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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去年有幸聆听过上海交通大学杨枫教授的一场关于知识翻译学的讲座，他认为翻译就是将地方性知识转化为世界性或普遍性知识的过程，阐述了知识翻译学的一些主要观点，如知识与语言、文化的关系等，我听后颇受启发，深以为然。杨枫教授在他主编的《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5期和第6期撰写了两篇“卷首语”，分别为“知识翻译学宣言”和“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拉开了对知识翻译学进行系统研究的序幕。此外，杨枫教授还在《当代外语研究》上组织专栏（如2022年第1期），邀请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知识翻译学进行阐发，进一步充实和拓展了知识翻译学。认识与界定翻译的核心术语历来很多，如语言、文化、符号、意义、信息、内容、思维、跨文化交际，但鲜有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其深入论述的。杨枫教授等学者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有望为翻译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杨枫教授认为，“人类翻译史就是知识翻译史，惟有知识是一切翻译实践中每个元素都受其驱动的最基本的原动力”，“翻译的知识属性使翻译学成为学科之王”（杨枫“翻译是文化还是知识？”）。这种“最基本的原动力”被李瑞林教授归纳为“知识的非对称性”（李瑞林《知识翻译学的知识论阐释》）。今年寒假通读了方梦之和庄智象主编的《中国翻译家研究》（三卷本），对这些观点的理解愈发深刻，对中国历代翻译家对知识的追求（更确切地说是对消除“知识的非对称性”的追求）愈发敬佩，不管是哪个领域的翻译家。如果没有这些翻译家的不懈努力，国内很多学科就无法成立（如宗教学、数学、化学、医学、法学、社会学、比较文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文化也不会如此斑斓多彩。知识翻译学的大视野与大格局势必会强化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加强人们对“学科之王”的认识。

——浙江大学 冯全功

知识翻译学宣言

作者简介

杨枫，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翻译学、应用语言学。

翻译是道路，往来鸿儒如过江之鲫，就是不喊“知识”的名字。翻译学一直走在半路上，向一切思考着、生产着知识的头脑和心灵发出呼唤：翻译是跨语言的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文化行为和社会实践。语言与文化虽然总是显于其间、行乎其中，但它们只是翻译之用和翻译之维。因用忘体、见器失道，注定了翻译在过去一直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别人家的孩子，而放弃了追求辉煌、伟大和壮丽的知识品格。关于知识的地方性与世界性的对话、互动与变迁是翻译的不可动摇的先验原理，是所有翻译实践的基本属性，其他所有外部关系和联系无非是其具体表现或衍生特征，因此构成翻译学的基本问题。“知识就在于使语言与语言发生关系，在于恢复词与物的巨大的统一平面，在于让一切东西讲话”(福柯 2020：43）。世界就是关于词与物、词与事、词与人的知识存在。语言承载文化交织的知识，知识就是不同语言之间相互定位、相互阐释和相互影响之后的翻译实践。正如巴赫金（2009：533）所说，“两种语言都在坦诚地、紧张地、面对面地瞧着：每一种语言都在别的语言中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这两种语言的界限可以在对待每一种物品、每一个概念、每一个观点的态度中感觉到。因为两种语言体现了二种世界观。”知识的科学性、社会性和人文性解决了长期以来翻译的学科迷思和分类焦虑，翻译学将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三大知识成为超学科或元学科。没有哪一个学科不是以翻译的方法进行知识积累，没有哪一个学科不是以翻译的形式呈现思想发展；没有哪一个学科没有自己的知识翻译史，所有学科都必须致敬翻译。目下，国家翻译琳琅满目，国际传播任重道远，谁说翻译学不会以知识家园和学科明珠的双子星成为一级学科？谁说翻译实践本身没有彪炳人类思想与学术的史册？

