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选民、王敏：易为古今，译为中外——谈潘文国先生的翻译研究
摘要: 本文以潘文国先生在翻译方面的相关论著为基础，结合其翻译实践，对其翻译研究进行了概括和述评，将他的翻译研究总结为三个特点: 借历史作鉴，通古今之变，开中外之路; 以哲学为基，跨学科之藩篱，闪实践之光辉; 从汉语出发，以文化为本，立中国译论之言。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他的翻译研究的特色，对我国的译论建设具有宏观性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跨学科; 翻译研究; 中国译论; 中国文化
1．引言
潘文国先生虽然以语言学研究为学界所知，但他的翻译研究从一开始就与语言学研究齐头并进，一直贯穿于他的整个学术生涯之中，而并非如有些评论者所说，是“后来居上”(冯智强 2004: 63)。早在 1986 年，“古文今译例谈”系列的译文就与他的音韵学研究等一同见诸于《中文自学指导》。据潘先生自己说，他协助叶步青博士在英国创办了一个中英双语杂志 Macrolinguistics(《宏观语言学》)，并自告奋勇开辟了一个“唐诗欣赏”专栏， 由此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潘先生以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蜚声学界; 在汉英对比研究方面，他独创了一条“以哲学为基、借历史作鉴、从汉语出发”的研究思路，而这在他的翻译研究中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可以说，他的语言学研究和翻译研究相辅相成，在学术界有着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对潘文国教授的翻译研究做出概括和述评，将其总结为三个特点: 借历史作鉴，通古今之变，开中外之路; 以哲学为基，跨学科之藩篱，闪实践之光辉; 从汉语出发，以文化为本，立中国译论之言。这三者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交织，共同形成了潘先生的翻译研究的特色(这也是本文的论述有重叠之处的原因)。希望本文对当今的翻译研究者有一定的启发。
2．借历史作鉴，通古今之变，开中外之路
潘先生凡展开研究必先追根溯源，“借历史作鉴”的思路一直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方法之中，翻译研究也不例外，并力图做到“通古今之变”，开中外之路。他善于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创新。在《英译中诗鉴赏论略》中，他追溯了英译中诗鉴赏这一学科的历史发展，对该学科的先驱闻一多先生以及为这一学科做出贡献的吕叔湘先生、许渊冲先生、张今先生等的论著做了研究后，呼吁我们要继承前辈们的努力，使中诗英译鉴赏这门学科进一步理论化、体系化，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在《单数乎? 复数乎? ——唐诗英译二十四品之一》中，他谈及中国古代的诗歌鉴赏向有“诗品”的传统，其中尤以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最著名，“由于时代关系，当时既没有译诗，也不会有关于译诗规律的探索。我们把我们拟写的一系列文章叫做《唐诗英译二十四品》，希望能在这方面作一些尝试，以弥补前人之不足”(潘文国 2006: 85）。
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还体现在将研究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反对割断历史，进行主观评判。在探讨严复及其翻译理论时，潘先生将严复的翻译观置于当时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下，力图肃清人们对“信达雅”的误解，从源头上阐释了这条 20 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原则的真正含义，让人们得见严复的翻译理论的真面容。在这种历史研究方法的指引下，他将严复的翻译理论定位为“社会政治学派”的翻译理论的代表，并从历史的视角总结道，严复的翻译理论反映了中国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面，从古代向现代的演变，即从古代的综合型向近代的分析型发展，要求更具有“科学性”和“学科性”。
“借历史作鉴”可以说是潘先生的学术习惯，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他的学术生涯中有几次“从头开始”: 搞语言研究从零开始，他的办法是穷尽性阅读。应杨自俭先生之邀，要为 2001 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研讨会写一篇介绍国外翻译研究的文章时，当时远在澳大利亚担任维多利亚州教育部汉语顾问的他又一次从头开始，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在墨尔本各大学图书馆找到所能找到的翻译理论著作，按照自己以前研究音韵学和构词法的经验，以时代为序，进行逐一细读，最终写成了《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一文，并得以分三期在《中国翻译》上连载，在翻译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该文从历史的维度全面介绍了三十年来，特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发展的情况，并对具有代表性的六个当代翻译学流派的来龙去脉和主要观点进行了剖析。