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玉琴 | 后人类理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

作者简介

江玉琴 文学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当代通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外国文学学会教学委员会理事；现主要从事后人类理论、后殖民生态批评、科幻文学研究。已出版专著2部，发表中英文论文30余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摘要：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在今天产生了比较文学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争议。本文基于这一争辩，梳理了比较文学学科史上跨学科概念的提出与发展过程，并再次回归跨学科概念本身，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应该摒弃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争议，而以问题导向模式为核心，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整体系统。目前人们聚焦的后人类理论呈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这一问题研究模式，开拓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两条新路径，即以“间性批评”为导向，聚焦问题，探讨跨越自然、生态、生物、科技、文学、伦理等学科而生成的人类本体论与认知论;以“系统批评”为导向，致力于比较文学总体文学建设，推动比较文学学科整体发展。

关键词：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本体论、方法论、问题模式、后人类理论

原载：《中国比较文学》2021年第1期；注释等在此省略，完整文章请参见刊物或知网

一、混杂与矛盾的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境况

美国学者亨利·雷马克在1961年发表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给出了比较文学的经典定义:“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自此，跨学科研究就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重要维度，在比较文学本体解释上成为与跨语言、跨国别、跨文化并列的研究领域，也通常作为一种方法论与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相提并论。纵观近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日益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领域。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应该如何展开，它本身应该是比较文学学科本体论还是学科方法论还存在不少争议。

早在十年前，就有中国学者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含糊性。“尽管跨学科研究被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视野中已有较长的一段时间，但毋庸讳言，在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中，跨学科研究是最缺少理论建构的一个领域”。有很多学者充分认识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适用性，并且进行了很多有效的实践，但较少有人做学理上的梳理与辨析。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究竟是否必须“跨文化”、是否必须坚守“文学性”、应该如何“跨学科”仍然是颇具争议的话题。国外比较文学学者对这一问题也莫衷一是，如加拿大批评家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认为，目前对于一些专业学科的探讨，如果不进行多媒体维度的跨学科研究，学科复杂性无法得到处理。格拉汗·胡根(Graham Huggan)也提出，以后殖民研究为例，它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领域，糅合了很多不同学科，如文学、历史、地理、社会学与政治科学，并置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整体意义上的跨学科方法运用中。这些论述尽管拥抱跨学科研究方法，却并没有解决跨学科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困惑与相应的问题。

国内对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持两种看法。一种观点认为，研究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文学学科领域的纵深发展，产生出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思维空间的拓展，究其本质，这种观点认为跨学科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基本领域，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我们以跨越学科的跨界总体思想、思维观照各种艺术类别和学科类别，以此形成一种整合的人文学科认知体系。因此我将之称为比较文学本体论。何云波在此基础上还就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出了跨文化的视野主张，认为“跨学科对话的视线，首先需要在跨文化的背景上，清理各自的知识体系”。另一种观点认为，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方法论，如蒋述卓在《跨学科视阈中的比较文学》中明确提出，“没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本学科内的研究是难有突破性进展的。[……]文学研究在新方法论的推动下，也正在形成各具特色的新学科”。他认为，比较文学的学科交叉以文学为中心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为了多层次、全方位地揭示文学与其他学科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目的是得到关于总体文学的认识，推动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沟通。文学获得对自身的总体性的认识，是超越文学而达到的社会整体的总体认知。跨学科研究成为适用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论。

上述两种认识是基于国际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阐释、本土教学与科研实践而产生出来的。因此，本文将重新梳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生成语境与学科发展路径，探讨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原则，以后人类理论作为观照全面推进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学理性建设。

二、历史回顾与跨学科概念辨析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维度的产生来源于美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蓬勃发展。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所作的4次十年报告(1965年列文报告，1975年格林报告，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2003年苏源熙报告)可以说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逐渐成为当代主流的发展过程。这4次报告强调了跨学科研究作为一种趋势无可避免，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跨学科研究作为比较文学基本领域的重视。