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不远人，道生名器。知识翻译学与知识逻辑学、知识伦理学和知识美学相济相容，以知识、语言和译者三个内在要素，真、善、美三个科学方法，文化、社会与政治三个历史维度为“名器”，由微至著，由隐至显，统领翻译世界。知识是一种社会规约，而文化是生活之上的信仰。知识是实在，文化是超越。知识本身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文化又因为知识的积累和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知识。过去的翻译世界里，知识一直久客思归，而文化一直鸠占鹊巢，于是翻译成为被放逐的无根游子。现在，知识返本还源，翻译不但焕发精神气质，还同时拥有逻辑法则：以真求知、以善立义、以美行文，翻译终于从技术走向学术，从艺术走向科学。过去的翻译研究，不是沉湎于语言转换的细节描述，就是空疏于文化影响的过度阐释，知识翻译学聚焦地方性知识向世界性知识的生成变迁，把翻译置于不同知识共同体的历史视野和格局下考察，科学分析不同语言面对不同知识如何选择、加工、改造的实践和经验及其语言转换、概念生成等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文化背景、社会条件和政治环境。知识翻译学就是探究跨语言知识加工、重构和再传播的行为、关系、运动和规律。知识翻译学是对学术史上的翻译理论与经验的改造与整合，是对翻译知识本体的发现与回归，它不追求解构其他翻译学说而成为元理论，其他翻译学理论继续以不同的范式和视角安身立命。知识麾下，翻译学从此山河重光，天高地阔。

摘自：杨枫，知识翻译学宣言，《当代外语研究》2021年第5期，卷首语。

翻译：跨语言知识转移

作者简介

李瑞林，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认识论、翻译教育等。

认知是知识生产的过程，知识是认知加工的结果；存量知识推进新的认知，不断产生新的知识。尤其重要的是，人类认知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语言不仅成就认知过程，而且表征认知结果。以语言为媒介的认知活动，既可回归经验，成就人的反思力，又可超越经验，成就人的想象力，以此推进人类文明的演变过程。从认识论意义上讲，人实质上就是现实、知识和语言交互作用的复合体。人具有认知升级能力，才能不断贴近知己之明、知人之明、先见之明的境域；人具有知识生产能力，才能既成己亦成物，最终从野蛮走向文明。人类文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认知迭代、知识开新的历史。认知体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是不同文化不断达成相互理解和会通的基础。

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归根结底源自人类知识的非对称性。从广义上看，非对称性是伴随人类社会化进程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人文社会科学赖以存在的本体事实。翻译关乎的则是不同语言主体知识结构的非对称问题。既然知识非对称性是跨文化、跨语言问题的主要根源，那么缩小人类不同社会的知识鸿沟无疑是翻译出场的动力，自然也是翻译有别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显著特征。人类认知体验的差异性使翻译成为必要，人类认知体验的相似性使翻译成为可能（李瑞林 2020a：25）。翻译之所以由来已久地融入人类生活世界，正是因为它能超越时空、文化和语言界限，将全球离散的知识孤岛联结起来，把有用的地方知识转化为普惠的共享知识，不断拓展地方知识的传播空间，扩大目标语承载世界知识的容量，从而改变制约人类社会健康、均衡、可持续发展的认知失衡状态，促进人类的跨文化理解、沟通与互鉴，推进知识的全球性流动与应用，改善全人类的生命体验品质，造就多元一体、和谐共生的世界新秩序。  

翻译就是人类拓展知识和能力边界的一种跨语言认知与实践方式。在语言、文化、知识等诸要素涌现、叠加、交织的复杂翻译空间，语言是媒介性的，既承载知识，又表达知识；文化是规约性的，也是渗透性的，既决定知识生产的形态，又影响知识使用的方向；知识是始基性的，是一切翻译活动的核心，是人类跨文化生活的能量。知识唯有流通和共享，才能显示价值，产生回响，因而必须付诸媒介性的语言。知识有求真的本性，因而对语言的合宜性才有要求。知识有求通的冲力，尽可能地解释和改造现实，因而才会超越文化的封闭性。从另一角度来看，“文化进化的机制是用进废退，……任何文化要获得生机，就必须增加新因子和多样性”（郑也夫 2015：289，295）。缺少新知识的语言自然逐渐退化，缺少新知识的文化自然失去活性。综上所述，知识无疑是翻译系统的内隐特征，语言和文化是翻译系统的外显特征。语言是“翻译之用”，文化是“翻译之维”（杨枫 2021a：2）。跨语言知识转移是翻译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底层逻辑，也是翻译知识融通性、系统性建构的重要起点。

