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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民生·走读马剑】名贤故里留遗馨 戴氏书楼

越民生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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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戴氏书楼
 
诸暨古为绍兴府八县之一,人文荟萃,素有私家藏书之风,古代书楼众多,书家辈出,其中马剑的戴氏书楼“富甲六郡”,也一时盛名。戴殿江“货产易之为造万卷书楼”的故事,更是脍炙人口。 

《浦阳建溪戴氏宗谱》中收入了清诰封中宪大夫、晋赠通议大夫、山西按察使戴殿江(1735—1819)所撰的《万卷楼藏书记》。是《记》不但详述订立《章程》之重要、江南主要书楼之概况、戴氏万卷楼之缘起,且详列读书、藏书、护书之法,这对图书馆史的研究无疑是极有价值的资料。

戴殿江在《藏书记》中认为,藏书之目的并非为了装饰门面,而是为了应用。他说,“有解事者以百什金捆载坊书归,而牙签锦帙,辉煌乎奇器名画之间,若是,亦何从言读有书矣?”而要使书楼长存不衰,首在订立《章程》,遵章而行,“苟非立有《章程》以守之,则其散也不必兵火也,虽聚犹勿聚矣”。 

他举例说:“大江之南称藏书者,祁氏(祁承,1563—1628)之‘旷园’、毛氏(毛晋 1599—1659)之‘汲古阁’、黄氏(黄虞稷,1629—1691)之‘千顷堂’其著也,而徐氏(徐乾学,1631—1694)‘传是楼’则尤著。若两浙藏书家有历三百馀年而整比如初者,则唯‘天一阁’范氏(范钦,1505—1585),自司马公没后,后人藏守极严。范友仲(范光燮,1613—1698)契戒引黄梨洲(黄宗羲,1610—1695)一登楼,为辑其《书目》以传,而其书之有入无出者如故也”。戴殿江认为,“‘传是楼’之所以甲于大江以南者,以能读也;‘天一阁’之所以甲于浙水东西者,以能守也”。由于他对“大江之南称藏书者”的情况烂熟于胸,所以才能总结出这些名楼皆因“立有《章程》”,“守藏极严”,“而其书之有入无出”,遂使历数百年而“整比如初”的宝贵经验。 

《藏书记》中详述了戴氏藏书楼之缘起:乾隆甲申(1764)岁,戴殿海(1741—1816)、戴殿泗(1746—1825)仲季游学吴山,购求《九灵山房遗集》……于是“武林之书肆、苕霅之书船、姑苏之估客,有好本无不致,积数年,书稍稍集”,适遇其时“嘉一大姓,积书数万卷,近以远官欲售”,“则买棹急往,发其所藏,凡吾欲得之书与未见之本多在焉。乃以千金致其书山中,而‘九灵山房’之藏书乃甲于浙东六郡矣”。其后,虽殿海历署教职,殿泗旋亦北上,且与藏书楼久阔,但由于藏书之《章程》具立,“凡曝书有期,修书有费,书目既定,永矢弗出,良友嗜学者,听就抄不听携去”,遂使书楼得免借书之痴、鬻书之不肖焉。《藏书记》中引黄梨洲之言曰“藏书者如护目睛”,引元儒程畏斋(程端礼,1271—1345)《读书分年日程》则谓“经史百家,皆当循序以进”。于是戴氏集合子姓而告之“分年读书之法”,又把“如护目睛”之喻作为藏书家之“四字诀”而遵之。我们从“集合子姓而告之”一语中可以看出,戴氏将“读书护书之法”遍告子姓,其实就是通过宣传,提高大家对书楼和书籍重要性的认识。
 
《浦阳建溪戴氏宗谱》多处载及“图书”及“图书馆”(藏书楼)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万卷楼“藏书之富,甲于浙东六郡,而山中之知见始开明矣”(19 卷 2 页)。“戴廷职(1773—1853)……得博览所购万卷书籍(卷 20 第 36 页)。由于“藏书之富”,使得从此“山中之知见始开明”,由于“博览所购万卷书籍”,为学者的著书立说奠定了基础,遂致一批著述得以陆续问世。“图书馆”(藏书楼)的设立,大大改变了地处山陬僻壤之马剑戴氏的精神面貌。 

但令人痛惜的是,“咸丰辛酉(1861)秋,‘粤匪’窜扰建溪,……先世所遗‘万卷楼’书籍俱付之一炬”,近百年之藏书楼遂毁于一旦矣。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一睹万卷楼的风采,只能从一些简单粗糙的文字记载中去想象它当年的辉煌了。 

综合性学习: 

开展古迹寻踪活动,和同学们一起到万卷楼的遗址走一走。


延伸阅读: 

戴殿江其人 
戴殿江(1735 ~ 1819),清藏书家,字襟三(出自王勃《滕王阁序》“襟三江而带五湖”一语),号履斋。增广生,幼年拜张泰卿为师,达 10 余年。晚年与当地藏书家朱兴悌友谊极深。乾隆三十五年(1770)其弟于杭州得先祖遗书,遂刊刻付印。又与弟条例祖宗遗事,作《年谱》1 卷。刻有《齐息园师水道提纲》。乾隆三十七年(1772),又购进桐乡汪文柏、汪文桢兄弟藏书 5 万余卷,要价千金亦在所不惜,藏书之名,列于浙东六郡之首。有藏书处曰“万卷楼”,著有《履斋文集》、《永思轩文抄》、《金华理学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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