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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国的“贵族精神”是如何丢失的
人文英华
2021-04-24
本文为易中天2011年5月23日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术交流中心讲座的文字实录,原题为《先秦的“士”》。
“士”是最低等贵族
先秦的“士”是什么?简单说,“士”是当时最低一等贵族,这是先秦那个时代的,秦汉以后士不是贵族是,是平民,是最高一级平民。在先秦时代,人分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叫贵族,第二个阶级叫平民,第三阶级叫奴隶。贵族当中分四等,第一等是天子,第二等是诸侯,第三等是大夫,第四等是士。到了秦汉以后,平民分四等,即士、农、工、商,第一等是士,第二等是农人,第三等是工人,第四等是商人,商人的地位最低,所以“士”是这样一个阶层,原来最低等贵族,后来的最高一等平民。诸位如果在先秦就是士,读书人就是士,学生、老师都是士。
那么先秦的贵族是怎么来的?是怎么产生的?这就要讲讲先秦时代的国家制度和国际关系。
我们的民族在先秦时代,所谓的周朝严格地说不是一个王朝,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国家联盟,有点像现在的“邦联”,联邦都不是。这个国家联盟是什么样的结构?有一个盟主,这就是天子。为什么叫天子?假设他是天的儿子,而且是天的嫡长子,是天之元子,简称天子。周王朝的建立是通过武装斗争建立起来的,众所周知的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武王伐纣,周武王组织了多国部队,不是八国联军,是800国的联军。按照史书上的说法是西周诸侯是八百,夏代一万,商代三千,周代八百,当然这个数字靠不住,中国古书上的数字靠不住,中国人喜欢用文学性的语言统计这个数字。比如赤壁之战时,曹操攻打孙权,给孙权下一个战表,“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哪有80万?从北方带过来的是十五、六万,荆州投降的大概八万,加起来全军二十五、六万的军人,哪有八十万的水军?且二十五、六万是水军加步兵,所以说数字靠不住。说周武王多国部队攻打殷纣王,子月出兵,丑月结束战争,满打满算两个月。
周武王从人家手上把政权夺过来以后就面对一个问题,即如何解释政权的合法性?怎么解释这个东西?周公解释说这个世界头顶上是天,脚底下是地,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天圆地方。什么叫圆?就是一个半球形扣下来,像个蒙古包,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多出几个角落,周公说那是四个海,四海的理念就是正方形的地,所以四海之内简称海内,又是天扣下来的,所以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那么天下是谁的?天下的产权归天,但天不能够治理天下,因为天要指派一个人管理这个天下,治理这个天下,统治这个天下,这个人叫天子。打个比方说,天就是董事长,天子就是总经理,天子的治权要得到上天的授权。读孟子会知道,孟子的学生问孟子,尧把天下让给舜,舜把天下让给禹,有这个事吗?孟子说天下怎么可以让呢,又不是你的私有财产。要得到授权,谁的授权?天的授权。当然孟子说的是双重授权,天和人民共同授权。总之天子管理、统治天下,拥有天下的治权要得到授权的,这个授权叫做天命。这个观点从西周开始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之前,所有的天子都要说自己奉天承运。我们看电视剧,太监宣宗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什么叫奉天承运,就是天子得到天的授权,天命就是授权。如果天对你不满意呢?革命。革命的全称是革除天命,革和除都是拿掉你的授权,这就叫革命,天子从天得到了授权就得到了天下,而天子一个人管不了天下,那么大一个地方怎么管?所以天子要把天下分出去,分成若干国(请注意不是国家,是“国”),怎么分?先划一个范围,齐国、鲁国、晋国、郑国、宋国、楚国,然后在国境线上挖很深的沟,放上水,把挖沟挖出的土堆在两边,种上树,这个动作就叫“封”,封的地方叫疆,“封疆大吏”就是从这里来的。
