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伟合、朱琳：具身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认知心理特征与过程

摘要：翻译过程同时是译者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当代认知科学的具身认知范式表明，这个心理过程表现为具身性、层次性与系统整合性特征。本文首先以多学科视角阐述具身认知范式的核心思想及其对译者认知心理研究的革新意义，然后对上述翻译认知心理特征进行阐述，并重点对译者具身认知的社会心理发展过程以及双语加工机制在具身认知视角下进行新的诠释，重在凸显译者主体经验与情感在翻译认知心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具身认知；译者；翻译过程；认知心理

引言

翻译过程同时是译者复杂的认知心理过程。以往的翻译认知心理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理性主义无身认知传统影响，其研究是忽略译者主体的，因而形成了旨在进行语言分析和寻求对等的工具论译者形象，而其在真实翻译活动中复杂的道德情感参与、社会斡旋、语言与文化策略权衡与操控等综合认知心理过程与特征却被悬置，从而在理论上造成了一种理想化或者“语言真空”状态的译者工作环境。因而，这种研究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真正揭示译者主体性参与的真实语言文化综合认知心理特征。

翻译研究需要在认知科学最新理论思想指导下，在综合思考翻译文本内外诸多影响因素基础上，对翻译认知心理过程进行比较系统的解释。当代认知科学由无身认知（disembodied cognition）向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范式的转变已成为译者认知心理过程研究新的学术背景。首先，此范式转变已经深刻影响到认知科学所涉学科领域，如哲学、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人类学等在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反思与革新（见下文第１节），而这必然亦影响到与上述诸学科密切关联的译学研究；其次，具身认知范式反对笛卡尔式超验理性对身体的压抑，主张主体能动涉人的身心体验对理性认知的先在性，并且在神经生理学与心理学、认知无意识、现象学等多层面揭示认知发生并衍变于认知主体与周围（物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之互动过程中，因而可以启发我们思考如何以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具身认知特点为视角和线索，将翻译的社会文化“宏观”视界（大环境）与文本“微观”视界（小环境）有效联通，来对译者认知心理过程进行系统性合理解释。

1. 具身认知范式之核心思想

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也称“具体化”或“具身性＂（embodiment），是心理学中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具身认知理论主要指生理体验与心理状态之间有着强烈的联系（Niedenthal et al. 2005；landau et al. 2010）。生理体验“激活”心理感觉，反之亦然（Barsalou 2008）。在具身认知思想发展中，具身认知学者们还提出了“situated, extended,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的思想，用以强调“脑——身体——世界”系统在塑造认知过程中三者彼此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参见Gibbs 2015: 12; Chemero 2009; Clancey 1997; Clark 1997, 1999, 2003; Dawson 2014; Shapiro 2011; Varela et al. 1991）。

具身认知思想之所以作为认知科学研究的新范式，一方面源于其对西方理性主义认知传统与身心二元论的反拨，以及对人类身体在塑造认知方面之重要作用的揭示；另一方面源于其多学科的理论思想资源。具身认知思想已成为探索人类复杂认知世界所遵循的重要思想和理论指导，其核心思想可在其多维身体观与多学科理论资源方面集中体现。

具身认知思想与笛卡尔式“我思故我在”的无身认知思想不同。无身认知思想视身体为一种纯粹客观的存在和对理性认知的障碍。相反，具身认知思想则是“我在故我思”的，它主张“认知是高度具身化、情境化的活动，并且在思的存在应该首先被考虑到并被认为是行动者的存在”（Anderson 2003: 91），所以身体在具身认知思想中是主客统一的，是身心合一而塑造认知的。具身认知重视认知与身体、认知与情境、认知活动与身体活动之间的关系，身体在具身认知思想中被赋予了更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了解这一点是深刻认识具身认知思想的关键。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逊（Johnson 2007: 275-277）对身体的意义做了较全面而深刻的研究，他将身体描述为五个维度，分别为：身体之生物性、生态性、现象性、社会性和文化性。这五个维度合为一体，共同构成了具身认知视野下的身体观，也成为进一步诠释身体如何塑造认知的理论基础。从具身认知关于身体的多维度分析可以看出，人类身体不仅是世界物质存在之一，而且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物质存在：他可以移动其本身并构建和阐释整个（包括他自己在内的）物质存在所处的人类经验世界。因而，人类身体可以概括为世界中的物质主体（Todes 2001; 徐献军 2009）。