1. 从列文报告到苏源熙报告：

跨学科研究成为主流

1965年列文报告就比较文学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课程设置提出了跨学科培养的模式，“为获取更高学位而设计的项目，其大量课程显然需要在跨系合作中完成，只有在跨系合作中，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和具体文本的分析才能得到充分到位的讲授”。这也意味着，因语言、翻译、文体、批评等一系列研讨而将不同系别的学生整合起来，尤其是语言学科在比较文学培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较文学学者至少能“掌握一种文学史的完整的历时发展脉络，并熟悉其语言文献背景，即熟悉其语言的历史以及能阅读其早期文献”。

如果说列文报告主要就本科生、硕士博士培养过程中需要的知识体系整合提出了建议，他还停留在对不同国别文学研究需要掌握的语言及其相关知识的储备上———这种储备是跨学科层面的整合，更多指向比较文学整体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1975年格林报告则强化了这一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学界内部，它希望使各个独立的欧洲语言系形成一种新的合作关系，促进它们把各自分散的力量整合为一个统一体，以各种方式(包括传统的和创新的)发挥统一体的作用，让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穿越学科界限、相互交往”。在格林报告中，雷马克要求比较文学探索文学与其他艺术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的观点得到了明确的回应和支持。格林报告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的存身立命基础是国别文学系，也是全部人文学科系，在美国，就是以英语系和其他外语系为强有力的基础，离开了国别语言和文学史研究，比较文学就失去了根基。对于跨学科项目，比较文学应当表示欢迎，但也需要警惕学科的交叉导致学科的松弛，而处理跨学科可能导致的学科问题就是“需要聚集特殊训练所赋予我们的各种优势:理论上的深度、方法论上的严格和对历史复杂性的特别意识”。这其实也仍然是将跨学科研究看作是比较文学的基本研究领域。这是一种本体论意识，倡导比较文学学者建立一种更具广度、深度的知识体系，并对此进行驾驭与掌握。

伯恩海默报告则认为，美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课程设置与培养方案其实产生了很严重的比较文学焦虑，但这应该归因于1990年代比较文学学科中的文学本身内涵与外延发生的变化，因此比较文学研究似乎不能简单以跨学科标准来指涉。报告明确提出，“面对学科实践之间日益明显的相互渗透，以往那种颁布一套标准有助于确立一个学科的观念已经瓦解”。伯恩海默认为，来自不同学科之间的艺术作品的比较，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传统之间的比较，殖民地与宗主国文化产品的比较，被性别建构所定义的女性特征与男性特征的比较等等，在这个广阔的话语、文化、意识形态、种族和性别领域，呈现为文学语境的扩大，这已经大大有别于之前以作者、民族/国家、时期和文类为依据的旧的文学研究模式，因此“文学”这个词已不再能有效地描述我们的研究对象了。伯恩海默报告也被认为是比较文学走向比较文化研究的清晰信号，因为他提出研究生项目中，文学现象已经不是学科的唯一焦点，“比较文学向跨学科的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某种程度上说，各学科是一种历史建构，为的是把知识领域包裹起来，整合到专门知识技能可操作的范围之内[……]而文学生产可以被比作音乐、哲学、历史或法律等话语系统的生产”。这也意味着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并非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比较，而是扩大了边界的文学(文化)生产糅合了其他学科因素，由此成为研究的场域与方法。伯恩海默报告从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列文报告和格林报告中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因为伯恩海默认为语言、文学、批评、艺术的研究尽管可以隶属于不同学科，但比较文学并非简单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或者建立一个更高标准的观察与衡量，而是应该认识到，文学是处于语境中的文学，它本身就是文化生产的一部分。这样伯恩海默扩大了文学研究的范围，将其置于文化语境与文化研究之中，以比较的方法展开的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让位于整体系统的话语生产与理论建构研究。这导致跨学科研究从比较文学研究本体转向研究方法论建构，即聚焦在文学生产场域的跨学科阐述，比较文学的“文学”成为意识形态的、文化的和体制语境的一部分。比较文学的“文学性”走向了“文化性”，而这只能在跨学科研究的模式中才能实现。