潘先生把有没有自觉的学科意识作为一条分水岭，将西方翻译研究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非绝对的): 第一阶段，从古代的西塞罗( Cicero) 到 1959 年，叫做传统的翻译学阶段; 第二阶段，从 1959 年雅克布逊(Roman Jacobson)发表他的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开始到 1972 年，叫做现代的翻译学阶段; 第三阶段，从 1972 年(正式发表是 1975 年)霍姆斯(James Holmes)发表里程碑性的论文《翻译学的名称和性质》开始至今，叫做当代的翻译学阶段。这种划分得到了许多译界学者的认同。
3．以哲学为基，跨学科之藩篱，闪实践之光辉
具有跨学科意识是潘先生做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他以哲学为基础将翻译研究与对比语言学、中国传统文章学等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体系。他强调翻译实践的重要性，认为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实践性，而翻译实践也是他的翻译研究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翻译与对比语言学》一文中，他探讨了翻译与对比语言学之间的关系。受叶斯柏森(Jespersen 1946)对索绪尔的批评的启示，他指出对比研究与翻译研究各有其理论与实践，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比研究的理论可以对翻译研究的理论产生影响，也可以对翻译的实践产生影响; 同样，翻译的理论研究可以对对比的理论研究产生影响，也可以对对比的应用研究产生影响。这两门学科具有共同的基础、共同的性质、共同的追求目标，但是在方法论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而且，翻译与对比研究的最新发展对各自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呼吁学界要关心翻译学和对比语言学这两门学科的协同发展，善于利用对方学科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更好地促进自身学科的发展。
在《中籍外译，此其时也——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一文中，基于对比语言学和语言哲学，潘先生提出“中西互译”与“西西互译”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翻译，需要依托不同的理论。他认为从对比语言学的立场上看，沃尔夫提出的两个基本观点，“一是要区别比较语言学和对比语言学: 比较语言学是同语系内部语言之间的比较，而对比语言学是相聚遥远的语言之间的比较; 二是要注意防止‘一元语言观’、特别是‘均质印欧语’对人类思维进化可能造成的伤害，把从西方语言分析得来的结果当成‘最终的、绝对的’真理”(潘文国 2007a: 33)同样适用于翻译。“西西互译”与“中西互译”的不同，正如比较语言学与对比语言学的不同，在“均质印欧语”彼此翻译的过程中产生的翻译理论并不适用于中西互译。他指出，从语言哲学的立场上看，洪堡特和沃尔夫都认为，“每一种语言背后存在着一种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方式，在‘相距遥远的’语言之间尤其如此”(潘文国 2007a: 33)。同理，翻译研究也是如此。只有把“西西互译”与“中西互译”看作两种性质不同的翻译，需要不同的理论，才能以更主动的态度致力于中国译论的创新。他基于汉外对比、特别是汉英对比研究，进一步指出由于中外语言的差异、特别是汉语与西方主要语言的差异，即使在中西互译中，“外译中”和“中译外”也是不同的翻译实践，也需要不同的翻译理论。
潘先生还从中国传统文章学的角度呼吁建立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在论及中国传统译论中的“文质之争”和严复的“信达雅”时，他强调“文质”指的是译文自身的风格，“信达雅”首先不是翻译学问题，而是文章学的问题。这两组概念一个产生在中国传统译学之始，一个诞生于中国传统译学之末(同时也是现代译学之始)，连接这两个端点，我们就对中国的译学传统有个初步的认识，即中国译学本质上是个文章学的传统。他评论道，文章学是中国的特色，中国古代有世界最发达的文章学，严复在古今交会之际，在翻译作为一项重要事业登上文化舞台之时，取用它作为建立翻译学的基础，是合乎时宜的，也是继往开来的一大发明。他从严复的“信达雅”出发，总结道，“文章学翻译学的内容十分丰富，可说已经包含了西方译学中的忠实论、读者中心论、翻译伦理论、文学翻译中的美学论等，但内容还要丰富”(潘文国 2012: 6)。他相信，从文章学的角度重新梳理中国译学传统，并跟外国译论作比较，就有可能构建中国特色的译学理论。这一点在他 2011 年发表的《文章学翻译学刍议》中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事实上，他在 2007 年就曾在《英汉语篇对比与中国的文章之学》一文中首次对中国传统的文章学作了梳理和介绍，提出了从中国传统概念出发的对比研究思路。
