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敢：我与邓绍基先生（《我与师友》之九）
知道邓绍基先生还是在徐州师范学院(今江苏师范大学)读研时候，入学后导师王进珊、郑云波先生所开必读书目其一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著《中国文学史》。
邓绍基先生
1981年初确定硕士论文题目为《赵氏孤儿剧目研究》后，就更注意研读其“元代文学”部分。我不知道该书“纪君祥”一节何人所写，但该节对我把握该剧主题起到了引导作用。
1989年6月14—19日，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徐州召开。1989年1月，会议发出预备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人员为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徳、卢兴基、石昌渝、白维国、张国星、李伊白，后五位到会，前三位未到，但陈毓罴、刘世徳提交了论文。我与邓绍基先生，失去一次见面机会。
顺便提一下，当时民间传着一句话，说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有“三驾马车”，即是指陈毓罴、邓绍基、刘世徳三位先生。
1989年陈毓罴提交首届国际金会小传
陈毓罴（参见上图）、刘世徳（参见下图，两份）先生还提交了小传，两位先生的头衔使后学难以望其项背。可想而知，邓绍基先生必然也应显赫无比。
1989年刘世徳提交首届国际金会小传
1997年7月30日至8月3日，第三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西大同市举行。到会人员中有太原师专教授潘慎先生，会间闲聊，我们均大吃一惊：原来业师王进珊先生是当年潘先生在复旦大学读书时的授课老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先师受“胡风集团”影响，被江苏省公安厅逮捕；潘慎1956年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语言所，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被劳改；师生均经历了长达20年的人生坎坷。我们遂以师兄弟相称，并且此后过从甚密（参见下图）。
潘师兄告诉我邓绍基、章培恒先生也是先师的学生，他们三人序齿潘慎最长，但年级最低，盖章培恒、邓绍基、潘慎1950年、1951年、1952年先后入学也。潘师兄说他与邓绍基都是常熟人，桑梓同乡，心理感情自然更觉亲切。潘慎还说他和章培恒均系由私立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而先师亦是同时转入也。
2000年10月22—25日，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山东省五莲县五莲宾馆召开。潘慎师兄建议我邀请邓绍基先生参会，收邓先生2000年10月9日信函（参见下图），云：
2000年10月9日邓绍基信函
吴敢教授：
多承相邀参加第四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本应按时到会，领受教益。无奈十月二十三日有全国古籍整理规划领导小组会议，难以离京赴鲁。深表歉意。敬祝会议圆满成功。此致
敬礼
邓绍基2000年10月9日
潘师兄深以为憾，盖他拟当面咨询当年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情况也。顺便多说几句，潘师兄于诗词格律造诣甚高，著述颇巨，他还是中国女书研究第一人，其女书书法也很有成就，总算没有被政治运动毁掉一生。
2001年2月17日收到王永宽兄信函（参见下图），云：
2001年2月15日王永宽信函
吴敢兄您好！上次通电话时所说《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一事，这里把有关材料寄上。您便中可先考虑一下，过几天咱们再电话交换意见。您有什么想法，也可直接和邓绍基先生联系。
书稿已全部排出校样，正在组织人员校对。若有出版社愿出此书，我们将提供校正后的软盘，这样可省去一道重要而烦琐的打印校对程序。谨此敬颂
文安！
永宽2001.2.15
信中所说《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参见下图，邓绍基主编），是一部古代戏曲研究的重大成果，也是古代戏曲研究者必备的工具书。
邓绍基主编《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
此举一例，可见一斑，即书后所附“分类索引”之“元明清戏曲作品总集、选集、别集”中收有120种之多的戏曲别集。
21世纪伊始，拙作《20世纪<金瓶梅>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发表以后，我全力投入古代戏曲格律文献研究，其一即为戏曲别集研究。
别集之名最初见于南朝梁阮孝绪《七录》，自《隋书》以下，均有此目，其《隋书·经籍志四》曰：“别集之名，盖汉东京之所创也。自灵均已降，属文之士众矣，然其志尚不同，风流殊别。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名之为集。”
于是，《汉语大词典》为别集定义说“经史子集中集部的分目，同总集相对而言，即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这就是说，传统的别集概念只涉及诗文，不包括戏曲。因此，应当建立戏曲别集概念，即应当扩延传统别集的概念。
《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应是第一个提出戏曲别集概念的著作，引起我对该书的极大兴趣。王永宽兄信中与电话中所说，即动员我参与该书的出版，并且给我一个副主编的名义。