跨学科研究方法论在2003年苏源熙的“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苏源熙甚至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中的比较文学发展，跨学科研究可以说是让比较文学获得成功的关键所在，因为比较文学可以“展示为思考人文科学里里外外知识结构的试验场”，比较文学可以弥补一些学科日益丧失的独立性;而对于有价值的跨学科研究，研究者应该成为该学科体系的“本族语使用者”，继承其成果和争议，能够做该领域其他研究者所做的工作。而且为了满足比较文学的综合兴趣，研究者必须切中要害，厘清相关学科之间的概念及有效联系。因此苏源熙强调，“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敲响所有借用了我们思维方式的学科大门，宣示自身。当然我们也要感谢其他学科”。从苏源熙的报告来看，比较文学跨学科更应该成为比较文学的方法论，走向宏大的人文学科体系建构。

基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这一发展过程，我们发现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本身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它从比较文学早期的跨越性，如跨国别、跨文化、跨不同学科而进入到综合场域与整体思维研究，站在文学与文化生产的高度审视多种学科的协作与成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更接近总体文学研究，它所探讨的问题核心并非跨学科研究的跨什么与怎样跨问题，而是跨学科研究什么的问题，即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需要跨学科研究才能做到的。基于这样一个认识，我们也有必要理解跨学科究竟指涉什么，以及怎样的研究可以称之为跨学科研究。

2．跨学科概念与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德国学者缪勒(Ernst Müller)曾站在政治哲学的立场对跨学科概念进行梳理与分析，探讨跨学科作为方法论的适用性与有效性。他发现，有些概念本身是横贯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如遗传、情感、意志力、代码、种族等，它们的语义学意义并不是通过内在的学科范畴来定义的，语义跨学科的外延与学科内涵导致概念产生了含混性或对抗性。从科学和技术的研究来看，概念-历史获得了跨学科的重大刺激，从而导致宏大叙事让步于微观历史和本土调查历史，概念历史以本土呈现了与可以抵达的远方之间的关联特性。这导致科学和技术的研究在跨边界理论中指向了自然与文化之间重叠的新特质。因此，概念-历史研究方法超越了聚焦在知识生产的核心概念，搭建起日常语言中使用的概念主体化与术语化的历史之间的桥梁。就如同福柯所说的，生命和政治统一在生物政治之中，科学和政治领域之间的边界不断在概念的历史发展中被超越。跨学科概念的含混性允许政治概念因跨学科而获得重要的战略地位，但同时政治话语又限定这类概念的含混性和歧义性，因此，它本身又建构出科学不同于政治、虚构不同于政治的科学认识论。这也意味着跨学科作为方法论适用于本领域的研究既具优越性，也需要进行专业的制约。