封完以后指定一个人去当国君,然后他的子孙世世代代世袭,这个工作叫建,合起来封土建国,简称封建。被封建的国君叫诸侯,“诸”是多的意思,即诸多的侯,天子只有一个,但侯可以很多,诸多的侯简称诸侯。诸侯得到国以后,还得再分一次,分给大夫,分给大夫那块地叫家,也要是挖沟种树的,这个叫封土立家。“封建”就是天子封土建国,诸侯封土立家。天子、国君(诸侯)大夫都是世袭的,但是我们知道,天子、诸侯、大夫不可能只生一个儿子,当然有可能只生一个儿子甚至不生儿子,也有可能生很多的儿子。何况这个时候的制度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以前很多人说一夫多妻制,这是不对的,一夫一妻多妾制就是一个贵族男子拥有一名正妻,叫“妻”的女人只有一个,但同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老婆叫妾。妻和妾的地位不一样,妻就是嫡,妻可以和夫平起平坐,但略有区别,丈夫的地位高一点,妻子的地位略低一点,但比妾高,比如说一家人吃饭,夫和妻可以坐下来吃,妾得站着的,在旁边伺候着,夫和妻吃完她们吃剩下的。所以有一个比方说夫是太阳,妻是月亮,妾是星星,所以妾有一个外号叫小星,还有一个客气的说法叫“如夫人”,妻是夫人,妾是“如夫人”,相当于夫人(其实不相当)。妻和妾都有可能生儿子,但继承爵位只有一个,谁继承?嫡长子(妻生的第一个儿子),因此一个贵族男子膝下有三个等级的儿子:第一等叫嫡长子(妻生的第一个儿子),第二等叫次子(妻生的其他儿子),第三等叫庶子(妾生的儿子),比如说贾宝玉是嫡长子,贾环是庶子。按照宗法制度,贵族的爵位、领地、财产、血统都只能由嫡长子继承,叫嫡长子继承制。
我们看天子,天子去世以后谁继承?嫡长子继承。比如周文王死了周武王继承,周武王死了周成王继承,也就是嫡长子传嫡长子传嫡长子一路传下来的系统就叫嫡系,也叫正宗。次子和庶子分出去封做诸侯。诸侯也是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怎么办?封出去做大夫。大夫也是嫡长子继承,其他的儿子没得封,不再封建了,这些孩子怎么办?就做士。所以天子是一等贵族,诸侯是二等贵族,大夫是三等贵族,士是四等贵族,但都是贵族。
古代的成年礼
因此这四等贵族都要举行贵族的成人礼,周代平民也举行成年礼。成年礼什么时候举行?男子20岁,女子15岁。这个时候要举行什么仪式?要改变发型。清代以前我们的民族是留全发的,不剪头发的,或者剪一次,即小孩生下来的时候把胎毛剃掉。那么周代的礼仪是什么样的?是孩子出生以后100天(不管男孩、女孩)母亲抱着他去见父亲,父亲摸着孩子的头,给他起一个“名”,古人有“名”有“字”,正如先秦有“国”有“家”,“国”和“家”是两个字,后来合并为“国家”,“名”和“字”也一样后来合并为“名字”。那个时候父亲摸着孩子的头取一个“名”,比如说曹操长到一百天时,他妈妈抱着他到父亲跟前,父亲给他起了一个名——“操”,道德情操的“操”,不要想到其它地方,不要发生不当联想。这个孩子继续成长,头发慢慢长长,最早的时候长到齐眉毛,往两边分,这个时候的孩子叫“两毛”,也叫童毛。长成大孩子时头发更长了,往两边梳,男孩把头发盘成兽角状,叫总角,所以男孩的儿童童年时代叫总角之时;女孩也是往两边盘成树丫状,叫丫头,所以丫头指小女孩,也指地位低的女孩。
到男孩到20岁,女孩15岁时,会举行成年礼,改变发型,头发往当中盘,盘成一个笄,用一根簪子插着,插完以后,如果是贵族男孩还要戴一顶帽子,加冠,所以这个礼仪叫冠礼;女孩是插一根簪子,叫笄礼。同时请一位嘉宾给孩子起一个“字”,已经有“名”了,现在需要一个“字”,“名”和“字”要有关联,比如说曹操,他的“名”是操,字孟德,通过他的字是就可以知道他的名是情操的“操”。那么“名”和“字”有什么区别?“名”是卑称,“字”是尊称,“字”的地位高。所以古人说话自己说自己时要称名,我现在看一些电视剧说“我曹孟德”,不能这样讲。他若今天到国际关系学院来,只能说“操今天到国际关系学院”,不能说“我曹孟德来了”,但主持人得说,“今天孟德先生的演讲太精彩了”,不能说曹操的演讲太精彩,这样会不礼貌。孔子自称有两种方式,一种对当朝大夫说话自称丘,“丘也如何”,对学生说话一定不会自称丘,也不会自称仲尼,而是“吾”,对平辈或者长辈说话是“丘怎么样”,绝对不能说“仲尼怎么样”,这是有讲究的。还有一点,即便对学生说话,你会发现也有说“丘”的,那一定是让学生传话给地位高的人,等于是对地位高的人说话自称丘。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字”要在成年礼上取?原因很清楚,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一个人只有成年以后才有社交的需要,有社交的需要才要有一个尊称,才要有字,此前是小孩子没有社交,因此束发和取字意味着这个男孩和女孩长大成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既然成人了,那么在同一天要订婚,周代女孩15岁订婚,男孩20岁订婚。现在的法律规定不是这样,现在法律规定男孩22岁结婚,18岁当兵,这说明什么?说明女人比敌人还难对付,18岁上阵杀敌,22岁才能对付女人,这个礼的全称叫婚冠礼。如果这时候没有合适的对象,女孩就不举行笄礼、成年礼,叫“待字闺中”,孩子还小,还没有字,待字闺中的“字”就是名字的“字”。如果订婚了,叫结发夫妻,结发夫妻不是把老公老婆的头发绑在一块,是他们自己结发,结发的时候结为夫妻叫结发夫妻,这有很多讲究,取字、结发,然后是加冠。
