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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荐读|李乐、武和平: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对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

李乐、武和平 语言学心得
2024-09-24


好文荐读(第150期)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对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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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对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

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对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
李乐、武和平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文章简介

文章来源:李乐,武和平.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对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J].世界汉语教学,2024,38(03):407-421.


摘要:本研究采用在线可接受性判断任务,以汉语母语者作为参照,探究搭配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对汉语二语学习者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混合效应模型显示:频率、结构类型和语言水平均会对汉语学习者的二语词语搭配加工产生影响。1)汉语母语者与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加工高频搭配均比低频搭配更快,准确率更高,说明与母语者相同,不同语言水平的汉语二语学习者对词语搭配也具有加工优势;2)不同受试对不同结构类型的词语搭配加工速度各有不同:汉语母语者为动宾式>并列式>主谓式>偏正式;汉语二语学习者为动宾式>主谓式 > 偏正式 > 并列式,说明不同的搭配结构类型可能激活不同的认知策略和加工路径,因此对加工效率产生影响;3)语言水平与搭配频率交互作用显著,即频率效应对不同语言水平受试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程度不同,语言水平越高,频率效应显著性水平越高,母语者的词语搭配加工优势比二语学习者更大,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的加工优势比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更大。

关键词:词语搭配加工;搭配频率 ;结构类型;二语水平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使用’的汉语程式语二语加工与习得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8BYY07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感谢《世界汉语教学》授权推广,全文下载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一.引言

近二十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构式语法,特别是语料库语言学和短语学的兴起,介乎于词汇与语法之间的程式化序列被语言学界赋予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正在成为语言学多学科关注的焦点。学者们普遍认识到,在语言使用过程中,程式化序列并不是边缘的或附属的,而是无处不在且对成功交际至关重要( Schmitt & Carter,2004)。相关研究表明,程式化序列在自然语篇中作用突出,占比约30%-80%不等(Wray,2013)。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而言,具备正确使用程式化序列的能力是获得接近母语者的选词能力及接近母语者表达流利性的关键所在(Pawley & Syder,1983),可以弥补其作为非母语者在目的语使用过程中的“不地道”表达。

不同类型的程式化序列在其组成部分的固化程度、可变性及语义透明度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与结构稳固、语义不透明的熟语(如,成语、惯用语、俗语等)或三词以上具有较高组合频次、语义透明的词簇(如“见见面、越来越……”)等不同,词语搭配多为两个同位词构成的语义透明组合,共现关系相对固定。英国功能主义语言学家 Firth (1957)将其定义为“习惯性共现词语”(actual words in habitual company),即词语在同一序列中共现( co-occurrence)的“横组合”。

一些研究者认为,正确使用词语搭配是熟练使用语言的先决条件(Wray,2002);搭配知识是衡量词汇学习在“质”的维度上,即词汇知识深度的关键指征之一(Nation,2001),体现了母语者语言使用的规范程度及二语学习者目的语使用的准确性与地道性(Webb et al., 2012)。然而,众多研究证实二语学习者在口语和书面语表达中对词语搭配的使用欠妥、错误率较高( Nesselhauf, 2003)。以汉语搭配学习为例,当遇到两个近义词时(如,“吸收”和“吸取”),二语学习者很可能会假设这对近义词在一个搭配中(如,“吸取教训”)具有相同的地位,而产出错误的汉语搭配(“*吸收教训”)。

为了探究影响二语学习者搭配能力的深层因素,不少研究通过实验考察了搭配习得过程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主要涉及频率、搭配强度等语言统计信息,以及搭配类型、一致性、方向性等语言学特征。但在汉语二语习得领域,目前大多数研究还只是着眼于频次信息,综合语言统计信息和语言学特征的探讨才刚刚起步。本研究通过对比汉语母语者与不同汉语水平二语学习者对汉语搭配的可接受性判断结果,分析搭配频率、搭配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在汉语词语搭配加工中的作用。