在此基础之上，当我们回顾跨学科概念的演进，我们发现，跨学科作为方法论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跨学科的定义可以追溯到经合组织(OECD)文件。作为一种方法论，“跨学科是两个或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交缠[……]包括思想的简单交流到有组织的概念、方法论、过程、认识论、术语、信息等相互整合”。克莱恩(Julie Klein)强调，跨学科是“回答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或强调一个太宽泛和复杂而无法以单一学科或专业知识的学科视角可以解决的问题的过程，通过建构更复杂更综合的视角建构他们的洞察力”。1985年，克莱恩提出跨学科有两种修订模式，分别是工具性的跨学科和批判性的跨学科。工具性跨学科指向独立学科进行的团队合作工作，批判性跨学科则关联转换问题，质问知识与教育的存在结构，对价值和目的提出问题，打破文学和政治的疆界，将文化客体关联起来。在此基础上，鲁文(Van Leeuwen)提出三重跨学科模式，即中心主义的、多元主义的和整合主义的模式。中心主义的模式就是在重叠的主题事项上并不分开两个自动学科，如神经学与心理学和语言学之间的关联;多元主义模式认为，将学科放置在一起，作为平等的参与者，解决影响所有学科陷入的问题，如生态学和经济学中的都市移民问题;整合主义模式提出，单一的学科是不足以解决一个既定问题的，各种学科的方法都需要进行概念的总和，如文化研究。拉图卡(Lattuca)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概念变体，即已知的学科从其他学科那里借用理论和方法服务于主要学科。综合性的跨学科倾向于问题并不属于单一学科，而是建立在两个或多个学科的交织基础之上。跨学科特性就是断言单一学科并不能让它们的学科成分充分理解一个事件，跨学科的概念和理论才可能实现。因此有些概念本身是自由流动的，含糊的。库玛(Malreddy Pavan Kumar)在此基础上整合出他的跨学科模式，即基于问题的跨学科性、转换性的跨学科性和命名式的跨学科性。基于问题的跨学科性就是克莱恩的工具化跨学科和拉图卡的综合性跨学科以及鲁文的多样性跨学科。这种跨学科就是通过团队工作解决问题，或者通过不同学科方法一起解决问题。第二个模式是转换性跨学科，包括鲁文的中心主义模式、拉图卡的已知学科和跨学科模式。这种模式联合了跨、多、越或者多种跨学科特性，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广泛使用。第三种模式是命名式跨学科，这里包括鲁文的整合模式、克莱恩的批判性跨学科，以及拉图卡的概念跨学科。这种模式强调学科知识不足以解决某种问题，因此理论介入并不属于某一个体学科，只有推动跨学科综合性理解才可能实现。

从上述跨学科方法论与目的论来看，本文认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属于基于问题的跨学科研究模式，它站在一个总体人文学科的高度，审视并检视文学与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以此来解决文学中的问题，建构文学认识论。

三、后人类理论:

开拓以问题模式为导向的

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

后人类理论(posthuman theory)又称后人类主义、后人文主义，主要讨论人类因科技文明发展导致的人类物质与精神的某些潜在变革，是基于后人类文学形态而生成的对人类新形态(“后人类”)话语、价值观、认识论的研究。后人类理论既包含聚焦在“人”与“人文主义”理想批判基础上的后人文主义思考，也包括后-人类世探讨。因此“后人类”标示了跨学科话语的出现，“它不只是后人文主义的总结和后人类世主义的总结，而且是‘后科学’批评方向中的质的飞跃”。这里后人类理论至少呈现了三个维度的概念:首先，后人文主义作为人文主义的终结，表达“在人文主义之后”的意思;其次，它指向了我们传统观念的人类概念，提出我们不能再如同过去一样思考人类;第三，它指向生物科技与计算机科技联盟，后人类理论倾向于把人类看作是“后生物性的”、一个日益推进的“技术-生物”，并关注由此产生的话语体系。显然后人类理论关涉科技文明产生的人类肉体的改变与革新，以及由此产生的人类思想与话语的革新。后人类理论的核心在于研究“后人类”及其社会后果形成的认知体系与思想建构。因此“后人类”概念是一个极具张力的词语，它既具生物科技探索与思考，又是人类社会文化史的演进结果。可以说，“后人类”彰显了人类生存的新境遇。后人类理论研究作为一种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模式，呈现为问题式导向研究。

1．以科技与人类关系的质问为核心，即人与人类社会在科技发展引导下将面临怎样的冲击与变革，人类在未来将走向何方?