“士”是有参政权、参军权、祭祀权但没有统治权的贵族
如果是前三等贵族(天子、诸侯、大夫)加冠以后还要加冕,“冠”和“冕”是两个词,“冠”是帽子,然后加冕,冕的这块板子叫“延”,延的前面有珠串,那个叫“旒”,什么意思?不该看的东西不要看——“视而不见”,两边各垂一个玉到耳朵边,叫充耳,不该听的不要听——“充耳不闻”。等级靠什么体现?靠旒的数值,天子12旒,诸侯9旒,上大夫7旒,下大夫5旒。士没有冕,只有天子、诸侯、大夫才有冠有冕,叫冠冕堂皇。平民没有冠,只有帻,叫包头巾,那个头巾叫纶巾。“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羽扇纶巾”,周瑜带纶巾,周瑜地位很高,那是什么意思?在那个时候是玩酷,到了东汉末年魏晋时代,这些贵族或者类似于贵族的士族系贵族喜欢穿平民服装,相当于美国总统穿牛仔裤的感觉。
加冠加三次,三次冠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一个帽子代表着祭祀权;还有一种帽子代表参政权;另外一种帽子代表军事权,参军权,这个帽子叫皮弁,皮弁加上去以后,可以参军可以打猎可以打仗,因此加皮弁的同时佩剑。先秦但凡是贵族都有一把剑,贵族和平民的区别就看有没有剑,韩信作为没落贵族,穷得叮当响,没有饭吃,但剑是带在身上的,所以才有人挑衅他。剑是身份的象征,也因此剑在古代兵器当中是最高贵的,十八般兵器最高贵的是剑,其次是刀,我们看武侠小说,大侠都是剑客,你见过哪个大侠是拿着铁锤的?拿铁锤的那是马仔。剑非常高贵,后代人向往先秦士人风范的都是一袭长衫,一卷诗书,一把佩剑,书剑恩仇。士有一把剑,然后开始上学学习,学六艺,文武双全,讲究修养,讲究礼仪,讲究风度等,这个一直讲究到春秋。
春秋的战争:充满了贵族精神
我们看《左传》,春秋时期哪怕打仗都体现出贵族精神和贵族风范。因为在春秋时期参加战斗的一定是贵族,最低也是一个士,这个士要打仗所以叫战士,战士是这么来的。甚至是大夫,平民和奴隶参战不作战,平民和奴隶去干什么?扛行李、扛武器,喂马,搭帐篷,做饭,打仗是贵族的事,是高贵的事,而且极其讲究礼仪。春秋早期、中期战争的时间最多一天,短的时候一个早上,太阳升起来以后总帅下命令炊事班做饭,我们出去打仗,打完了回来吃饭。为什么会这么短?这里面除了文化原因还有技术原因。春秋时期的战争是车战,不是人战,贵族都是坐在车上打仗的,每个战士一个战车,前面一匹马,自己拿着戈站在战车上,然后摆好阵势,大家都站好,之后打个招呼,看是否可以,而且要对齐,一对一的把车开过去,两军相遇时有交错,马车不会撞车,马自己会躲,两个错开,双方的战士拿起戈交锋一下,交锋完了以后车就开走了,开到前方掉头再来交锋一下,这叫一个回合。再交锋再调一下,然后再过来再交锋再调一下就是三个回合了,再转一下就是四个回合了,五六个回合差不多了,为什么?车不行了。
第二,地点一定要在国境线上,封疆的地方,所以战场也叫疆场。这个地方往往是野地,当时的“国”是中间一座城市,这个城就叫“国”,四四方方的一个围墙叫城,也叫国,旁边是郊,再外一点是野,打仗必须在野,所以叫野战,在野地里作战。
第三,规则。春秋的战争是两国交兵,走到某一个地方交界处安营扎寨,生火做饭,做好了以后,互派使节,问为什么打我,要先讲理由。比如说齐楚城濮之战,齐桓公要打楚国,楚国的军队上来,派一个使者问: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风”就是春天的时候雌性动物发情发出的一种特殊气味,动物平时没有性关系,只有生育的需要才交配,就靠雌性动物发信号,发情,发出一种特殊的信息随着风到处飘扬,告诉雄性动物。那么楚国使节的这一段话怎么理解?“君居北海”就是君住在北边(齐国的国土在山东淄博)。“寡人居南海”,“寡人”是诸侯的谦称,全文是寡德之人,我这个缺德的人,你不要小看我这个缺德的人,你还没有资格称,没资格说话。春秋时国际交往有规矩即国君和国君不能说话,说话是不礼貌的,必须由手下的人去说话,去代言,但说的时候要以国君的口气,所以使节说“寡人居南海”,寡人住在南边。“风马牛不相及”,我们两国的马和牛就算发了情谈恋爱也跑不了这么远,为何打我?齐国管仲讲了一堆理由。最后这两国打起来了,但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使节不能杀,有规矩。第一条是不鼓不成列,古代是击鼓进军,敲锣收兵。如果对方队伍没有摆好不能敲鼓,若趁机那是小人,太流氓。第二是不重伤。两国的战士开着车过来交错,如果敲过去把对方战士敲伤了,不能再敲第二遍,不能让他两次受伤,不管伤哪儿只能伤一回,那怎么办?受伤的回军营疗伤,胜利的坐下来休息。第三是不擒二毛,二毛是有白头发和黑头发的两种毛,即老年人,这种人不能俘虏,就算打败了,也得让其回家养老。不逐北是不能追逃兵,“北”是败北的意思。