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论|袁丽梅：全球史视野下的翻译史研究——关系梳理与参考借鉴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翻译研究的日益系统化、学科化，翻译史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学术复兴期”，不仅代表性著作陆续问世，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形成了各种不同内容、体例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成果” (邹振环，2017:237) 。然而，与之相对的却是译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理论建构缺失与视角方法单一的问题。根据许钧、穆雷 (2009:85) 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统计分析，我们的翻译史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对具体翻译历史的梳理和总结，缺少从史学的角度、运用史学研究的方法去深入研究翻译史的力作，更缺乏书写翻译史的系统理论研究”。如今10年过去了，译史研究的困境仍未有明显改观。

翻译史是“记叙人类社会翻译活动和人们对翻译的认识的历史” (方梦之，2011:334) ，不仅包含对翻译人物、事件、翻译机构、流派等的描述，也涉及对翻译行为在文化史层面上的缘起、意义与影响等的考察。不论何种定义，具体的个案都是译史研究的主体，也是建构翻译史系统理论的经验基础。我国有据可考的翻译活动始于周代，几千年来历经四次翻译高潮，翻译史实异常丰富。然而，当前的译史案例类论文研究对象却“日趋集中，与我国几千年来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诸多领域内开展的丰富多彩的翻译活动不相匹配” (袁丽梅，李帆，2018:48) 。此处并非否定一些重要对象反复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只是认为对象的同质化更加需要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加以补充。

翻译史是涉及史学与翻译学的交叉学科，其关注焦点是人类历史活动中的一类特殊现象———翻译行为，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史的研究可以仅仅依靠译学理论与译学方法为指导。事实上，在拓展翻译史研究视角方面，一些学者早已强调过史学方法论的重要价值。蓝红军 (2010:45) 在讨论“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时就指出，译史研究方法论意识的增强涉及“史识观、翻译理论、研究问题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意识的增强，其中，“史识观和翻译史研究方法论是相互作用、不可分离的两个方面”，史识观决定了“学者展开研究的程序及对史料的认定和取舍”，史识观的变化也将导致“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方法论的革新”。穆雷与欧阳东峰 (2015) 也曾围绕历史学一般方法中的分析方法、实证方法与叙述方法，系统展示了翻译史研究中史学方法的运用。尽管有上述学者在理论层面不断提醒译史研究勿忘史学一维，多数译史研究者与史学界仍存在相当的隔膜，大量翻译史研究成果缺乏明确的史学观，对当前历史研究的最新进展毫不知情，更谈不上自觉的参考借鉴，这种局面亟待突破。

全球史 (global history) 兴起于上世纪60年代，目前代表着中西方史学界的重要发展动向。它最初只是美国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新的史学流派。根据著名全球史学家杰里·本特利 (Jerry H.Bentley) (2002:393) 教授的定义，全球史“考察的是超越了民族、政治、地理或者文化等界限的文化进程。这些历史进程已对跨地区、大洋、半球甚至全球范围内的各种事务都产生了影响，其中包括气候变迁、物种传播、传染病蔓延、大规模移民、技术传播、帝国扩张的军事活动、跨文化贸易、各种思想观念的传播以及各种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的延展”。在成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同时，全球史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与方法广泛存在于史学研究的各个分支学科，影响涉及社会史、经济史、性别史、全球微观史等，启发研究者以一种全球视野来看问题。

翻译史隶属宏观史学研究，那么，全球史的理论、方法对翻译史研究是否具有借鉴意义?答案是肯定的。在2015年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全球史学术论坛上，针对“怎样推进全球史研究”，李雪涛曾指出“ (全球史研究) 另外一个重要主题是知识迁移。比方说翻译史，…… (但) 到现在为止，全球史的研究没有涉及翻译史” (转自刘文明等，2015:283) 。翻译史的被忽视，原因主要来自其自身地位的不显，即使在翻译研究内部，译史也是近十年才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然而，不论是作为全球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将有助于全球史研究的实证化、微观化，翻译史与全球史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首先，翻译史是全球史的应有之义。全球史强调“历史上不同区域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及其重要意义” (吴义雄，2017:14) ，从全球范围来看，这种接触、交流、影响的过程必然伴随着跨语言、跨文化活动的发生，也即翻译成为全球史命题成立的一个潜在条件。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交流史是全球史的本质，“没有交流的‘全球史’，只能是众多地区史和区域史的组合” (姚胜，转自李伯重等2018:43) 。而实现交流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自古至今各式各样的翻译行为，文学的、非文学的，书面的、口头的……与此同时，跨文化互动更被认为是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理念，其中涉及的“跨文化交流” (即文化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动与传播) 与“不同人群相遇之后，文化影响的相互性和双向性” (董欣洁，2015:60-61) 等互动模式均与当前的翻译史研究存在诸多重合。