从这些问题导向来看，作为呈现后人类理论思考的后人类文学一方面呈现了人类生活的乐观态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的隐忧、焦虑甚至绝望。首先，生物科技与计算机科技的发展，产生了“后人类”对作为碳基文明载体的人类本身的消解与重构。人类身体与意识被重新思考，人类走向一种新形态，即人机融合，甚至人的肉身的消融。后人类文学中的身体变异可以成为研究的对象与思考的后果。后人类理论家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梳理了当代科技文明产生的人类进化结果。她发现，科学研究新发现逐步改变了传统的人类身体与意识认知。从1950年代有名的图灵测试(Turing Test)到克劳德·申农(Claude Shannon)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信息流概念，再到莫拉维克(Hans Moravec)的“人类的身份(人格)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形式，而不是一种实体化的规定与表现”，这意味着机器与人的联结是可能的，机器可以成为人类意识的存储器。传统人类概念将被颠覆。“由生物基质形成的具体形象被视为历史的偶然而非生命的必然”(海勒)，这表明肉身人类并非是人类唯一的存在形式，人类肉身与机器的融合、机器本身也将成为人类的另外存在方式。这也是哈拉维提出的赛博格(cyborg)概念。“赛博格就是一种控制论的有机体，一种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它是社会现实的创造物，也是虚构的创造物。社会现实存在活生生的社会关系，是我们最重要的政治建构，也是世界正在发生变化的一种虚构”。赛博格、机器人、复制人不再是异化于人类的“他者”，而是人类本身，他不同于传统人类模式，所以我们称之为“后人类”。尽管目前的后人类形态更多呈现在科幻小说的虚拟性中，但实际上后人类时代已经来临。它呈现在植入机器零件的人类身体中，呈现在因生化武器或化学污染产生的身体变形、异变中，呈现在无须母体培育、可以进行基因编辑的人类胚胎中，后人类时代已经来到。它反映了我们因科技的发展而在身体、智识、生态、环境等方面的认识超越了以往，呈现为一种新的模式，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认识后人类，认识他们可能的影响与作用。

其次，“后人类”挑战了人类对于世界认知的二分法观念。“后人类”既在主体建构上消解了主体与他者的二元对立，推动了人类社会文化思想的更新，同时也以螺旋状上升的方式反思并重构人类社会文化史。从人类思想史的建构来看，人成为“大写的人”与“世界的主宰”也呈现为一个发展的动态。布拉伊多蒂认为，人类历史上构建的人的观念，人之为人的独特性，也即是大写的“人”，最早是由普罗塔格拉斯确定为“万物的尺度”，后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中演化为一种普遍模式，集中呈现为达·芬奇的“维特鲁威人”，追求身体完美理念与身心健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套思想的、话语的和精神的价值观”(布拉伊多蒂)，也即人性中人的定义。这种人性定义我们通常冠之以人文主义。17世纪笛卡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认为理性是“让我们人类区别于动物的唯一东西”。这个核心的“判断力量以及区分对错能力[……]是所有人都同样具备的能力”。正是这种能力决定了真理的存在，决定了笛卡尔的人类是“我思，故我在”。笛卡尔的理性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人类理性头脑与灵魂意识的决定性作用。这种观念在话语与逻辑上确立了人类主体性，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人类灵魂与肉体分离的观念，将人类意识/灵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为科技发展将物理意义上的身体介入新物质提供了可能，为后人类的产生提供了阐释的路径。当然这一观念最重要的影响是形成观念二分法，意识/身体、自我/他者、主体/客体等相关概念由此而生。当后人类重新糅合各种二分法而导致人们重新思考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时，它早已超越哲学思辨范畴，而成为人类社会文化史上的核心认知。这也是布拉伊多蒂与哈拉维强调的，在文化建构中，后人类一直都存在。哈拉维以赛博格概念批判了人类社会文化史上以差异性建构的压迫政治，她说:“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论;它赋予我们自己的政治。赛博格是一种包括想象和未知现实的浓缩形象，是两个联结的中心，建构了历史革新的任何可能性。在‘西方’科学与政治传统中，即种族主义的、男性-主导的资本主义传统;进步传统;自然适应性作为文化生产来源的传统;从他者反应重新生产自我的传统;这些都导致有机组织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场边界之战。这场边界之战的危险已经进入了生产、再生产，以及想象的领域”。而布拉伊多蒂则从社会文化史的梳理中看到了自然-文化二元法的消解，产生出“后人类作为一个主要流通概念运用于全球化技术中介时代的社会生活”。布拉伊多蒂并没有追随众声喧哗的去“人”中心化，而是回到人类文明初始所建设的自然-文化的连续性。自然-文化的连续性是一种科学范式。与社会建构主义范式不同，它并不倾向于进行社会分析以及相应的社会机制研究和批判，而是强调生命物质的自组(自创)力量，反对自然-文化二元论，坚持一种非二元的、自然-文化互动观念。