追也可以,只能追五十步,人家跑了第五十一步就不能追了。有句成语叫五十步笑百步,出自《孟子》,孟子的原意是跑五十步也是逃兵,跑一百步也是逃兵,那你这种逃兵有什么资格笑那个逃兵呢?这是孟子的原意。这个语境如果放在春秋是成立的,跑了五十步是安全的,还跑一百步干什么?春秋时,五十步可以笑一百步的。《左传》有这样的记录,晋国和楚国作战,晋国败了,楚国追,发现晋国有一辆战车不动,负责追这辆车子的楚国战士停下来,往下看看问,兄弟怎么了?怎么不走了?晋国战士说车子不动了。楚国的战士说我帮你看看,你这个地方没有弄对。晋国战士把这个地方调了一下,把车开走了。楚国战士回到自己车子再去追。追了两步,车子又停下来,楚国战士把自己车停下来又走过去说,哥们怎么回事,怎么又不走了呢?车又坏了,楚国战士又帮他把车修好,又让他跑,自己再上车。晋国的战士比较可笑,第二次逃跑成功之后,回过头来打招呼:谢谢兄弟啊,你们楚国就是超级大国,逃跑这个事最有经验。这是什么?这是奥林匹克啊,很有风度,很讲究礼仪,都是贵族,那是贵族时代,那个时候的国际关系非常好玩。我刚才说互派使节,要谈判,要签约,也要打仗,但是他们打仗很清楚,只是争一个老大,并不把对方消灭,你服软就不打了,签约,吃饭,喝酒。当时的邦交,一个使节过来以后要举行宴会,宴会上要赋诗,可以不是自己创作词,可以吟唱现成的诗表达一个意思,比如说:我来了,李院长就应该起来举起酒杯对我表示欢迎,或者唱歌,比如说他唱“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表示欢迎。我也要端起酒杯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那时候国际关系非常好,这是春秋。
礼乐崩坏的战国
战国完全不一样,战国是一塌糊涂,春秋战国一定要分开。到了战国时代,半独立主权国家变成了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作为邦联最高的天下共主的天子没了,其它的小国家被兼并了,只剩下十几个超级大国,即所谓的战国七雄。这个时候国际关系变了,变成得你死我活,而且我们都知道战国七雄兼并战争的结果是变成了秦始皇的一统天下,当然秦始皇不来统治也有别人来统治。我从不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词,因为我认为这个逻辑不通,“统一”是把分裂状态变成统一状态,原来是分裂的,然后再合起来,而秦以前是十几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就像现在的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一样。能说我“统一世界”吗?能说这样话吗?秦始皇兼并天下就是当时的统一全世界?不能用“统一”,只能用“一统”,这是兼并战争,你吃了我吃了你都变成了无眼鸡。这个时候到了士的时代,各国的诸侯要把自己做大做强,至少要做到不被别人兼并,所以大量的使用士,所以到了一个养士的时代。战国时代的特点是人民极其痛苦,水深火热,战争不断而且战争进行得非常残酷。春秋的战争那么彬彬有礼,但战国的战争很残酷,秦赵长平之战,秦一次性坑杀40万人。我前面说过古人的数字靠不住,打对折20万,再打对折10万,我再打对折5万人,5万人被活埋也很恐怖很残酷。这个时候礼坏乐崩天下大乱,中国向何处?谁来回答?——士。因此从春秋晚期开始到战国出现了很多了不起的士,他们就是先秦诸子。
“士”是春秋战国最牛的人:有本事、无负担、任自由
先秦诸子都是士的代表,儒家是文士的代表,墨家是武士的代表,道家是隐士的代表,法家是谋士的代表。或者说儒家是文士的哲学,墨家是武士的哲学,道家是隐士的哲学,法家是谋士的哲学,出谋划策,保驾护航,游走于世界各国。从孔子周游列国开始,其他的士都是走来串去,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者去给诸侯、大夫打工。前面讲过了天子有天下,诸侯有国,大夫有家,士什么没有,当然早期的士有田,但对于这个田,士没有产权,只是吃这一块田的赋税,后来士连田也没有了,一无所有。所以在先秦士是没有不动产的贵族,是最低等贵族,同时是没有不动产的贵族,没有不动产靠什么谋生?就得学本事,要么学文艺,要么学武艺,最好文武双全,当然也包括道德修养,这叫道德修身,有好的道德品质。修好以后,帮大夫打理他的家叫“齐家”,帮诸侯打理他的国叫“治国”,帮天子打理他的天下叫“平天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是这么来的。在春秋时,士一般是这样做的,比如说到大夫家里做管家;到了战国就到处找工作,周游列国。但战国时士的地位特别高,战国时代是人民极其痛苦,而士、读书人、知识分子很好过。春秋战国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好过的时代,各国诸侯巴结他们,比如孟子到魏国见梁惠王,到齐国见齐宣王,去见他们就像去见孙子一样。