如此重要一部典籍，因为可能没有商业利润，竟然一时找不到出版社接招，真是一大出版悲剧。
《邓绍基论文集》
虽然我不会浪得虚名，但我依然实实在在向出版界的多位朋友极力推誉该书。并且提上徐州教育学院院长办公会，希望学校能够出资赞助。因为出版社索要资金过巨，此事最终未能成议。
该书后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印数仅1500册。拙文《说戏曲别集》载《东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一期，认为戏曲别集是一个客观存在，即收录个人戏曲（含杂剧、传奇、花部）剧本的集子。《诚斋传奇》是第一部戏曲别集。由作者命名的第一部戏曲别集是《大雅堂乐府》。
明嘉靖年间为戏曲别集的开创时间。晚明与明清间戏曲别集批量出现。清康雍乾嘉时期是戏曲别集的大发展阶段。晚清与民初的戏曲别集仍保持着相当的规模，但已为余绪。拙文总得182种戏曲别集。
2006年3月24—26日，“纪念王季思、董每戡百年诞辰暨中国传统戏曲学术讨论会”在中山大学留学生宿舍和佛山南海枫丹白露酒店召开。
2006年3月广州古代戏曲会与邓绍基、胡世厚合影
邓绍基先生与会（参见上图，右一人为胡世厚先生），有一次会议宴请，我们隔壁桌，正好座位相邻，我向邓先生敬酒时因《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出版事表示道歉，邓先生说：“哪里哪里，怎能怪你，你尽了努力，我应该感谢才是。”
2000年至2010年，我收到邓先生贺年卡8封（参见下图），每次均钤印签名，一丝不苟。
邓绍基2000—2010年贺年卡
2010年8月20－22日，因为清河县政协副主席赵杰兄等人的努力，由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筹）与河北省清河县政协联合主办的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河北省清河县清河宾馆召开。
2010年8月21日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合影
邓绍基先生出席（参见上图，前排左起第七人即邓先生，第一人即潘师兄），并在开幕式致词（参见下图，前排左起第五人即邓先生）。
兹全文将邓绍基先生在开幕式上的发言存录于此：
2010年8月21日第七届（清河）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开幕式
尊敬的郑主席：
尊敬的冀书记、张县长：
尊敬的黃霖会长：
尊敬的吴敢副会长：
我很高兴，承蒙会议发起单位相邀，使我有机会到清河来参加这个盛会。我一病两年，今年刚开始出来参加会议。我自己对《金瓶梅》缺乏研究，我的发言只能在边沿方面讲一些粗浅的看法，请大家原谅。
《金瓶梅》是一部奇书，这个说法由来已久。我想也可以认为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出现过这样那样的，并且产生过这样那样影响的奇迹。
《金瓶梅》的出现，我认为也是一个奇迹。它是在明代出现的，我想恐怕它也真应该出现在明代，而且不可能产生在其他的时代。如果要说可能性的话，宋元时代或者还有可能性，至于清代绝对没有出现这样作品的可能性。但是，这样一部奇迹般的文学作品，在很长的历史阶段内，没有得到人们的应该有的认识。
这个作品也长期处在被禁锢、被封锁的状态下，乃至被认为是一种邪恶的东西。我听说解放前上海的大资本家，他们的书房或客厅里面要摆二十四史。安放在组装柜里的二十四史，尽管他们并不读它，柜里的书籍还没有打开包，从没打开过，但他们要把它放在书房或客厅里，作为文雅、高雅的标志。
我同时也听说，在上海的一些资本家，他们也要收藏《金瓶梅》，但是他要把它放在暗无天日的银行或钱庄的仓库里，或者放在保险柜里，因为他们把它看做邪恶的东西，用来镇邪，所谓以邪恶阻挡邪恶。
到了“五四”时候，1917年开始文学革命的时候，在我们想来，当时一些新文化的领导人物，大部分都受过西方文化的熏陶、洗礼，应该相对容易接受《金瓶梅》的，但是，我一直感到很奇怪的是，当时有名的人物胡适几乎不承认它是文学作品，他和钱玄同通信时对这个作品贬低得很厉害，而且极力排斥。
尽管陈独秀的看法和胡适不同，他肯定了作品描写和揭露社会黑暗的功绩。最奇怪的，当时有一位非常激进的人物钱玄同，在对待《金瓶梅》的态度上，也是前后摇摆，最终还是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几乎走到了把《金瓶梅》看作是诲淫诲盗的这样的看法的立场上去。我一直认为，也是一种感觉罢，尽管“五四”人物如鲁迅、茅盾、郑振铎等都对《金瓶梅》做出过正面的评价，他们的这些作为，也发生过影响，但是“五四”前后，《金瓶梅》研究没有出现一个在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出现、应该出现的与“五四”精神相一致的研究的新局面。
在《金瓶梅》的研究史上，它真正的繁荣期是出现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它主要是依靠在座的学人、专家开创出来的，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出现的，因为这样一个时期，提供了解放以来最好的文化环境，提供了各项学术事业发展的机遇。
但即使在这样一个环境和条件下，还是要靠学人们自己的努力奋斗。《金瓶梅》研究的学术积累并没有也不可能像《红楼梦》那样多，这有历史的原因。《红楼梦》研究的历史积累大多了，提倡者和实践者中大名人也多，王国维、蔡元培、胡适、顾颉刚、俞平伯等都是今天人们所说的超一流的学者，还要加上毛泽东主席。