二.文献综述


2.1搭配频率在词语搭配加工中的作用支持“基于用法”的语言学家(如 Bybee,1995;Tomasello,2003)对语法-词汇二分法、大量特殊表达(如程式化序列)边缘化、忽视语言使用的作用等观点提出了质疑。根据“基于用法”的语言观,决定词汇习得和使用的主要因素是词汇形式在语言中出现的频率,即每当一个词或一个结构被使用时,就会激活大脑中的一种节点模式,因此这种激活的频率会影响词汇信息的表征水平( Croft & Cruse,2004:292)。这说明语言认知是基于概率的,是一个“直观的统计学习问题,是涉及表征的联想学习,反映了形式-功能映射发生的概率”(Ellis, 2006a:8)。依据此思路,频率效应是二语词语搭配加工研究考察的主要因素之一,旨在探索频率因素对词语搭配认知加工的影响。现有研究中,考察词语搭配加工过程中的频率效应主要见于以英语作为二语的研究,主要研究发现为词语搭配频率越高,加工速度也相应越快(Ellis et al.,2009;Wolter & Gyllstad, 2011;Vilkaite, 2016;Yi, 2018),这说明语言使用者对语言中频繁共现的词语搭配非常敏感,在语言学习和使用中优先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并进行加工。此外,有些研究发现二语者搭配加工中的频率效应与二语水平相关:语言学习者的二语水平越高,其受搭配频率影响的显著性水平也越高(Wolter & Gyllstad,2013; Wolter & Yamashita,2017;方南、张萍,2019;张萍、方南, 2020 )。目前仅有一项研究探究了以汉语作为二语的词语搭配加工的频率效应及语言水平效应。张妍(2020)通过在线语法判断任务发现,频率效应仅对中、高水平的汉语二语学习者搭配加工具有显著影响,汉语母语者搭配加工的频率效应不显著;语言水平主效应显著,汉语母语者与中、高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两两之间在反应时和准确率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此外,语言水平调节频率对二语搭配加工的影响。现有研究大都证实了二语搭配加工中的频率效应,然而在复杂的二语习得过程中,有众多因素“过滤并影响着二语学习者对目的语的感知”(Ellis, 2006b:110),因此频率效应或许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而削减。本文将考察搭配频率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词语搭配加工。2.2结构类型在词语搭配加工中的作用
除频率效应之外,语言结构内部因素是否也会影响词语搭配的加工?例如,在搭配频率接近的情况下,动-名搭配是否比形-名搭配易于被二语学习者识别?如果不同结构类型的搭配均存在频率效应,可以为基于使用的语言观提供证据支持;如果频率效应受到结构类型的调节,则说明仅强调频率作用的语言加工模型存在一定局限。目前考察词语搭配结构类型效应的研究并不多。Wolter &Yamashita(2015)在考察频率对搭配加工影响的基础上,发现高频搭配表现出的加工优势仅限于动 - 名搭配,而对于形 - 名搭配则没有加工优势。针对此结果,研究者尝试性地提出不同结构类型的搭配之间可能存在固有的加工差异。张萍(2017)通过在线可接受性判断任务考察了英语母语者和中国英语学习者对名-名、动-名、形-名三类英语搭配的加工特征。研究发现结构类型主效应对母语者和二语者均显著,且两组受试对三类搭配的加工速度各有不同。常新茹(2020)采用在线可接受性判断任务考察了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对母语为泰语的汉语二语学习者汉语搭配加工的影响。研究发现,语言水平主效应显著,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对汉语搭配的加工速度和判断准确率均显著优于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然而,搭配的结构类型效应不显著,不论是中级还是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对动宾式和偏正式两类搭配的加工速度和判断准确率均没有显著差异。现有研究尚缺乏汉语二语视角的实证考察,结构类型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汉语二语学习者的词语搭配加工仍有待考察。上述研究以及其他考察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因素研究,在讨论语言统计信息或语言学特征对搭配加工的影响时,同时考察了语言水平效应,所得结论较为一致,即语言水平也是影响搭配加工的重要因素(许莹莹、王同顺,2015b;吴继峰,2016;高珊,2017;张萍、方南,2020;张妍,2020)。然而,二语水平与频率效应是否交互影响二语搭配加工,目前在英语二语习得领域结论较为一致,但在汉语二语习得领域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2.3本研究的必要性以上研究回顾反映出已有研究基本认同频率效应是词语搭配加工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而频率效应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是否受到其他因素(如结构类型、二语水平等)的调节,综合考察加工影响因素的研究相对匮乏,且对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关注较少。首先,频率效应普遍存在于语言加工之中(Ellis,2002)。研究表明(如,Siyanova-Chanturia & Spina, 2015; Pellicer-sánchez et al., 2022),母语者和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在加工词级以上的单位时均对频率很敏感。然而,这种统计敏感性是否在不同的任务条件下、不同的目的语背景中是稳定的,目前尚不明确。本研究旨在检验汉语作为二语的词语搭配认知加工中的频率效应。其次,词语搭配的结构规则会影响语言加工(Ibbotson, 2013)。因此,在基于频率的搭配加工研究中需要考虑搭配模式,即搭配中的句法关系(Gablasova et al.,2017)。而目前仅有一项研究考察了汉语词语搭配加工中的结构类型效应(常新茹,2020),且该研究未发现结构类型主效应。此外,大部分加工研究所选用的实验语料或者混合了多种类型且音节数参差不等的搭配和短语(如,高珊,2017;许莹莹、王同顺,2015a ),或者仅关注了一种结构类型的搭配(Siyanova Chanturia & Schmitt,2008;吴琼,2019;张晓鹏、张晓瑾,2020),因此,结构类型是否影响搭配加工尚未得出有效结论。最后,语言水平是影响搭配加工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汉语领域不同语言水平层级的学习者是否对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存在差异以及存在何种差异还有待进一步考察。鉴于此,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必要进一步探讨搭配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是否会对汉语二语学习者词语搭配加工产生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因素之间的交互关系。本研究以中级、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为研究对象,对比二语学习者与母语者在汉语词语搭配加工中受搭配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的影响情况。具体回答以下研究问题:第一,不同语言水平层级的汉语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词语搭配加工是否受搭配频率的影响?第二,不同语言水平层级的汉语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对不同结构类型的词语搭配加工是否存在差异?第三,搭配频率是否与结构类型、语言水平交互影响汉语二语学习者和母语者的词语搭配加工?