在梁惠王时魏国慢慢强大。孟子说,我问你用刀子杀人和用棍子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区别,都是杀人。孟子又问,用刀子杀人和用政治杀人有区别吗?梁惠王说没什么区别。孟子说,好,你就是用政治杀人的,你想想看,你的马厩里有肥马,你的厨房里放着肥肉,而你的国土上遍地饿殍,民众面有菜色,你是带着野兽吃人,你有什么资格为人父母?梁惠王不吭气了。孟子很好玩,之后问齐宣王:大王,比方说你有一个朋友是你的铁哥们。你出差到楚国去了,你把你的老婆孩子托付给铁哥们,等你回来你老婆、孩子都快饿死了,遇到这个朋友你怎么办?齐宣王说,绝交。孟子说,对啊,再比如说你手下有一个官员,派去治理一个地方,但他把这个地方弄得乱七八糟,民怨沸腾,这个地方官该怎么办?王说,撤职。孟子说,那好,如果一个国王把国家治理得民不聊生,该怎么办?按照前面的逻辑就应该下台了,在《孟子》中的记载是这样的:王顾左右而言它。清代谁敢这么说,但在春秋战国时言论很自由。最后梁惠王、齐宣王虽然不接受孟子的政治主张,但还得供着他,给他省部级的待遇,还不得对他发脾气。齐宣王有天想见孟子,派一个使节去,说:先生我们的大王非常想见您,想听您的教诲,但我们的大王今天感冒了,不能吹风,不知道先生能否到王宫去见他。孟子本来是要去见他的,一听这个话就说我也感冒了,而且《孟子》里有一句话叫“说大人则藐之,无视其巍巍然”,孟子跟他们学生说,你要去游说诸侯,如果你毕业以后要到诸侯公司去找工作,记住千万别把他们放在眼里,要瞧不起他们才能找到工作。现在这样谁敢?有敢的吗?
当时有一个士人叫田子方,是魏文侯的老师。有一天走在路上碰到魏文侯的儿子魏太子击(后来的魏武侯),两车相遇,古代的规矩是地位低的人要停车回避,让路。这两个遇见了谁回避,太子回避,并且下车对老师行礼,田子方根本不理他。这个太子首先受不了了,我好歹是一个太子,你不就是一个教书匠吗?但还是不敢发彪,憋了一肚子气问了一个问题,是荣华富贵的人有资格牛还是一无所有的人有资格牛?田子方说当然是一无所有的人有资格牛!你们这些人,诸侯、大夫都有不动产,诸侯有国,大夫有家,你们如果牛,那你们的国和家就没了。我们读书人有什么?一片土地都没有,我怕丢什么,我只有一肚子学问,这玩意儿丢不了,当然是我们牛了!再说我们这些智慧我们这些学问和能力,你们魏国不用我到赵国去,赵国不用我到韩国去,韩国不用我到齐国去,齐国不用我到楚国去,你们六国都不用我到秦国去,我怕什么?告诉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先秦的士牛得不得了。
到了战国,战国四君子,齐有孟尝,魏有信陵,赵有平原,楚有春申(孟尝君、平原君、信陵君、春申君)养士三千,是人才。当时有一个士人叫冯驩,去见孟尝君田文,他穿一个草鞋,佩着一把剑去见孟尝君。孟尝君客客气气地说: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要教导田文的吗?自称田文,这才是谦虚。实际上他的话的意思是到我这儿来找工作你能干什么?会干什么?但孟尝君不能这么问,从春秋到战国,总会有贵族风度,就像我前面讲的,楚国问齐国:“君居北海,寡人居南海,风马牛不相及。”为什么打我?必须讲究外交辞令,但凡贵族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英国首相丘吉尔向日本宣战也说得客客气气:“自从光荣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对珍珠港采取了军事行动以后,根据大不列颠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与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签订的协议,贵我两国既已处于战争状态,特此奉告,并致于崇高的敬意。您诚挚的朋友,温斯顿丘吉尔。”实际说他的意思可能是:“小日本,招呼都不打就打我。”看外交辞令要从中琢磨出真实含义来。这时候孟尝君要问的是你到我们这儿来能干什么?但他不能这么问,就说有什么要教导的。但冯驩说他什么都不会,就听说你这儿吃住不要钱。孟尝君说,好,好,欢迎欢迎。就安排其住在招待所(传舍)去,过了几天孟尝君问新来的冯先生住得还满意吗?门人说不满意。孟尝君问怎么不满意?门人说,主公你不知道,冯先生他实在太穷了,他就只有一把宝剑,每天晚上拿着剑唱歌,歌曰:“长铗归来乎,食无鱼!”孟尝君说,把他放到宾馆(幸舍),有鱼吃。几天后问门人他满意了吧。门人说,他还不满意,唱“长铗归来乎,出无舆!”。后面又给换了星级酒店(代舍),出入有车。但他还是唱:“长铗归来乎,无以为家!”孟尝君很不高兴,心想这也太过分了,什么也不会还提这么多要求。但最后孟尝君一肚子气咽下去,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同时他们有风骨,有精神。孟尝君养士三千,每天在他们家吃饭,请同学们想想三千人吃饭得多大的地方啊?