此外，译史研究不仅是全球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亦将为全球史由“先验”到“经验”提供大量丰富的微观个案。刘文明 (2015:10) 指出，目前全球史研究的“微观化和多元化越来越明显……今日的全球史研究已经迈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阶段，即以各地学者的实证研究为基础的经验全球史阶段”。既然是全球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翻译史的个案研究理应为经验全球史考察不同文明之间互动、交流提供思想传播、流变的具体案例，亦可为更大范围内史料的梳理、分析提供灵感启发与必要补充。

一般认为，翻译行为涉及原作者、译者、读者三个重要维度，语文学派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以源语文化为旨归，但其对翻译活动的讨论主要着眼于文本因素，鲜少关注外部语境。“文化转向”后，诸多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历史的因素开始进入翻译研究者的视野，然而不论埃文·佐哈的多元系统论、勒弗维尔的操纵学说，还是功能学派的目的论，拓展后的研究视角均聚焦在目标语一方，探讨目标语读者的接受、目标语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译作生成的影响以及翻译行为对目标语语言文化发展的作用等。那么，源语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呢?除能够帮助理解原文外，是否还具有影响翻译行为发生、发展的其他潜在意义?与此同时，由于文本流传、重译、转译等现象的存在，某一文本对象 (尤其是一些影响广泛的文本) 的翻译活动实际涉及不止一组源语—译语文化关系，如《红楼梦》、《西游记》等在东亚、南亚各国的翻译传播以及20世纪初我国自日译本转译西方社科著作的翻译活动等，包含中日、中朝、朝日、中缅、中泰、英日、法日、德日等多组译出—译入关系，除直观的语言转换关系外，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也是个中要义。此外，在文化“走出去”的热潮中，一些研究成果虽然开始关注中国文化典籍与文学作品的外译活动，视野却局限在译文对原文的忠实程度，译作对中国文化、文学的传播效果等方面，进而探讨采取何种策略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向外传播。上述问题固然不容忽视，但借助翻译行为的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却不能不将对象国及其所属文化圈、甚至全球文化气候等因素纳入考察范围，更何况文化本身不仅关涉具体文本，更是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甚至自然环境多方面综合作用的复杂体系，要寻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有效途径不能孤立、封闭地看待翻译行为，更应促使我们的研究视野也走向世界，在强调联系、互动的宏大全球史视角下打开研究思路。具体而言，全球史观将在翻译史个案研究的资料搜集与指导具体译史书写两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2.1 全球史视野促进翻译史个案研究的资料扩充

德国汉学家余凯思 (Klaus Muhlhahn) 曾借助全球史视角重评“五四运动”。他考察了1919年前后欧、亚、美、非各地的区域史，发现该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公众示威游行”，包括埃及大规模的抵制英货运动、印度的非暴力不合作以及朝鲜的“三一运动”等。此外，通讯、交通新形式的发展以及包括大批学生与非技术工人在内的人群的流动大大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潮在世界各地的传播。在此基础上，余指出“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全球运动的背景之下的”，特别是全球背景下知识分子之间的互动，“影响并决定了中国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民族国家观念的发展也成为对全球趋势的回答”。(何妍，2014) 在这一具体案例的研究中，研究中心当然是中国的“五四运动”，围绕“五四”背后民族主义这一内核，论者建立起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国家、地区彼此间的交往画面;考察内容不仅涉及思潮解放，交通运输、科技通讯等跨领域信息的加入更进一步完善了对中心论题的探讨。

由此可见，视角的更新与拓展在史实案例类的研究中将直接决定论者对一手资料的关注范围和深广度，而材料的扩充与修正又有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颠覆性的影响。以翻译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案例为例。20世纪20年代，中国文坛曾掀起一股“王尔德热”，对世纪末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 (Oscar Wilde) 的作品进行广泛译介。在考察该翻译现象时，论者多立足国内 (目标语国家) 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挖掘彼时文坛对王尔德作品思想内涵的独特解读 (文献) 。但事实上，若以全球史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文化现象，那么王尔德进入中国与其说回应了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需求，不如说是其文本全球传播的一个自然结果。根据伊万齐利斯塔 (S.Evangelista, 2010:xxvii-xliv) 的统计，欧洲各国自1905年开始便兴起对王尔德作品的译介浪潮，并一直持续至20年代中后期，其间王尔德的小说、戏剧、童话、散文等每年至少产生10种不同译本，且传播范围由德、法、西班牙等国扩大到意大利、波兰、俄国、丹麦、瑞典，甚至冰岛。中国文坛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对西方文艺界高度关注，《小说月报》等一些文学期刊还专门设有“海外文坛消息”，向读者报道各国文艺界的最新动态。中国“王尔德热”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全球“王尔德热”的刺激。王尔德作品的早期译者陈嘏选译其戏剧中不那么著名的《弗罗连斯》 (A Florentine Tragedy) 体现的也正是这一不同文化间潜在的紧密联系:“按此剧德法各国皆有译本，且皆演之，德人尤称赏不已……” (1)