三.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在线可接受性判断实验任务,将汉语母语者作为对照组,中、高级水平汉语二语学习者作为实验组,分析两组受试在不同搭配频率、不同搭配结构类型中的词组判断反应时和准确率。实验为2(搭配频率:高频、低频) ×4(结构类型: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 ×3(语言水平:母语者、高级、中级)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搭配频率与结构类型为组内自变量,语言水平为组间自变量;反应时和准确率为因变量。3.1被试受试分三组。母语组受试共30名,女性15名,男性15名,均为非语言学专业本科生。在本研究中,母语组为对照组,主要作为二语者词语搭配加工的基准参照。中级组受试共38名,女性17名,男性21名,分别来自哈萨克斯坦(7人)、韩国(6人)、俄罗斯(5人)、吉尔吉斯斯坦(4人)、巴基斯坦、越南(各3人)、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各2人)、法国、意大利、美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各1人);高级组受试共31名,女性9名,男性22名,分别来自韩国、白俄罗斯、苏丹(各4人)、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各3人)、乌克兰、土库曼斯坦、日本、泰国(各2人)、尼泊尔、马达加斯加、英国、也门、拉脱维亚(各1人)。实验实施时,中级组受试已通过汉语水平考试(以下简称HSK)3/4级,高级组受试已通过 HSK5/6级。张海威等(2021)指出,汉字识字量是衡量汉语水平的重要标志。为了准确、客观衡量中、高级不同组受试的二语水平,本研究对所有汉语二语者受试实施了汉字识字量测试。要求中级组受试识字量测试成绩区间为(60-78)分,高级组受试识字量测试成绩区间为(80-100)分。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中级组与高级组两组受试的汉语水平存在显著差异,t(47)=-14.62,<.001。表1列出了参与正式实验有效受试的基本背景信息 ① 。所有受试均在实验结束后得到一定报酬。
     3.2实验材料     本研究词语搭配的操作定义为:在语料库中高复现率、高联结强度的双实词横组合配对。之所以将搭配的启动词(节点词)与搭配词均定为双音节词语(即 2+2 式双实词搭配),是为了避免受试受到搭配的语义透明度及词组长度的影响(如“打酱油”“泼冷水”“开倒车”等 1+2 式三音节搭配,其比喻义无法完全从字面义推知,即语义透明度较低)。实验材料的选取是将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汉语语料库(以下简称BCC语料库) 客观频率统计数据与受试主观频率判断评分相结合,具体选取步骤如下:    第一,筛选节点词。从《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甲级词)》(国家汉语水平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考试中心,2001)、《汉语国际教育用音节汉字词汇等级划分(普及化等级词汇)》(中国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2010)及《标准教程HSK4 》(上、下)(姜丽萍,2014)中选取高频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各80个)作为预选节点词。    第二,组配、筛选词语搭配。在BCC语料库中检索、提取与预选节点词相匹配的搭配词,节点词与搭配词组配成词语搭配后,检索结果需满足节点词与搭配词双词共现频次在500以上的基本条件。据此条件,初步筛选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四种结构类型的词语搭配。      第三,计算互信息值。 Fano(1961:28)将“互信息”(Mutual Information)定义为两个词x和y的共现概率(the joint probability)与其单独出现概率的对数值,即两个互相共现的词,一个词对另一个词的影响程度。互信息值(MI值)越大,说明节点词对搭配词具有越强的吸引力。因此,MI值可以量化词组不同成分词之间的搭配强度。基于语料库的词组研究,通常以3作为MI值的阈值,MI≥3的词组为联结强度显著的搭配。MI计算公式参考Hunston(2002:70),式为: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在第二步中筛选出的搭配MI值,删除MI值<3的搭配,将其余搭配按MI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结合频次与MI值排序最终选出词语搭配64个(四种结构类型搭配各16个)。     第四,构拟与词语搭配匹配的非搭配词组。与并列式搭配成对匹配的非搭配词组是将2个成分词的词序进行对调,如“人山人海”和“人海人山”;动宾式、主谓式与偏正式三类搭配则是通过替换搭配中的1个成分词,并匹配替换词的句法性质、频次及笔画数构拟非搭配词组,如“新鲜空气”和“清晰空气”,新鲜[频次]=43572,清晰 [频次] =44773,新鲜[笔画]= 27,清晰[笔画=23。由于替换词须符合上述匹配条件且难易度必须是与受试语言水平相符的词,会使备选范围缩小,从而限制匹配度。因此,本研究在尽量实现替换词与被替换词的频次和笔画数匹配的情况下,确保其频次和笔画数之间无显著差异,频次(94)=1.19,P =.23;笔画 (94)=-0.96,p=.33,且搭配与非搭配词组的频次实现组间差异显著, (63)=6.95,<.001。非搭配词组对应本实验自变量频率因素的低频水平(实验材料用例详见表2)。     第五,频率判断。对上述预选词组进行编码:5= 很常见,4=常见,3=一般常见,2=不常见,1=很不常见。共有55名受试(不参与正式实验)在5个等级上判断目标搭配的频率。      最终入选的高频搭配需同时满足2项条件:(1)频次范围在BCC语料库中为F≥1000;(2)受试的频率评分区间为(3,5)分。     低频搭配需同时满足2项条件:(1)频次范围在BCC语料库中为F<100;(2)受试的频率评分区间为(1,2)分。     据此共选出32对高/低频搭配。     第六,构拟不合语法的“生造词串”作为干扰项。“生造词串”需同时满足 2项条件:(1)在BCC语料库中的频次为F=0 ;(2)构成“生造词串”的汉字均为上述已确定的高频搭配用字。据此共生成“生造词串”64个。    表 2  实验材料用例      由于筛选出的搭配与匹配的非搭配词组共用一个节点词,受试在完成实验任务时会受到搭配/非搭配相似词组中节点词启动效应的影响,从而提高加工速度,干扰实验结果。因此,32对搭配/非搭配词组及64个“生造词串”通过拉丁方设计被分配在A、B两个测试表中,搭配及与之匹配的非搭配词组不出现在同一测试表中,以避免复现相同节点词。表A与表B随机排列16个搭配、16个非搭配词组及32个“生造词串”。参加正式实验的受试随机分为人数均等的两组,分别使用表A或表B的材料参加实验。      3.3实验程序      受试在实验室单独完成测试。实验要求受试迅速判断电脑屏幕中央出现的汉语搭配是否合理,并通过键盘上的相应按键既快又准确地做出反应,若判断是可接受的汉语搭配按"J"键,不可接受则按"F”键。实验材料的呈现和数据的收集由E-prime(2.0)软件编程实现。正式实验前,受试完成练习项目,以熟悉实验任务。进入正式实验,屏幕中央首先呈现注视符“ + ”800ms;注视符消失后,空屏60ms;随后注视点位置出现目标项目(白底黑字,楷体四号字),持续5,000ms 。受试迅速做出判断后,程序自动进入下一试次;若受试未在5,000ms内做出反应,程序自动跳转下一试次。软件自动记录并保存受试的反应时和正确率数据。      3.4数据分析      本实验同时考察受试在线加工的反应时和判断准确率。正式数据分析只统计受试做出正确判断且正确率在75% 以上(含75% )的反应时数据,数据剔除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剔除判断正确率低于75%的受试数据  。      第二,剔除与受试判断错误对应的无效反应时数据。中级组剔除170个,占总数据的16.09% ;高级组剔除113个,占总数据的12.61% ;母语组剔除53个,占总数据的5.71% 。经过上述数据处理,反应时和准确率数据分别载入 R语言4.0.2,进行混合效应模型拟合。反应时和准确率为因变量,分别用了lmer和古老,glmer函数建模。搭配频率、结构类型、语言水平为混合效应模型的固定效应(自变量),受试和测试材料为随机效应。采用向前逐步回归法(forward stepwise methods)先构建反应时和准确率的简单模型,再构建逐一涵盖所有因素及交互效应的复杂模型,经逐步回归分析,获得拟合度最佳的混合效应回归模型,用 β值作为统计结果的效应量进行报告。