古人吃饭是席地而坐,然后用刀和叉把煮好的肉从鼎里取出,放在每个人的案子上,然后每个人拿着刀和叉切着吃,每人一份。孟尝君有一个士,将他分配在角落里,没有灯,看不见自己吃东西,就发脾气,认为为什么你把我安排在这个地方?肯定是你那个地方吃得好,我吃得差,就故意让我看不清楚,于是站起来宣布绝食、抗议。孟尝君没办法,端着自己的盘子走过去,说这是我吃的,士一看孟尝君吃的跟自己一模一样,没有歧视自己,然后就说我错了,我谢罪,然后自杀。先秦的贵族就是这样的,士可杀不可辱。“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意思是,刑法不能加在大夫身上,士这些贵族一旦发现自己错了就自裁,不会上刑场。上刑场就是受辱,要去宣判,审了又审,查了又查,然后赶赴刑场执行枪决,那是侮辱。所以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也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他们有自由的身份,独立的人格,因此才能自由的思考问题;正因为士没有不动产,因此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诸侯和大夫不可能,诸侯以国为己任,大夫以家为己任,只有士以天下为己任。而且他不是哪一个国家的而是天下的,这是士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所以他可以朝秦暮楚,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包括孔子也可以离开他的户籍所在国(宋国),但他当时把鲁国当主国看待,他也不到任何一个国家去。孔子的爱国主义仅仅表现在一个小细节上,当他离开别的国家时说走就走,当他离开鲁国时“一步三回头”。他们是胸怀天下的人,他们都是对自己负责的人,他们都是有风骨的人,惟其如此才能在他们中间产生出最优秀的思想家,那就是先秦诸子。先秦诸子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优秀的思想家,先秦诸子所处的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思想文化史上的黄金时代。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先秦的“士”。下面我们进入互动环节!
“士”的前提:经济独立、理想和追求
学生1:易老师您好,我是国际关系学院信息科技系的大一学生,我在读《诗经》时读到非常多的描述爱情美好的诗句。我们知道《诗经》主要收录于春秋战国阶段,让我觉得春秋战国时期的自由恋爱非常普遍。但我又看了解读版的书以后,发现很多解读者将《诗经》解读为贵族阶级的恋爱生活故事。我想问的是,在先秦时期是否允许士和平民通婚,如果允许,这种现象普遍吗?当时的社会舆论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谢谢老师。
易中天:一般说,贵族的婚姻还是父母指婚,尤其是嫡长子,尤其是掌握了政权的那些人,比如说国君、大夫,牵涉到政治问题。那个时候很多婚姻是政治婚姻,统治者之间的婚姻是政治婚姻,秦国和晋国经常通婚,秦晋之好。但下层就比较随便了,尤其是士、庶之间是不是有很严格的界限不好说,大家也不关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便当时有礼教,有婚姻制度,但还是开了一个口子,即三月三上巳节。《史书》的记载叫“奔礼不忌”,就是三月三上巳节这一天是允许自由恋爱的,如果你在这一天爱上的另外一方,家里就不管。读《诗经》,上巳节时,在河边唱歌,男孩和女孩互相赠送芍药花等就是描写上巳节的,那就是古代版的花儿与少年。
学生2:易老师你好,我是大二的学生。首先非常荣幸在这里听您的授业解惑。刚才你讲到城濮之战是齐桓公攻打楚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晋国打楚国。我的问题是,前段时间在中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门前竖起来了孔子雕像,而前几天我去玩时发现这个雕像已经被移到了国博的另一侧。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对孔子的一种复杂心态,有的人说孔子是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而有的人却说,孔子的伦理道德对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很深的文毒害。对此,易先生有什么样的评论?谢谢。
易中天:孔子的事一言难尽,你再把你的问题简化一点。
学生2:当代人对孔子的评价莫衷一是,褒贬不一,对此您有什么评价?