显然，后人类理论聚焦于后人类文学中因科技发展导致的身体变异与观念更新，打破了人类、生物、自然、科技等各种学科门类的界限，从哲学观念上重新思考并探讨人类及其社会发展的未来。基于文学虚拟性研究的后人类理论呈现了跨学科后人类文学生产与研究的多种可能性，也即“间性批评”模式。

2．人类是否可以或者怎样通过文学来昭示已有哲学社会思想在这一进程中的指导?

海勒发现了生物科技发展带来的人类物质性与思想性的危机，但这又是人类不得不面临的现状，她认为文学作品早就对这一现象有前瞻性的想象，我们可以借鉴这些文学作品重新审视科技发展与人类社会的新问题，探讨可能的路径，因为“文学文本并不只是被动的管道。它们在文化语境中主动地形塑各种技术的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它们也表达一些假说。这些假说与那些渗透到科学理论中的观念非常相似”。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提出的“后人类文学”。“后人类文学”以虚拟性与当代文学发生着密切关系。叙事成为一种具身化的话语形式，“在这个方面，文学文本所做的，绝不仅只是探索科学理论和工艺制品的文化内涵”。海勒希望将抽象形式与物质形式交织起来，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理解其中具体特点的塑造，认识“信息如何失去它的身体，电子人如何被创造为一种文化偶像/标志和技术性人工制品、人类何以变成后人类”。在这种虚拟性推动下，科幻小说成为后人类文学的最好载体。而其中赛博朋克(cyberpunk)式的想象、赛博格推动的人类特性以及基因工程合成的人类性所产生的社会隐喻，都进入了后人类话语。

科幻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疆界也常常聚焦在后人类身上。基因突变和长生不老等研究为人们的想象提供了翅膀。反乌托邦也成为科幻小说的主题。在科幻小说中，伦理话语往往成为焦点，如基因科学产生的伦理争议。后人文主义的伦理和政策话语不同于生物权力和生物政治的批判性反应，而这两点却是文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后人类理论家通常将他们的理论之线追溯到几个基本来源，如福柯关于生物权力的晚期演讲，哈拉维对跨界、混杂生物的书写，如赛博格和跨基因物种，以及海勒对人类赛博基因的阐述。而文学批评家沃尔夫(Cary Wolfe)则坚持认为，我们应该挑战批评分析的标准，将其置于理性范畴的争议中，“如果它是后人文主义的思想，那思想本身的特性必须发生变化”。沃尔夫强调了动物研究、性别研究和种族理论、利奥塔德和德里达的非人类研究、卢曼(Luhmann)的系统理论，以及福柯论生物权力的有影响的论文。“整个逻辑都必须重建”，以适应后人类变形的强大潜力。因此理论在后人类的文学与文化研究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