将看不见的实体‘知识’前景化，确立‘知识’之于翻译系统的统摄地位，有利于改变翻译知识的非结构化、非系统化状态，从而建立具有内部统一性和外部关联性的学科体系。对照既有的翻译话语事实，实体性的‘知识’对于离散的诸多关联概念具有整合作用。具体而言，语言是知识的记述形态，文化是知识的调节因子，社会是知识的外部网络，认知是知识的生产过程，传播是知识的功能再现，技术是知识的集成工具（李瑞林 2015：10）。显然，‘知识’是翻译诸多关联要素的汇合点，是翻译过程的焦点所在，在翻译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理应成为翻译研究的核心议题（Dam, Engberg & Gerzymisch-Arbogast 2005：1）。概括而言，实体知识是跨语言知识转移的直接对象，是翻译知识体系化建构的参照点，更是翻译抵达普适性境域的原动力。

翻译的终极价值在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减少知识非对称性，促进人类社会逐步靠近认知会通性境域，建设文明互鉴、和谐共生的美好世界。

跨语言知识转移不仅仅是一个特殊性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普遍性的现实问题。从知识翻译学视阈来看，研究翻译即是探寻跨语言知识转移的一般机制和适用方法，以调节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知识非对称状态。翻译以全球知识互联互通为使命，无疑也是一个应对世界性复杂问题的超学科领域。超学科的翻译研究蕴含联通还原主义翻译观念的潜势，可为翻译知识的合法性与自治性建构提供新的契机。

摘自：李瑞林，知识翻译学的知识论阐释，《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1期，第47-59页。

译者的个体知识

作者简介

庞秀成，博士，东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哲学、译论话语、中西语言文化比较。

知识翻译学可以尝试开放性和建设性地认为“知识”在已知和未知的框架下展开四种配列。第一，已知的已知：译者知道自己已知晓的东西；第二，已知的未知：译者知道自己有并不了解的东西；第三，未知的未知：译者不知道对其一无所知的东西；第四，未知的已知：译者不知道自己已然知道的东西。四种配列面临四种挑战：（1）如何运用已知，例如：译者过度使用语法知识；（2）如何迎接或规避未知困境，例如：译者所译领域知识欠缺；（3）如何避免自以为是，例如：不加反思的翻译行为；（4）如何将无意识知识开发出来，例如：译者难以使用符号表述的知识。以上四种配列突破了译者一般的知识概念，揭示了译者在已知到未知轴线上趋近、运动和成长的轨迹。

知识具有结果和行为的双重含义，它还可以是一种精神（态度）。知识翻译学将知识理解为结果、行为和精神。这不是谱系分类，但有助于理解知识翻译学中关于知识的内涵。从个体出发的类别有亲闻、亲知和亲识，译者的翻译文本所涉猎的知识未必亲闻、亲知，但必须亲识，就是借助文本符号去体验和体察。“亲识”相当于“知识”中的“识”，即翻译实践中的操作性知识，可按“命题知识/亲知知识/操作知识”概念框架定位。亲识知识是经过体验和实践的觉知，融合在感觉、知觉以及生理机体之中（如口译员的语言、心理和生理感觉互动产生的知识）。

知识翻译学通过知识导向的翻译觉识遏制译者主体性滥用，但不会像结构主义那样将主体流于阙如，而是利用公共知识、挖掘个体知识和隐性知识、应用亲知知识和实操知识，有效、科学地发挥主体性。此外，可以将公共知识/个体知识改造为个体知识-他者知识-公共知识架构，这个三元逻辑架构意味着存在还没有成为公共知识的他者知识的中间地带。再如，命题知识（即公共知识）/亲知知识/操作知识这个架构对于翻译实践和培训也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总之，从发生学上看，翻译活动起于个体译者，公共翻译知识由无数译者个人经验、创建、智慧支撑，是个体与共同体他者互动的结果。

知识翻译学将被压抑的隐性知识显露出来。探究个体知识不是放纵译者主观能动性，而是鼓励译者以责任感反思和整合自己的个人知识。这种知识可以是运用语言明确化的个人理论，也可以是不能明晰化而积淀于心身的个体知识。翻译可以将个体反思纳入一种知识化程序，在翻译教学和实践中发挥作用。就是说，个体知识或者通过媒介明晰化为可理解、接受和传播的知识，或者仅为个体掌握并存在于个体头脑中表现为经验、技能和想法等的知识。提倡译者反思力培养的目的，是让译者自觉意识自己的隐性知识，尽可能将其转化为显性知识，甚至将个人理论升华为普遍性理论。