易中天:很正常,褒贬不一是正常的。
学生2:现在有一种现象是丑化孔子,说打倒孔家店。
易中天:文革当中是这么说的,当然我不赞成这么说,我对儒学的态度简单归结为一句话,可以打倒孔家店,不能打倒孔夫子,因为孔家店是别人开的。有一首诗是这样说的“非佛非仙也不癫,圣人原本食人间。后儒要吃冷猪肉,便设神龛算酒钱”。孔子是被哄抬起来的,我在《论语》当中读到的孔子我认为他是非常可爱的人,我喜欢在家里弹琴唱歌的孔子,不喜欢坐在神台上的孔子,也不喜欢竖在哪个广场上的孔子。《论语》记载着孔子的一个故事:有客人拜访孔子,孔子不想见他,对门房说,告诉他我生病了。门房告诉来人说,先生生病了。孔子在访客没有走的时候,在房间里大声唱歌,目的是告诉访客我没有生病。我主张你要了解孔子,就要去读《论语》,《论语》这本书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是靠得住的,为什么?论语里有很多记载孔子跟人家辩论辩输了的记录在案,孔子的学生顶撞他也记录在案,子路顶撞他都记录在案,这个比较靠谱。孔子以后,从墨子开始,庄子、孟子所有的记录一旦有辩论都是自己赢,没输过,这反而不靠谱。我觉得《论语》是靠谱的,我们评价孔子,我认为要评价《论语》当中的孔子,而不是后人描述的孔子。谢谢!
学生3:易老师您好,我是大二的学生。你刚才讲到先秦的士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礼仪,那么先秦的礼对我们现代当今社会有什么样的启迪作用,如果我们为了恢复先秦的礼而崇尚先秦的礼,是不是有矫枉过正之嫌,我们如何把握好这个度,把握好这个度又将对我们文化创新以及精神文明建设有什么样的巨大作用?
易中天:礼仪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贵族礼仪背后的精神实际上是对他人的尊重。我不主张现在把周礼演习一遍,像某些地方一样,那些地方搞的是为了挣钱,跟精神文明建设八竿子打不着。我们需要的是礼仪背后的精神,我认为首先是对他人的尊重。比如说你到餐厅里去吃饭,服务员端菜来的时候,你能否跟服务员说“谢谢”,我每次都会说。我到酒店,司机给我开车,临走之前我也一定会跟司机说谢谢。这很容易做到,但很多人不做,不但不做,而且到了餐馆里还吆三喝六“服务员,过来,倒茶”,这样不好,不要以为那个很有范儿,我认为那个很丢人。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就是很多年前搞的阶级斗争,一定要说中国古代的礼仪,西方的绅士风度是虚伪的,中国封建统治者是虚伪的,西方资产阶级也是虚伪的,只有我们无产阶级不虚伪。不虚伪就是骂娘?是发彪?记得那个时候我们上课,政治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西方的教会学校犯了校规打屁股,怎么打?校长把犯校规的学生叫到校长办公室,校长宣布根据校规第几条第几款现在必须打你屁股,请脱裤子,请趴下,一五一十的打。完毕后就说请穿裤子,请站起来,然后说谢谢。你看资产阶级多么虚伪啊,打人家屁股还说谢谢。后来才反省到一点都不虚伪,为什么?因为是办公,我跟你个人没有恩怨,不是我跟你有恩怨我要打,是因为根据学校的校规,为了管好学校不得不打,我打你是执行公务,你让我打了,你配合我工作,我要说谢谢,怎么会是虚伪?所以文明的习惯、礼仪的培养都是从点点滴滴小事做起。我们现在的教育出问题就是太爱唱高调。药家鑫案出来之后,他们学校竟然发表声明坚决拥护法院的判决,法院怎么判要你拥护吗?你无论怎样拥护都只是那么判。然后是总结经验教训,要加强对师生的道德教育和法律教育,就教育老师和学生?领导干部、政工干部、行政干部、后勤干部都是不需要教育的?就盯住老师和学生了?他们学校第一个要教育的是他们的校长和书记,最好到城墙下面壁思过,当然我并不建议他们一头撞在墙上。然后说培养德艺双馨的学生,在现在虚伪的教育体制下,哪个学生敢不表态德艺双馨?用不着唱高调,从最底线做起,比如说你从玻璃弹簧门进出时,有没有回头看有没有人?如果有人把门开着,至少让人接过把手我再出去,你能否做到?上电梯时,如果看到有人赶过来能不能赶快把电梯开键摁一下,让他们进来?就是这些小事体现了你的品德。而且诸位将来是要当外交官的,这方面很重要,不要出国以后给中国人丢脸。中国之所以在外面给人感觉不好,就是因为小事,比如在餐厅里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里抽烟、吐痰,都是这些小事。我们大多数时候生活在和平的时代,诸位做了外交官出去以后,都要建立中国和外国的友好关系,这些事都要从点点滴滴非常小的细节做起,久而久之习惯成自然。你第一次说对不起,你觉得难受,但说习惯了就自然了。若实在觉得困难,我的外孙女有一条经验可以传授给你们,她犯了错误以后,我们不打她也不骂她,就是不理她。一会儿她忍不住了,对外婆道歉:“我错了,对不起。”我们才理她,跟她说:“没关系。”
学生4:今天的主题是先秦的士,您说到先秦有谋士,有墨子一样的侠士,有孔子一样的人士以及老子一样的隐士,有如此诸多的士。那曾经你和于丹老师讨论这样一个问题时,说到灰色的孔子,孔子没有色彩,只有温度,我们刚才看到有那么多的色彩,那么在整个先秦,士应该有什么样的颜色,放在今天,我们又应该具有怎样的颜色和怎样的温度?谢谢。
易中天:任何人都有颜色都有温度,但作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遗产,我主张去色彩化,也就是我所主张的抽象继承。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讲对儒家的思想文化遗产应该继承什么,怎样去继承?我提出了三句话,第一是以共同价值为标准,第二是以抽象继承为方法,第三是以现代阐释为途径。至于礼,我们现在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颜色,我想应该有生命的颜色。