近代以来航海技术的发展、人口的迁徙流动以及各国间频繁的交流合作使得文本的传播及与之相关的翻译活动日益呈现出全球化特征。如前述王尔德作品的译介，不仅遍及欧美，更远达中日，成为20世纪初一个短暂的全球文学现象。在此类现象中，翻译在推动文本的全球旅行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对其中穿针引线、连结起不同语言文化的翻译行为的考察也呼唤着一种全球史的宏观视野。这种建立在广泛联系基础上的全球视野要求译史研究者突破孤立的单个译入译出语文化关系，而将考察范围拓展至围绕相对固定的文本中心、作者中心、译者中心甚或媒介中心的复杂翻译现象所涉多组译入译出交互关系，促使研究者在更加广阔的领域、范围内收集一手资料，实现翻译史案例研究在资料层面的扩充，最终影响对特定翻译事件的认识和解读，触发更多研究问题。王尔德作品在进入中国语境的同时，在日本也获得了广泛的译介和传播，王尔德所代表的唯美主义文学在大正文坛发生变形，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留日中国青年对王尔德作品的阐释与相应翻译行为，田汉所译《莎乐美》 (Salome) 文中“樱唇”、“香痕”等措词背后官能色彩的不经意流露正是这一影响的集中体现。

2.2 全球史视野对当前译史书写的启示

翻译史研究近十年来方兴未艾，有关译史书写的讨论也日趋热烈。其中，蓝红军在发表于2016年的“整体史与碎片化之间:论翻译史书写的会通视角”一文中对我国30多年来的译史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指出其中存在整体史与碎片化两种翻译史书写取向，并认为当前“恢弘的通史性研究和细散的碎片化研究之间的分野越来越明显，甚至有两极化的趋势”，出于对范式对立的忧虑，作者呼吁翻译史研究首先应实现宏观与微观的“会通”:“在翻译史研究实践中会通宏观与微观，发展第三种书写视角……会通是控制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张力，取中观层次弥合两者之间的鸿沟，形成中间地带融合两者的界限，既保留微观研究的见微知著，又兼顾宏观研究的求全进善，既能突破局部而进行远阔的比较与抽象，又能在细枝末节中把握趋势与流变。” (蓝红军，2016:8) 对该文论及的整体史与碎片化书写的背道而驰，笔者深以为然。但如何会通宏观与微观，除文中提到的区域翻译史研究这一解决方案外，全球史研究中以小见大的案例写作亦是可资借鉴的“第三种书写视角”。

案例写作是全球史发展逐渐走向微观化、实证化的趋势使然，同时也成功克服了全球史研究在学科建立初期专注于概念梳理与理论构建从而造成“先验”有余、经验不足的缺点。不少学者认为，广阔的全球视野、扎实的一手资料以及精准的个案研究将成为未来全球史研究的一大特点。张绪山 (2008) 在“整体历史视野中的中国与希腊—罗马世界———汉唐时期文化交流的几个典型”一文中就尝试通过考察两则传播至中国的希腊—拜占庭民间故事梳理两者间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而另一位中国学者李伯重2017年出版的著作《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也被认为是“专门用一个事件或一个时期”，依靠真实史料进行的“全球史的原创性研究” (曹寅，转自李伯重，2018:42) 。作者在书中既有对“丝绸之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中流通的白银”以及“16世纪前中国火器技术的向西传播”等特定对象的聚焦式研究，同时也尝试将这些独立个案在时空维度上扩展、联系，形成贯通特定时间区间、跨国、跨地区的三维立体网络。在具体论述过程中，该书立足晚明中国，探讨其中出现的全球性、整体性的时代特征，即军事的近代化与经济的全球化，并以此为出发点，广泛涉及中国与东亚的外交关系、，整个东亚的政治、经济、军事格局和文化格局，甚至西欧与东亚之间的经济、军事交往等，最终完成对晚明社会转型的外部环境的全面考察。

借鉴上述全球微观史的研究路径，当前的译史书写亦可以通过具体研究对象的确定切入特定个案，有效克服整体性书写“大而无当”的弊端，围绕具体对象完成史料的集中发掘与有针对性的整理;同时在研究过程中采取开放的视角，关注个案本身向外辐射的多维关系，聚焦特定案例却不拘泥于其中，从而弥补碎片化研究局限细节、忽视整体关联的不足，重新实现历史研究总结过往经验、指导当下行为的现实意义。