他在延安时，在一次讲话中就把《红楼梦》和中国的四大发明相提并论。所以，后来胡乔木同志整理《论十大关系》时，里面加上了“《红楼梦》是中国对世界的贡献”这样意思的话。这样的人物登高一呼，应者云集。《金瓶梅》研究没有这样的的历史积累，《金瓶梅》研究在“五四”时期并没有出现可能出现的新局面，而主要在改革开放时期，由《金瓶梅》研究者来开创，恰恰是金学研究的重要的特征、重要的优点。2000年，我和史铁良先生编一本明代文学研究资料时，看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印象很深。我感到，《金瓶梅》研究事业正走向繁荣昌盛。
我认为，衡量一门学问繁荣昌盛的主要标志有两条：一是它所需要的基本资料的整理出版，由不完备走向完备，由不丰富逐渐走向丰富，这是一个标志。二是出现一大批著作、论著，其中有优秀的乃至是权威的研究论著。作为同步现象，也就会出现一大批研究人才，乃至是权威的人才。所以，从这样的我理解的两条主要标志来看，我觉得《金瓶梅》的研究，也就是金学，正是朝着这样一个昌盛繁荣的目标，在不断地前进，不断地为学术事业做出贡献。
我还知道，《金瓶梅》研究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了热心于这一研究事业的各级政府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他们也做出了贡献。这次清河县的领导对我们的这次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刚才，我听了黃霖会长的讲话，我很感动。而且我知道，清河县还成立了研究会，还有刊物，还要努力建成一个研究基地，这都使我这样长期在文学史方面尝试着作些工作的人，十分佩服。
在我国的历史上，地方行政长官关心文学作家是有古老传统的。我经常会想起一个人物，唐代的一位观察使叫范传正，当他去访问、凭吊李白的坟墓的时候，他没有忘记要找到他的后代。居然找到了李白的孙女，她已嫁给了农民。他就问她：“你有什么要求啊？”李白的孙女就讲，当初我的祖父有遗愿，死后葬在青山，后来葬在龙山了，我们没有完成他的遗愿。这位观察使就讲，在很容易啊。他就对陪同他访问的当地的行政长官说，这个你要给解决啊！这样，就解决了。还问她家里有没有家谱啊？还问，你现在跟农民结婚了，要不要改嫁啊，我来帮你改嫁吧！
唐代的观察使愿意帮妇女改嫁，在清代官场是难以想像的。当然，他是从门第观念出发的，而李白的孙女是忠于爱情，爱情第一。她说，我跟丈夫感情很好，我不改嫁。所以，我总想起这个例子。地方长官关心前代作家到如此地步，我们的文化古国就有这样好的传统。
所以，我尽管因病还在休养中，还是决定应邀到清河来，是要向在座的为开拓《金瓶梅》研究的新局面，而且不断把这个新局面向前推进的专家致敬，要向清河县的领导致敬，向你们致以深深的敬意！谢谢！2010年8月21日上午
本次会议到会116人，收到论文70篇，自然不乏佳作，但与会人员普遍认为，邓先生的致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由古至今，因内及外，娓娓道来，看似平常，实为经典。邓先生虽然没有对《金瓶梅》做出具体研究，但仅此一致词，即在《金瓶梅》研究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吴敢著《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封面
我在会议期间曾拜访邓先生，报告了金学概况和今后设想，有过一席畅谈，邓先生始终认真听讲，不时插话，耳提面命，令人难以忘怀。邓先生建议我在《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基础之上完成《金瓶梅研究史》，给我很大鼓舞。
吴敢著《金瓶梅研究史》封面
拙著《金瓶梅研究史》后来终于成稿，2015年6月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参见上图）。邓先生赠我其主编之“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元代文学史》（参见下图），成为我书房插架必备之书。
2010年8月邓绍基签赠《元代文学史》
这是邓先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席金学会议，致词所称郑主席是邢台市政协副主席郑一民，冀书记是清河县委书记冀东书，张县长是清河县县长张万双。他们看望与会专家，出席开幕式，宴请与会人员，敦促会议工作人员尽心尽责，确实如邓先生所说对会议“作了非常重要的支持”。
邓绍基先生（1933年2月—2013年3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任文学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辑部负责人、副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还担任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和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等。
2010年8月邓绍基签赠《元代文学史》
刘跃进先生在《邓绍基先生的学问人生》（载于《中华读书报》2014年6月16日）一文中说：“为人处世，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或有兼济天下的抱负，或求独善其身的结果。相对来讲，后者易，前者难；两者得兼，难上加难。凡有兼济天下情怀的人，做事总是先为他人着想。……邓绍基先生做事，就总是先为他人着想，几十年如一日，有口皆碑，这不容易。他长期担任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工作，识大体，顾大局，谦和待人，严于律己。这几乎是所有与他接触过的人的共同看法。”信哉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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