学生5:易老师您好,我是文传系的学生,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先秦的“士”在中国历史上逐渐变成了一个上传民意上达天子的黏合剂,有人说因为有了中国的“士”,所以中国古代社会保持了一种稳定。现在因为我们缺少了“士”这种阶层,所以看到当今现在很多问题是价值观混乱,而且民众和政府之间缺少了这样一个黏合剂,诸多突发性公共事件难以调和。以您来看,当今中国需要“士”这个阶层吗?哪些人可以承担起“士”的角色?谢谢。
易中天:你问了一个非常棒的问题,“士”作为一个阶层是不可能产生的。我觉得在中国现代社会确实要有一部分成为士人,但这个士人就不再是古代意义上最低等的贵族,而是精神上的贵族。精神上的贵族也不是说要会交响乐,会十八种国外语言,而是能保持士的风度和风范。现在的情况很复杂,当年的士人演变到后来成为知识层,到了现在大量的是脑力劳动者,连西方人所说的作为代表社会良知和良心的知识分子都不是了。博士、硕士毕业以后的那些人我称之为脑力劳动者,他们只要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就可以了,比如说医生照顾病人,电脑工程师做好电脑,盖房子修桥的把房子盖了、桥修好就足够了。甚至人文学科的有一部分人也可以不充当知识分子,当脑力劳动者,好好整理你的文献,好好的做你的学问,教好你的书都可以。但必须有极少数人,总要有那么几个人成为士,包括你说的沟通民间与官方,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比如说于建嵘。于建嵘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他很希望民间和官方沟通起来。但我必须强调我的观点,第一,我们需要于建嵘,第二,大家不必都做于建嵘。谢谢。
学生6:易老师您好,很感谢您给我最后一个机会提问。你刚才提到先秦的士很自由,是中国思想文化的黄金时期,那么它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现在中国要想达到思想文化很自由的阶段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易中天:谢谢,太好了,你也问了一个很棒的问题。先秦的士,尤其是那些思想家们之所以有很自由的思想,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人格独立,身份的自由。曾经有一句话说,知识分子是毛,必须依附在一阵皮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个话抽象的看,没错。后代和先秦的区别在于先秦的士虽然是毛,但有很多张皮可以依附,而秦汉以后只剩下一张皮,这张皮叫皇帝,就是秦汉以后中国的士人、知识分子逐渐的没有了风范。何况汉武帝又割了司马迁的“小弟弟”,这一刀割下去把中国思想界的“小弟弟”割掉了,从此中国思想界整体阳萎。因此要回到先秦“士”的精神和那个时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们可以做不依附某一张皮的毛,或者说我们有很多张皮可供选择。而最好的办法是我把我的毛变成皮,什么意思?就是我可以自食其力,这个很重要。以前我们受到的教育说鲁迅先生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先生吃到人家的也不嘴软。但是鲁迅先生只是偶尔吃一餐人家的。鲁迅先生到某学校演讲,鲁迅上台就说你们这个学校办得很差,虽然刚才校长请我吃面,但我还是要说你们很差。因为鲁迅先不必天天吃人家的面,他有很足够的版税收入,经济上是独立的,他才可以不嘴软。所以我一贯认为,必须先有经济的独立,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没有人格的独立就没有思想的独立。这个话很多人不以为然,他们往往这样反驳我,还是要安贫乐道。我说的是经济独立,没有说“富有”这两个字,安贫乐道也得经济独立,陶渊明也得有三亩薄田才能种豆南山下,采菊东篱下,如果餐餐饭向人家讨,这样可行吗?所以一定要有经济,这是一点。
第二,还是要有理想和追求,不要被太世俗的东西束缚住。现在中国教育很大的问题就是量化考核,制定各种各样的标准,要求教授、副教授讲什么,每年填表,填那么多表干什么?如果学校的教师整天忙活这个,还让他还有创新思想?这岂不是天方夜谭?有人说,现在怎么出不了创新型成果呢?一再说我们要建设创新型国家,那怎么就是无法创新呢?北大李零教授有一句话叫学校不是养鸡场,而现在学校已经变成养鸡场了,校长天天就数着教授下几个蛋,天天逼他下蛋,天天数,然后还说怎么不下一个创新型的蛋?我说这个量化考核就是一个创新型的蛋,叫混蛋!北大、清华带那么坏的头,谁扛得住?就只好执行。我拜托各个学校校领导,在你们不得不执行混帐政策的同时,开个口子允许个别教授不这么做。而且要想清楚一个道理,人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成果不是打造出来的,真正优秀的成果、人才是自己冒出来的,是不被毁掉的。如果中国教育还这样深入持久的“毁”人不倦,将比中国足球还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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