同时，全球史观也是推动译史书写由“内部史”向“外部史”过渡、内外并重的重要手段。内部史与外部史的概念最早由英国科学哲学家库恩 (T.S.Kuhn) 提出，用以拓展当时的科学史研究。翻译研究者利用该内外二分法区分译史研究的“内部史”与“外部史” (卢华国，张雅，2009;邹振环，2010) ，并强调翻译活动与外部社会文化进程的关联互动，即“外部史”的维度，“不仅仅停留在从某一翻译家、译作或翻译思想在时空上的纵向、横向关系来寻找影响翻译演变的条件和因素”，更需要研究者“不能限于翻译史的范围，还要进入到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相关的知识领域之中” (邹振环，2010:21) 。由此可见，翻译“外部史”的发展方向与全球史研究强调的跨专业、跨学科合作趋势不谋而合、可相辅相成。

译史研究视野的拓展将有可能促成新的研究发现，推动建立在翻译史实经验基础上的翻译理论进行更新与完善。如前所述，翻译行为本身具有跨越性与流动性的特征，对某一特定文本而言，不仅可能存在多个译入语文化，这些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尤其当该文本进入各个译入语文化的时间不一致时，一些译入语甚至可能转变为译出语，成为文本再次向外辐射传播的新的起点。因此，当依循文本在不同语言文化间传播的路径勾画出纵横交错的线索，并借助全球史视角同时思考文本旅行与商贸往来、人口流动、气候变迁以及科技进步的关系时，不论是多元系统论还是操纵学说，其理论的应用都将面临更为复杂的状况。如某一文本在几乎同一时期进入不同译入语国家，其接受、传播的效果迥然有别，其中不同语言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状况当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但不同译入语国家在翻译行为发生时与源语国家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地区的关系如何，在世界格局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是否也构成其社会状况的必要方面，又是否会影响到翻译行为赞助人、译入语整体意识形态对该文本的接受态度?有的译本最初籍籍无名，一段时间后竟然掀起接受热潮，除译入语国家社会语境发生转变外，源语文本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与该译入语国家相邻或关系密切的地区的传播是否反过来影响了译介活动的走向?当其他地区翻译活动的发生始于文本首先传入的国家，却产生了不同于后者的接受效果，随后又反过来影响首先发生译介行为的国家对该文本的接受时，我们将面临更多有关文化中介、传播、变异等的问题，而借助译史案例研究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回答又将促使我们获得对相关理论的新的认识。这也正是翻译史研究借鉴全球史视野有可能推动翻译理论自身发展的潜在意义。

当然，宏大的全球视野也预示着研究涉及对象的不断增加与研究内容的持续扩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焦点模糊的危险。翻译的文化转向与社会学路径业已引起学界对上述理论视角下翻译研究外延不断扩大从而导致翻译行为自身存在性受损的深刻反思。与这两者相比，全球史的研究视角显然更加宽广，涉及到的翻译外部因素也更加复杂、多元。因此，为避免上述问题的重现，全球史视野下的翻译史研究必须不断回到翻译本体这个研究内核，围绕翻译行为这个中心，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目的的确立、研究思路的设计、研究意义的呈现以及实际研究过程中对全球跨区域、跨领域、跨时期多维关系的梳理、追溯、构建等方面坚持与凸显翻译自身的价值。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全球史只是一个视角，不管你做哪段历史都可以用这一视角，但同时也可以保留自己本来的研究身份” (张旭鹏，转自刘文明，2015:284) ，这句话对译史研究者同样是中肯的提醒。

此外，并不是所有的话题都适合采用全球史视角。全球史观打破民族、国家界限，但其在翻译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宜被过分夸大，翻译活动受制于特定民族国家文化传统、历史语境，同时反作用于后者的互动关系依然存在，全球史观尚不能取代特定的民族、国家立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拓展的研究视角对关注对象进行更为全面的考察与揭示。因此，全球史视角对译史研究的指导意义首先取决于研究对象是否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或能否作为另一全球性现象的组成部分，在案例考察上则比较适用于存在多种文化因素交织、关联的个案。如全球史观对地中海史研究的推动，由于中世纪的地中海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和拉丁西欧三大势力”争夺的中心，且“在地中海的网络之上，不论是人员还是物品都是在流动的，跨越政治边界和法律边界的事每时每日都在发生” (夏继果，2015:14-15) ，因此全球史研究所提倡的互动、比较方式也成为构建地中海社会的理想模式。翻译活动虽然本质上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语言、文化间的互动联系，但具体翻译行为或某一类翻译活动与世界其他地区、领域的关联程度却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联系广泛、向外辐射范围大，有的则局限于相对狭小的传播空间。总而言之，全球史是历史研究的一种方法，而任何方法均有其适用范围，翻译史研究应借鉴全球史视角，但同时也应注意其适用对象与应用范围。（本文选自《上海翻译》2019年第04期，参考文献与注释略，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