四.研究结果

4.1 频率效应

反应时和准确率的混合效应模型拟合结果均显示,搭配频率的主效应显著(反应时 (1,87) =96.74, <.001;准确率 (1,87) =55.59,<.001)。事后检验显示,无论是汉语母语者还是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均对高频搭配判断的反应时显著快于低频搭配(β 母语者 =-505,SE=43.98,t=-11.76,p<.0001;β高级组 =-119,SE=45.42,t=-2.61,<.01;β中级组=-107,SE=42.75,t=-2.50,p<.05);准确率也是高频搭配显著高于低频搭配(β母语者=1.68,SE=0.37, =4.50,<.0001;β高级组=0.62,SE=0.23, =2.71,p<.05;β中级组=0.48,SE=0.20,z=2.38,p<.05)。随着受试语言水平的提升,高频搭配与低频搭配反应时之间的差异程度越显著(中级组 <.05 ;高级组 <.01;母语者<. 0001).

这些结果表明,搭配频率的高低影响母语者与二语者的搭配加工,与低频搭配相比,高频搭配的反应时更快、准确率更高。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与汉语母语者一样,均对高频搭配具有加工优势,且随着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升,表现出的加工优势程度越明显。

4.2 结构类型效应

反应时和准确 率 的 混 合 效 应 模 型 拟 合 结 果 均 显 示,搭 配 结 构 类 型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反应时( 3,261)=8.46, p<.001; F准确率(3,261)=6.54,p<.001)。事后检验显示:

(1)对于汉语母语者而言,对动宾式搭配的反应最快,并列式搭配次之,二者之间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β动宾-并列=-101.02,SE=54.23,t=-1.86,p=.08),而并列式搭配判断的准确率最高,动宾式搭配次之,二者之间的准确率无显著性差异(β并列-动宾=0.48, SE=0.50,z=0.96,p=.33);动宾式与主谓式、偏正式两类搭配之间的反应时差异显著(β 动宾-主谓=-139.33, SE=55.12,t=-2.53,p<.05; β动宾-偏正=-206.86,SE=55.96,t=-3.76,<.001),并列式与主谓式、偏正式两类搭配之间的准确率差异显著(β并列-主谓=1.02,SE=0.46,z=2.21,<0.5;β并列-偏正=0.95 ,SE=0.46,z=2.06,p <.05 );主谓式与偏正式搭配之间的反应时和准确率差异均不显著(反应时:β主谓-偏正=-67.51,SE=55.53,t=-1.22,p=.22;准确率:β主谓-偏正=-0.06,SE=0.36,z=-0.18,p=.86)。

(2)对于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而言,对动宾式搭配的反应最快、准确率最高,对并列式搭配的反应最慢、准确率最低,且二者之间的反应时和准确率差异均显著(反应时:β动宾-并列 =-179.42,SE=56.33,t=-3.19,p<.01;准确率:β动宾-并列=0.69,SE=0.32,z=2.13,p<.05);动宾式、主谓式及偏正式这三类搭配两两之间的反应时和准确率均无显著性差异(反应时:β动宾-主谓=-39.41,SE=55.92,t=-0.70,p=.48;β动宾-偏正=-109.32,SE=55.61,t=-1.97,p=.50;β主谓-偏正=-69.98,SE=56.36,t=-1.24,p=.21;准确率:β动宾-主谓=0.51,SE=0.33,z=1.54,p=.12;β动宾-偏正=0.30,SE=0.34,z=0.87,=.38;β主谓-偏正=-0.21,SE=0.31,z=-0.67,p=.50)。