基于理论的这一主导作用，沃尔夫由此强调传统的人文主义和“后人类”或“超人类”技术-狂喜，都导致了“一种人文主义的强化”，因为它们都保留了基本的态势，这种态势将解放人类真正的自我。当前流行文化中对后人类所面临的挑战的想象主要来自对身体存在的挑战，来自人类与自然世界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假设。因此后人文主义并非将人类重新概念化，而是认识一个完全新颖的、被认为更好的人类形式。从这个观点来看，身体限制了个体自由。身体的改变，甚至剧烈的变异可以取代原来瘦弱的身体，为已经存在的具身化的人类本身获得一种延伸的生命周期和提高的能力。后人类，正如流行文化中想象的状况，在自我之中加入这种优越的能力，追求后身体的修订与异变，为人类昭示乐观的后人类未来。这也是布拉伊多蒂描述的未来愿景，她希望创建一种后人类人文学科，以新叙事的方式说明全球化人类星球维度、道德进化来源、人类及其他物种的未来、技术设备的符号系统，强调数字人文学科的翻译过程，指引走向后人类宣言因素的性别和种族角色以及以上所有的制度内涵。这呈现为崭新的人文学科规划，将引领文学研究和学术探索走向可持续的后人类未来。

结论：比较文学跨学科的

可能路径：间性批评与系统批评

基于比较文学学科史上对于跨学科研究维度的论述与发展，本论文在详细解析跨学科概念与跨学科研究模式基础上，提出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可以建立问题导向模式，并以后人类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后人类理论如何在问题导向上综合文学、人类学、科技、生态、自然的发展而产生的总体思考。本文针对后人类理论的这一跨学科研究，提出两个主张，即以间性批评作为问题导向研究的基本模式与系统批评模式建构跨学科研究的认知目标。

1．间性批评:以后人类理论建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基本模式

后人类理论的间性包括主体间性与文化间性。西方认识论哲学肯定主体性，强调理性，建立了从笛卡尔到康德、黑格尔的主体性哲学。杨春时认为，人文科学的建立，打破了认识论和自然科学方法的统治，柏格森、叔本华、尼采、克罗齐对直觉和意志、欲望体验的重视，胡塞尔的精神现象学、解释学的注重理解与对话，都表明了人文科学方法论已取代传统认识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人文科学注重体验、理解，它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交往的方法”。因此主体间性具有三个维度的意义:立足于人类思想发展史基础，后人类理论的间性批评主张得以强调，同时主体间性既在哲学认识论层面呈现了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间的共生性、平等性和交流关系，也在社会层面体现了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后人类理论呈现的间性批评涉及人类、科技、生物、环境等相互交缠的关系与对话。

2．系统批评:以后人类理论建构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目标

钱学森是我国系统科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于1979年10月北京系统工程学术讨论会的讲演中第一次提出并详细论述要建立系统科学的体系。“我们应该回到系统这一根本概念，采用‘系统科学’这个词。系统科学是并列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是基础科学”。系统科学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领域研究的问题联系起来作为系统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研究。魏宏森在与钱林森交流基础上，提出了“广义系统论是建立在系统学基础上的，是系统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连接的桥梁”。换句话说，是科技与人文研究的结合。赵伟等人在系统科学的认知语境中提出，生态文明应该是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协同演化的结果，社会文化协同反馈以促进生态文明理念的融入，环境治理政策与实践协同反馈以促进建设的目标任务的融入，智能科学技术和社会行为协同反馈以促进绿色、低碳、循环的生态科技的融入，经济与环境协同反馈以促进新发展方式的融入。显然系统科学已经为人所认识，并运用在跨学科研究模式上，以此指导进行生态环境研究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研究的互融与合作。系统科学也成为实现跨学科研究的可行性模式。后人类理论也可由此探讨人类如何通过文学来探索哲学、社会、思想对科技文明的指导作用。

总而言之，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基于学科分类壁垒的打破，学科边界整合的需求。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并非简单的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比较，也非文化研究，而是一种文学与文化生产的场域研究，内中糅合混杂了各种学科知识与认识论，目的是致力于对整个人文社科问题的探讨，以系统性整合为研究目标，真正建构起更大规模、更高层次的人文学科知识体系与认知体系。它本身也呈现为一种整体性思维模式，致力于实现比较文学研究的总体文学目标。

（推文编辑：宴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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