前面提到，潘先生翻译研究的基础是哲学的方法。在此，我们要对他的《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一文加以特别评述，原因是该文在他的整个翻译研究体系中起着纲领性的作用。在该文中，他从哲学研究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出发，并结合语言学与中国传统文论和译论的相关问题对译学研究中的一些现象进行了探索和思考。在本体论方面，他探究了翻译学到底是干什么的? 翻译学是“学”还是“术”? 他得出的结论是，翻译学应该是一门既是“学”、又是“术”的综合学科; 翻译的基础是它的实践性，因而不光是“术”的研究要强调实践，“学”的研究同样要强调实践的基础。在认识论方面，他探讨了翻译学应该研究什么? 翻译学研究的问题从哪里来? 怎样避免“伪问题”? 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学科的研究对象、它所要研究的问题来源只能有两个，或来自理论，或来自实践，实践是自身的实践，理论是自身对命题的哲学思辨，要正确对待移植过来的问题。在方法论方面，他讨论了翻译学应该怎么研究? 有没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 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要想不建立也难。
潘先生一贯强调翻译实践的重要性。当他意识到翻译的文化转向在实现了由“术”向“学”的模式转变之后，在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后果，即翻译研究离开了“术”，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变成了人人可以高谈阔论的东西时，他挺身而出，坚决捍卫实践的必要性。事实上，潘先生的翻译实践与他的翻译研究密不可分。他的译作颇多，其中主要的要数《二千年前的哲言》、《赫兹列散文精选》以及《朱熹的自然哲学》。从选材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哲学的关注。《二千年前的哲言》汇编了先秦二十种典籍的五百六十多条语录，该译著对弘扬中国文化具有积极的作用。译著《赫兹列散文精选》体现了潘先生深厚的文言功底，再现了原作者多样的散文风格。在《朱熹的自然哲学》的“译者序”中，他坦言译书的过程是个学习的过程，并提到翻译该书的一个难处是大量的回译，即把英文著作中引用的中文文献再译回中文。为了译得准确，他有一度“几乎成天泡在古书堆里，苦苦寻觅一些引文的原文; 在国外期间还不得不专程一次次从一个城市跑到另一个城市去寻觅中国古书”(潘文国 2003: 2)。我们看到的是，他作为一名译者的丰厚学养和严谨态度。
4．从汉语出发，以文化为本，立中国译论之言
潘先生在谈论翻译研究时常常从汉语出发，将着眼点落在中国译论的建设与汉语语言和文化传播的主题之上，充分体现出他作为一位中国学者对汉语文字传播和中国文化外译的人文关怀。他有关“字本位”的讨论和对汉语文化的关切也折射于他的翻译研究之中; 他曾谈到，在中学时就立志要“用英文把中国古典文学介绍到世界去”(潘文国 2013b: 1)。在《英译中诗鉴赏论略》一文中，他站在更好地向全世界宣传汉语、汉文化的角度，着重探讨了外族语本族文学作品鉴赏这门新分支学科的重要性。他指出建立在这一层次上的英译中诗鉴赏的意义在于: 首先，“为英语民族读者着想”，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不认为只有外国人才能承担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作为中国人，我们希望译作能真正代表中国的优秀文化。因此，他建议“比较理想的是两国学者的合作”，“这样合起来才能成璧”。它还为外国读者“多提供了一面镜子”，提供了一种原作本国人对译文的选择和评判，这无疑会促进他们的外国文学研究，促进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与理解。英译中诗鉴赏还有对本族读者的意义，通过这条新的鉴赏途径，对本族文学作品以及对本族语言和文化的理解可得以加深。
在《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中，他对以英国汉学家格雷厄姆(A．C．Graham)为代表的国内外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汉籍英译只能由英语译者“译入”，不能由汉语学者“译出”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国际学术界对“译出”的关注是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也是翻译理论发展的结果。在翻译研究实现了文化转向的背景下，要不要翻译，译什么以及怎么译构成了文化对翻译的干预。今天的汉籍英译，如果完全按照“译入”的处理，中国文化的弘扬就完全没有自主权，要完整地介绍中国、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就只有通过“译出”进行干预。潘先生认为，从战略上，“译出”可以从主体的角度，完整地呈现本国或本民族的形象，或把他人不易察觉的本族的文化精华提供给国际社会; 从战术上，他以汉籍英译为例，提到在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选什么作家、不选什么作家，选什么作品、不选什么作品会造成外国读者对中国文学或作家不同的整体形象。