(3)与高级组相似,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同样对动宾式搭配的反应最快、准确率最高,对并列式搭配的反应最慢、准确率最低,且二者之间的反应时和准确率差异均显著(反应时:β动宾-并列=-206.97,SE=70.63,=-2.93,p<.01;准确率:β动宾-并列=0.62,SE=0.29,z=2.14,p<.05);动宾式、主谓式及偏正式这三类搭配两两之间的反应时和准确率均无显著性差异(反应时:β动宾-主谓=-104.37,SE=69.65,t=-1.50,p=.13;β动宾-偏正=-122.66,SE=69.92,=-1.75,=.08;β主谓-偏正=-18.36,SE=70.87,t=-0.26,p=.79;准确率:β动宾-主谓=0.29,SE=0.30,z=0.98,p=.33;β动宾-偏正=0.46,SE=0.29,z=1.57,p=.12;β主谓-偏正=0.17,SE=0.28,z=0.60,p=.55)。

这些结果表明,结构类型影响母语者与二语者的搭配加工。高级、中级水平二语者与汉语母语者在两个方面表现出一致,首先,均对动宾式搭配表现出了稳定的加工优势,表现为最快的反应时和最高的准确率;其次,主谓式与偏正式两类搭配的加工速度与判断准确率之间均无显著性差异。然而,对于并列式搭配,汉语母语者表现出了与动宾式搭配相同的加工优势,但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却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加工优势,反而对并列式搭配的反应时最慢、准确率最低。

4.3语言水平效应

反应时 和 准 确 率 的 混 合 效 应 模 型 拟 合 结 果 均 显 示,语 言 水 平 的 主 效 应 显 著(F反应时(2,87)=21.51,p<.001;F准确率(2,87)=58.02,p<.001)。事后检验显示,对于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四类搭配,汉语母语者的反应时比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显著更快(β母语-高级=-435,SE=129,t=-3.38,p<.01;β母语-中级=-823,SE=124,t=-6.66,p<.0001),准确率也显著更高(β母语-高级 =0.88,SE=0.18,z=5.05,p<.001;β母语-中级=1.20,SE=0.17,z=7.23, p<.001);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的反应时比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显著更快(β高级-中级=-388,SE=125,t=-3.11,p<.01),准确率也显著更高(β 高级-中级=0.31,SE=0.13,z=2.37,p<.05)。这些结果表明,语言水平在搭配加工中发挥作用,语言水平越高加工优势显著性水平越高。

4.4交互效应

反应时的混合效应模型拟合结果显示,语言水平与搭配频率的交互作用显著(F(2,87)=27.53,P<.001),而与结构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6,261)=0.92,P=.28);搭配频率与结构类型的交互作用不显著(F(3,261)=1.07,P=.36);此外,语言水平、搭配频率、结构类型三者之间的三重交互作用不显著(F(6,261)=0.13,=.99)。针对语言水平与搭配频率之间二重交互作用显著,进行简单效应检验,将受试语言水平的水平固定,考察搭配频率效应,即在什么样的语言水平条件下,会出现频率效应。结果显示,在母语者水平条件下,频率主效应显著(F(1,87) =84.22,<.001);在高级二语水平条件下,频率主效应显著(F(1,87) =4.96,<.05);在中级二语水平条件下,频率主效应显著(F(1,87)=4.51,<.05)。随着语言水平的提升,频率主效应的显著性水平更高(p中级组=.036;p高级组=.029;p母语者=.000)。

这些结果说明,频率效应受语言水平的调节,与二语学习者相比,母语者的频率效应更显著;与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相比,高级水平的频率效应更显著。由此可见,搭配频率对反应时的影响取决于语言水平。



