或投入地狱的铅笔肖像画”（Figures：45）。这很容易让人想到十八世纪爱尔兰流行一时的绞刑架下的演说，而且，如伊格尔顿在收入《异端人物》的有关叶芝研究著作的书评中所告诉我们的，叶芝也曾梦见自己被绞死（see Figures：52）。第一点让我们想起了希斯克里夫的抱负，即成为一位英国绅士；第二点让我们想起了希斯克利夫的结局，莫名其妙地迷狂而死。

如果说关于勃兰威尔的生平和活动大都查有实据，比较麻烦的是对于其文学创作的评价。对于任何一个没有天资但又热衷创作的人来说，必定有着不同于常人的动力和目的，对于勃兰威尔来说也是如此。对此，伊格尔顿是这样解释的：“那个让人们可以泄愤报复现实的地方就叫作艺术；如果勃兰威尔是那样不能自已地写作，那是因为他注定要去挑战恶毒的命运。因此，他在17岁时创造了安格利亚王国，并说服夏洛特为其写编年史。”（Figures：45）关于勃兰威尔和夏洛特创造的安格利亚王国故事，以及后来艾米莉和安妮创造的冈德尔王国故事，并不是伊格尔顿关注的问题，尽管它们的神话形式和史诗体裁在今天看来都是吸引人的论题，而且皆与凯尔特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对于伊格尔顿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安格利亚王国的主人公，因为，一方面，“安格利亚神话中的英雄是亚历山大·珀西，无政府主义者和贵族，除了吸毒、懦弱和在火车站的案头工作，他在各方面都是另一个勃兰威尔”（Figures：45）；另一方面，“亚历山大·珀西，一个有教养的反叛者，在其身上同时具有勃兰威尔对于世间权力的可悲欲望，以及他对这种欲望的革命性蔑视与拒绝”（Figures：46）。无论就哪个方面而言，这都很难不让人想到希斯克利夫。

在文章的最后，伊格尔顿提醒我们注意：“也许，希斯克利夫终究不是爱尔兰人。但有趣的是，珀西的几位反叛者盟友都有爱尔兰式的名字。”（Figures：47）在他们之中，有一位曾做过律师，是戴瑞那修道院的威廉·丹尼尔·亨利·蒙特默伦西的儿子，这让伊格尔顿想起了与勃兰威尔同时代的爱尔兰最伟大的激进分子、律师丹尼尔·奥康诺（Daniel O'Connell），他就来自风景优美的戴瑞那。不管这是不是巧合，确定无疑的是，“在整个1940年代，当穷困潦倒的勃兰威尔仍然在狂暴地乱写，奥康诺则正在为废除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而奋斗，而大饥荒使这场斗争的缓慢步伐停滞下来”（Figures：47）。

 作为一位极受关注的左翼知识分子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伊格尔顿对于爱尔兰文化研究的关注和投入，自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可以说既得到了赞扬也招致了批评，如英国理论家詹姆斯·斯密斯就指出：“这里存在着某种风险，伊格尔顿的‘爱尔兰’书写可能被看作其真正‘专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怪异‘副业’；或者，在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和其关于民族主义及其论争的书写之间，可能会呈现出一种无法调和的矛盾。而且，这后一点的确已经为伊格尔顿招来了不断的指责。”[13]关于伊格尔顿爱尔兰研究所招致的指责和批评大致包括：过于简单，过于狭窄，过于咄咄逼人和尖刻嘲讽，同时又投入过多的情感，从而将复杂的爱尔兰问题审美化和浪漫化，以及最重要的，其民族主义立场与其一贯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之间构成了矛盾和冲突，等等。[14]

本文无意卷入这一争议，即使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了某种态度。重要的是，如果一个民族因其特定的历史境遇而遭遇了种种不幸，并饱受蔑视、欺凌和压迫，其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中必定会存在某些矛盾心理，在这些矛盾心理中也就难免会掺杂着某些“偏激”和“阴暗”的东西，例如希斯克利夫的“粗野”和勃兰威尔的“狂暴”，又如伊格尔顿曾谈及的斯威夫特式的“仇恨”、“愤怒”与“刻毒”，王尔德和萧伯纳的“无情”、“不敬”与“傲慢”，等等。就创作和理论而言，这表现为语言上的“反叛”，样式上的“混杂”，形式上的“夸张”与“戏剧性”，内容与情节上无法区分和剥离的“真实与虚构”，以及生活与创作的“完全同一”。这些东西，正是伊格尔顿从爱尔兰文化谱系、爱尔兰历史现实和爱尔兰文学传统中学到的。它们在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中不断被提及和展示，并在他自己的生活、创作、批评和理论中得到贯彻和践行。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研究，即一种作为局外人的冷静客观分析，伊格尔顿的爱尔兰文化研究是一种感同身受的自我探究。而且，这一点不仅是因为伊格尔顿本人的族裔身份（爱尔兰裔英国人），也是因他的政治立场（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分工（学院内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决定。因此，知识分子问题、历史问题和语言问题构成了伊格尔顿爱尔兰文化研究的主要关注点，也正因为如此，爱尔兰研究才在伊格尔顿的文化研究、文学研究乃至整个学术研究中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位置。

[1] Terry Eagleton, Cultur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ix.

[2] Terry Eagleton, After Theory, Cambridge: Basic Books, 2003, p.53.

[3] Terry Eagleton and Matthew Beaurmont, The Task of the Critic: Terry Eagleton in Dialogue, London: Verso, 2009, p.240. 后文出于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Task”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4] 在这里，伊格尔顿玩了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使用詹姆斯的昵称Jimmy来指康诺利，因为jimmy一词本身有铁撬的意思，用作动词时意为用铁撬撬开

[5] Terry Eagleton, Saints and Scholars, London: Verso, 1987, p.10.

[6] Qtd. in Patrick O'Connor and Seán Daffy, “Interview: on the importance of not-being earnest: a dialogue with Terry Eagleton”, in Irish Studies Review, vol.16, No.1（February, 2008）, pp.55-69.

[7] 耿幼壮《唯美、道德、政治——读伊格尔顿的〈圣奥斯卡〉》，载《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第128-139页。

[8] Terry Eagleton, “Introduction”， in Terry Eagleton， Saint Oscar and Other Play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8, p.5.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Saint”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9] Terry Eagleton, Scholars and Rebels in Nineteenth-Century Irel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9, p.vi.后文出于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Scholar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0] Terry Eagleton, Heathcliff and the Great Hunger: Studies in Irish Culture, London: Verso, 1995, p.27. 后文出于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Heathcliff”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1] 关于“作为政治思想家的伯克与作为美学家的伯克之间的联系”，详见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0, pp.52-62；以及Terry Eagleton, Cuture, pp.56-75。

[12] Terry Eagleton, Figures of Dissent: Critical Essays on Fish, Spivak, Zizek and Other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p.4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Figures”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13] James Smith, 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8, p.118.

[14] See James Smith, Terry Eagleton: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pp.117-121.

全文完

原载于《外国文学评论》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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