要想完整地向外国介绍中国文化，中国学者和翻译家有必要进行文化干预。他从韦努蒂(Lawrence Venuti)的异化翻译策略出发，认为“Sino-English”不但可以容忍，而且应当鼓励。他强调这不是鼓励我们采取硬译、死译的办法，而是主张在努力把汉语译成地道英语的过程中，尽量减少对中国文化形象的损害。他呼吁中国译者应在加强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外译工作，为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在 2007 年发表的《中籍外译，此其时也——关于中译外问题的宏观思考》一文中，他再次对中籍外译进行了更为宏观的思考。他认为，我们首先要明确中国学者从事中译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其次需要认识建设“两个理论”的重要性，即研究中西互译的特殊性及中译外和外译中的不可替代性; 另外，他从宏观的角度，统筹规划中译外这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的四个子工程: 翻译精品工程、译品研究工程、工具书编纂工程和人才培养工程。
如果将潘先生发表的关于中国特色翻译学的相关著作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翻译研究环环相扣，高屋建瓴地探讨了中国译论建设的重要方面。他在《当代西方的翻译学研究——兼谈“翻译学”的学科性问题》中指出西方译学对中国译学理论建设的重要启示意义，呼吁“加强与国际译坛的对话，借鉴引进国外最新的翻译理论，结合中国翻译的历史与现状，加强翻译学科的理论建设和学科建设，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理直气壮地建立起中国气派的译学理论和译学学科体系”(潘文国2002c: 20)。
此后，他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接连发文从源头探讨中西译论，而落脚点都在建设中国自身的译学理论之上。在《严复及其翻译理论》中，他开宗明义地讲道: “本文试图证明如下三点: 1) 不能说中国没有翻译理论; 2) 不能把严复的翻译理论只归结为‘信达雅’; 3) 迄今为止对‘信达雅’的解释恐怕多未到位”(潘文国 2004b: 610)。他将严复的翻译观称为中国第一个成熟的翻译理论，把它命名为“社会政治学派”，指出这一理论深深植根于中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并将严复的翻译理论归纳为五个方面: 1) 把翻译看作翻译家作为社会的一员、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一员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态度; 2) 把翻译看成是救中国于危亡的重要手段; 3) 根据社会与政治的需要来选择翻译的书籍; 4) 为达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将翻译与学术研究结合起来，经常采用注释法; 5) 发明了“达旨”的翻译方法。他将严复的“信达雅”与泰特勒(Alexander Tytler)的翻译三原则加以区别，认为后者是“原文中心论”，并从源头解释了“信达雅”的本质，得出结论: 这三条标准指的是道德标准、内容标准和语言标准; 它大概是中国乃至世界上出现的第一个“读者中心”的翻译理论; 它们并非彼此孤立、互不相干，而是内部紧密联系、一气呵成的一套原则。
潘先生在 2008 年发表的《从“文章正轨”看中西译论的不同传统》中，又从严复的翻译理论出发，指出严复的“信达雅”首先是“文章正轨”，其次才是“译事楷模”，并顺着这个思路，从新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译论。他指出中国传统译论与文章学有着不解之缘; 甚至可以说，中国传统翻译学本身就是文章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认为中西传统译论的根本差异在于中国传统译论总的倾向是 target-text-oriented(译文取向)，而西方传统译论的总的倾向是source-text-oriented(原文取向)。潘先生认为，在译论传统方面，中西正好也是互反而互补的: 西方重源，中国重流; 西方重原文，中国重译文; 西方重作者，中国重译者; 西方重过程，中国重结果。他还认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译论中有很多新的理论居然发现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影子: 如西方相继出现的社会学派、文化学派、读者中心论，特别是目的学派，有许多主张与严复的主张和做法有着相同之处。