五. 讨论


      5.1搭配频率效应      本研究发现,无论是汉语母语者还是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对高频搭配的反应时均显著快于低频搭配,且对高频搭配判断的准确率显著更高。频率效应因语言水平而不同,随着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升,表现出的加工优势越明显。      这一发现与Ellis et al.,(2009)、Wolter & Gyllstad(2011;2013)、方南和张萍(2019)、张萍和方南(2020 )等研究结论一致。这些研究表明,母语者及较高、较低水平的英语二语学习者的搭配加工具有频率效应。尽管以上研究均是以英语作为二语的搭配为研究内容,而本研究关注的是汉语作为二语的搭配,但在不同研究中观察到了一致结果,这让我们可以在不同语言背景下,以二语搭配频率效应验证了基于用法的语言观.       然而,在一项以汉语作为二语的搭配加工研究中(张妍,2020 ),仅在中、高级汉语二语学习者中发现了频率效应,而母语者的频率效应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该研究所选取的实验材料即使是相对低频的搭配也是母语者较熟悉的(如“上年纪、下象棋”),因此母语者的搭配加工未受到频率效应的影响。频率效应在汉语母语者搭配加工过程中是否作用显著,还有待今后更多汉语搭配的加工研究进行验证。      本研究搭配频率主效应显著的结果支持基于用法的语言观。根据该理论,只要是语言使用者频繁使用的语言单位,不论其单位大小(单词或多词序列),都会随着使用频次的不断提高,在语言使用者的记忆系统中经历从留下痕迹到逐渐固化的过程,从而促进语言使用者在识别和加工这些语言单位时提速。这说明由于高频搭配在语言输入中的高出现率,意味着二语学习者可能在心理词典中形成了更强的连接,并在语言学习过程中逐渐发展为自动化。    5.2搭配结构类型效应    本研究发现,汉语搭配结构类型主效应显著,汉语母语者和二语学习者对不同结构类型搭配的加工特征各有不同:母语者对四类搭配的反应速度由快至慢的类型为:动宾式 > 并列式 > 主谓式 > 偏正式;高级和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对四类搭配的反应时虽不同,但在结构类型上表现出一致性,反应速度由快至慢的类型均为:动宾式 > 主谓式 > 偏正式 > 并列式。母语者和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均对动宾式搭配表现出了稳定的加工优势,其次是主谓式与偏正式搭配;然而,对于并列式搭配,仅母语者表现出了与动宾式搭配相同的加工优势,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却没有表现出类似的加工优势。      以上发现与张萍(2017)的研究结论部分一致,该研究也发现二语学习者对动-名(动宾式)搭配的加工速度最快。动宾搭配相较于其他结构类型搭配的加工优势可能源于心智的具身性:人类通过自身参与及体验感知世界(Lakoff & Johnson,1999:19),这种“具身认知”离不开以动词为载体而形成的动词词组表达(张萍,2017)。      与本研究结构类型主效应显著的结果不同,常新茹(2020 )在其研究中未发现结构类型效应,这可能源于该研究对搭配结构类型考察不全面(仅包含动宾式、偏正式两类汉语搭配),掩蔽了结构类型效应对汉语二语搭配加工的影响。本研究以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四种结构类型的词语搭配为考察内容,所发现的结构类型效应主要体现在汉语二语学习者对动宾式搭配与并列式搭配的加工差异上。       针对本研究二语学习者对并列式搭配与动宾式搭配的加工差异较大,而母语者则对两类搭配的加工无显著差异的结论,我们对四种结构类型搭配的互信息(MI)值进行组间差异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并列式搭配的MI值显著高于动宾式、主谓式及偏正式三类搭配,即并列式搭配的搭配强度与其他三类搭配之间差异显著(ps <.001)。有研究表明,母语者可以有效利用搭配强度信息,对搭配产生加工优势。然而,搭配强度并不能促进二语学习者的搭配加工,甚至会对搭配加工产生抑制效应(何美芳等,2019)。这解释了本研上述究结论中二语学习者为何对低搭配强度的动宾式搭配的加工优势显著优于高搭配强度的并列式搭配,而母语者则对高搭配强度的并列式搭配与低搭配强度的动宾式搭配具有相同的加工优势。      