知识翻译学的知识的地方性理论（杨枫 2021b：2)决定了也不将知识放在神圣至高的地位，而是从知识论出发，用求知的行动和精神将主体性规约在理性的范围内。译者不断建构自己的知识图谱，借助翻译实践，遵循知识生成规律。知识翻译学旨在帮助译者转觉成识、转识成智、转智成美。

摘自：庞秀成，知识翻译学的译者个体知识与求知模态，《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1期，第72-82页。

知识翻译学刍议

作者简介

覃江华，博士，华中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西翻译理论、中国文学外译、中国哲学史研究。

翻译是人类知识传承和更新的重要途径。我们不仅一直在翻译自我传统的知识，而且在不断地翻译异域他者的知识。翻译是所有形式的知识生产和流通的核心机制（Baker 2018：8）。通过翻译的媒介，地方性知识像蒲公英种子一样被撒播到世界各地。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知识翻译史。基于杨枫（2021b：2）的知识翻译学理论，本文从知识生产、管理和转化三个方面出发，对翻译的本质与价值、翻译与地方知识的跨界传播、翻译与个人/组织的知识管理与转化等问题进行一番思考，以期明确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方向和研究空间。

翻译是符号转换，还是知识生产？这是一个问题。长久以来，翻译的本质被认为是符号转换，翻译就是翻译符号的意义，然而，符号本身没有意义。符号的意义来自人的阐释。符号是人类知识的载体，知识是核心，符号是基础。翻译是一种知识生产，而不仅仅是一种符号转换。知识翻译学认为，翻译既是一种知识迁移（knowledge transfer），也是知识创造（knowledge-making）。回顾人类文明史，无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人文科学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知识翻译的基础性作用。通过翻译的媒介，源语所承载的知识被放置到一个全新的知识参照体系中，与译入语文化产生错综复杂的交流、对话、冲突和融合，进而在新的语言、文化、知识共同体中生成新的共享性知识。知识翻译学还认为，翻译是一种价值创造（value creation）。可以说，一部知识翻译史就是一部价值创造史。作为翻译性知识生产的主体，译者就是价值创造者。他们通过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增加物质和精神财富。从价值创造的角度来重新审视翻译，就能充分认识翻译的社会价值、语言价值、文化价值和创造价值，进而树立一种全面而系统的翻译价值观（许钧 2014）。

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的。翻译是地方知识走向世界，从一种地方性知识转变为另一种地方性知识的重要途径。作为知识生产的翻译是一个去语境化和再语境化的过程。意义不能从一个文化语境全盘转移至另一个文化语境，“它们必须通过地方性文化和结构限制这一强大过滤器，才能在新的地方性语境中获得合法性，因此，只有在该语境中产生共鸣才能够传播”（Meyer 2014：81）。

知识翻译学以知识的地方性与翻译的世界性（杨枫2021c：2)为核心思想，认为翻译是知识迁移、话语重构和价值创造，同时不排除翻译活动受到特定社会文化空间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的影响。世界上并不存在终极性翻译，原文与译文不是一一对应的线性关系。翻译的多样性与人类认识与经验的个体性、多样性有关，也跟人类语言的非自足性、人类知识的非充分性有关，更与知识创造和文本生成的复杂过程密不可分。知识翻译学认为，知识管理/翻译有助于提高个人和组织的能力与效率。而且，只有被转化之后，知识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这对于个人和组织的知识获取、知识创造、知识分享、知识应用颇有启示，有助于提升其传承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对于个人职业发展、企业改革创新、翻译专业教育、国家翻译实践等也颇具指导意义。总之，知识翻译学不仅能解释翻译现象，而且能将其解释力迁移到其他学科。其提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总结、提炼、检验和升华，是中国学派翻译理论话语建构的新尝试和新进展。当然，其最终确立还要看能否形成一整套自洽的概念术语和思想观念体系，以及能否经受得住逻辑和经验的检验。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摘自：覃江华，翻译与知识生产、管理和转化——知识翻译学刍议，《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1期，第60-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