在《译学研究的哲学思考》一文中，潘先生对翻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作了通盘论证，就“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这一宏观问题进行了论述，考察了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的条件，指出从西方理论出发的中国语言学和翻译学已经走了百年，其效果难如人意。在这个过程中，中文和中外翻译的特色遭到了相当大的漠视，强调中国特色、中文特色，不但有需要，也是有必要的，他呼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在 2012 年，他刊发了《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对有没有中国特色翻译学作了进一步的审视。他提出，这个问题不应在理论上兜圈子，而应从实践上看。“中国特色翻译学”首先是个实践问题，翻译实践首先是语言实践。中外互译实践与印欧语之间互译实践的不同决定了建立中国特色翻译学是必然的选择。这个“特色”首先是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特色; 第二个特色是中国文化特色。他对“中国特色翻译学”下了一个定义: 即“要在解释一般翻译现象以外，能够解释汉语特色、中国文化特色、中译外和外译中各自的特殊要求、特殊标准、特殊方法的理论，是要能指导中外互译实践、既为历史所证明、又能得到当代翻译实践家认可的理论”(潘文国 2012: 3)。他进一步谈到，理论问题说到底就是话语权，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过程就是争夺中国翻译话语权的过程。关于如何重建中国译论的话语，他说中国译论“失语”的原因是过去百年来的过度“西化”，建设中国特色翻译学的途径之一是跳出西方框架，回归中国语境，寻找中国话语。2013 年，潘先生又发专文《构建中国学派翻译理论: 是否必要? 有无可能?》。他认为必要性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向世界回答中国有没有翻译学的问题，解决一个民族虚无主义的问题; 二是要对历史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解决一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 三是要对历史发展有一个展望，回答中国翻译学的发展前途问题。中国翻译历经几千年，传统译论中有很丰富的资源，这为建立现代中国译学提供了可能性。他主张反对“格义”式的以西律中，挖掘本土资源，立足自身的实践，走古今中外结合之路，重建中国话语，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
5．结语
潘文国先生的翻译研究与他的语言学研究一脉相承，相得益彰。他的翻译研究借古论今，以外论中，洋溢着一种珍贵的人文情怀，透露出一种深厚的爱国热情。我们从字里行间能够领略到一位学者非同寻常的才智和丰厚不俗的学养。在对潘先生的翻译论著进行研究之后，我们发现，他的翻译研究发人深省，对我国的译论建设具有宏观性的指导意义。
潘文国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些能够引发争鸣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他呼吁中国译者应在加强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外译工作，为在新世纪弘扬中华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对此，笔者的观点是，我们应该从更加理性的角度看待这个问题，应该把中国译者从事汉籍外译工作更多地理解为一个特定时期(如在当下大力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中)的翻译策略，笔者对此也曾有过专门论述(参见罗选民，杨文地 2012: 65)。他谈到，中国传统翻译学本身甚至可以说就是文章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结论激发了我们对中国译学的传统资源的重新思考，但同时，更加详实且有说服力的史料和理论的支撑也必不可少。他指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译论中有许多新理论发现了中国传统译论的影子，有许多与严复的主张有相同之处。这一论断折射着潘先生对中国自身传统的热爱，但同时，读者在跟潘先生一同感到欣喜之余，可能会产生疑问，我们如何从中西方不同的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的角度来阐释这个问题呢? 重新反思这些问题有助于潘氏翻译研究的不断提升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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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选民，广西大学君武学者，外国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翻译与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墨尔本大学亚洲学者讲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与跨文化研究，英汉语比较研究，比较文学。
王敏，清华大学博士，研究方向: 翻译与跨文化研究、澳大利亚研究。
本文原载《外语教学》2015年第3期，第80-84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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