语言加工中存在两个系统———整体性加工系统和分析性加工系统,二者并存于语言系统之中,这样的双系统构建了双加工模型(Wray, 2002)。本研究关于结构类型主效应显著的结果说明,汉语二语学习者对不同结构类型搭配的认知加工基于双加工模型,不同的搭配结构类型可能激活不同的认知策略和加工路径。对于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三类搭配,二语学习者倾向于采用整体性加工策略,在这三类搭配的加工过程中,不是依靠分析和规则,而是将当前的输入与已知的正确输入相匹配;而对于并列式搭配则倾向于采用分析性加工策略,未实现对现成“组块”的直接通达。      随着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不断提升,语言系统的组织逐渐变得更加程式化,分析机制的主要作用变成了不断地重新调整程式化的连续体。在此阶段,语言理解越来越成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宏观加工”过程,而自下而上的语法“微观加工”机制只有在宏观加工不能给出足够相关的解释时才会作为默认机制被调用(Wray & Perkins,2000)。此外,Aron & Christiansen(2017) 探讨多词语言序列(Multiword sequences)在解释一语习得与二语习得差异中的作用时发现,语言学习过程中多词序列成分词之间的语义不透明关系对于二语学习者而言往往是难于掌握的。本研究所选用的并列式搭配(如“人山人海;十全十美”),相较于其他三类搭配(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的语义透明度较低。综合以上分析,本研究中语义透明度较低的并列式搭配因在宏观加工过程中未能得到足够相关的解释而调用了微观加工机制,从而倾向于采用分析性加工策略。    5.3语言水平效应    本研究发现语言水平主效应显著,语言水平越高加工优势越稳定,与二语学习者相比,母语者对搭配的加工呈现出了最稳定的加工优势;与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相比,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的搭配加工优势更明显。     这一发现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许莹莹、王同顺,2015a ;2015b ;吴继峰, 2016;张萍、方南,2020 ;张妍,2020),不论是汉语二语学习者还是英语二语学习者都表现出了相似的多词序列加工发展特征,即,随着二语学习者语言水平的提升,加工多词序列的能力也随之提高。      本研究语言水平主效应显著的结果也支持基于用法的语言观。根据该理论,随着语言学习者学习经验的不断积累,促使语言体验更丰富的较高水平学习者对搭配知识的分布表征更趋于完整与稳定,对搭配心理表征单元之间权重的强度也更高(McClelland,1988),因而提高了搭配加工的效率,使得加工优势显著优于较低水平的学习者。    5.4搭配频率与语言水平的交互效应    混合效应模型显示,在反应时方面,搭配频率与语言水平二者之间交互作用显著,表明搭配频率对搭配加工的影响受语言水平的影响而不同,即频率效应受到语言水平的调节。语言使用者的语言熟练程度越高,频率效应的显著性水平也越明显。      这一发现与以往的相关研究结果一致(张萍、方南,2020 ;张妍, 2020),表明与高级水平二语学习者相比,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汉语接触与学习的时间较短,对不频繁使用的搭配存储稳固性较低,尚未形成稳定的语言表征单位,因此,在进行搭配可接受性判断时需要调动更多的认知资源对其识别和提取,这就使得较低水平语言学习者加工搭配的频率主效应的显著性水平没有较高水平语言学习者高。     据此,我们可以勾画出一条搭配频率与语言水平的交互效应路径:当搭配频率较低时,无论语言使用者的语言水平高低与否,均需要依赖搭配的组合要素对搭配整体的可接受度进行判断,可以认为是基于规则对搭配进行分析性加工;随着搭配频率的升高,语言使用者会从对搭配组合要素的依赖逐渐过渡到对搭配整体形-义的通达,表现为较低水平的语言学习者会同时依赖搭配组合要素中的节点词、搭配词及搭配整体进行加工,较高水平的语言学习者依赖搭配组合要素中的搭配词及搭配整体进行加工,而母语者则只依赖搭配整体进行加工。

六.结语

本研究采用在线搭配可接受性判断任务,考察了汉语母语者及不同汉语水平二语学习不同结构类型汉语搭配的加工优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无论是汉语母语者还是高级、中级水平二语学习者对四种结构类型(并列式、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的搭配具有加工优势。搭配频率与语言水平交互影响搭配的整体加工速度,且随着语言水平的提升频率效应更显著。此外,搭配结构类型对搭配加工也产生了影响,汉语二语学习者对不同结构类型汉语搭配的加工基于双加工模型,对于动宾式、主谓式、偏正式三类搭配多是基于范例的,而对于并列式搭配则多是基于规则的,说明二语学习者对搭配的加工涉及范例和规则的双模式信息加工。

      随着学界对搭配认知加工研究的不断深入,搭配在加工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究竟哪些因素对搭配加工产生重要影响还值得进一步讨论。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方面还需要更多实证研究运用不同实验方法、选取不同实验材料以验证频率、结构类型及语言水平在汉语二语词语搭配加工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汉语作为二语的词语搭配加工还会受到哪些因素(如搭配强度、语义透明度、熟悉度、语义一致性等)的影响,也同样值得探究。需要我们从不同维度全面、细致地考察不同因素对汉语词语搭配加工的影响以及各因素间的交互作用,以为汉语词语搭配加工影响因素研究做出更多有益的探索。


作者简介


李 乐

个人简介:李乐,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与对外汉语教学。2019年获全国汉语教学微课大赛团体一等奖, 2020年获西北师范大学第六届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二等奖。作为核心成员参与建设的“对外汉语教学法”被认定为“省级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2022)。现主持校级科研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一项。







武和平

个人简介:武和平,西北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应用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技术。在国内外语言类、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语委重点项目、教育部语合中心重点项目、中美网络语言教育项目等研究课题;入选甘肃省领军人才和甘肃省教学名师;担任世界汉语学会标准与认证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外语教师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二语习得专业委员会理事、北京语言大学语言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学术职务,担任Researching and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RTCFL)、《基础英语教育》和《甘肃高师学报》等期刊编委。

本文来源:《世界汉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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