梅洛－庞蒂提出“意向弧（intentional arc）”与“最大把握（maximum grip）”概念来解释身体与世界的联系。意向弧用来说明身体能动性地获得技能，而这些技能不是以表征形式“存储”在内心，而是作为对世界中各种情境做出应对的倾向而存在；最大把握用来说明身体（自我）区分各种情境并做出准确反应的倾向，它倾向于使当前情境更接近于技能主体所把握的最佳完型心理期待（H. Dreyfus & S. Dreyfus 1999: 103）。美国当代现象学家德雷弗斯（Dreyfus）（1999: 103-120）关于具身性技能习得观的阐释直接得益于梅洛－庞蒂这两个概念的启发，而德雷弗斯的思想也启发了本文对翻译认知心理特征的阐释（见下文2.2）。

具身认知思想是对现象学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徐献军 2009），并在认知科学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多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成果，例如认知心理学与神经科学（Solo et al. 2005; Gallagher 2005; DARAASIO 1994; Sanford 2008）、认知语言学与认知心理学、神经科学等学科交叉共同研究语言与认知的具身性（Lakoff & Johnson 1999; Johnson 2007），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Pfeifer et al. 2007: 19）、人类学（Csordas 1999: 143-162）等。上述这些领域之研究尽管视角与方法各异，但均是对西方传统理性主义认知的反拨，均遵循着一定的思想框架，即，反对笛卡尔式超验理性对身体的压抑，主张主体能动涉人的身心体验对理性认知的先在性，强调认知发生并衍变于主体（机体）与周围（物理的、社会的、文化的）环境之互动过程中（更详细论述参见（朱琳 2012））。

2. 译者认知心理之具身性与层次性特征

具身认知强调人类认知的具身性与情境（适应）性以及完型心理之特征，启发本文提出具身性翻译认知研究之新思维，它强调译者认知心理的具身性、系统层次性与系统整合性特征。

2.1 译者认知心理之具身性

据具身认知理论思想观之，译者的认知心理过程同样具有具身性，即身心合一的体验性。本文称之为“译者之具身认知观”，它主张译者是感性存在的个体，而非理性的工具，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诸因素（如身心体验与情感）真实参与（而非隐身）的价值以及在语言文化方面创造性工作的意义。

译者是翻译过程的核心与主导性要素，在整个翻译过程中译者始终是作为一个社会性的认知主体而存在，其特定生活环境、整个社会文化发展状况、职业发展特点、技术革新等诸多环境因素，以及译者个体在上述诸多环境因素影响下逐渐积累的实际翻译实践经验，直接影响和塑造着其对翻译活动的认知，进而直接影响到其跨文化交流的心理态度及其翻译方式和翻译策略的选择。

所以，任何途径的翻译研究都不可忽视译者主体性因素（译者主体性在其社会认知心理系统中的作用之论述见3.1），尤其是不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译者是作为有情感的创造性个体而存在（情感之于翻译认知心理系统的构建见3.2）。译者的社会地位、语言风格、情感、动机、信念，甚至是生活环境的影响无不渗透在整个翻译过程当中，影响着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体现于译文形式与内容的不同层面。一个简单的例子：山东籍翻译家张谷若的译作《德伯家的苔丝》中以山东方言对译原作中的英国埃塞克斯乡村方言以体现浓厚乡土气息，表明了译者语言风格受其早期生活环境的影响。请看译例：

“Had it anything to do with Father’s making such a moment of himself in thick carriage this afternoon? Why did he? I felt inclined to sink into the ground with shame(Hardy 1992: 58)

“今儿过晌儿，俺看见俺爹坐在马车里，出那样的洋相，他那时怎么啦？是不是叫这档子事折腾的？那阵儿把俺臊的，恨不得有个地缝儿钻进去！”（张谷若 1984：35）

上面这段译文如果配上地道的山东腔，读起来会颇具山东农村姑娘的韵味。但设想另外一个译者没有山东生活经验，他又会如何译呢？或许有多少译者就会有多少不同的译文。但不管如何译，有一点是确定的，即译者对翻译策略和语言风格的认知会受制于其主体生活体验和职业经验。

简言之，具身性特征揭示了人类主体涉身经验对认知之先在性的重要事实，表明了人类认知心理的一般特征，因而具身性也是符合翻译认知心理特征的。

2.2 译者具身认知心理之层次性

根据具身认知思想和翻译过程特点分析，我们主张译者认知心理过程乃是一种整合性模式，具有系统性与层次性（系统整合性特征分析见下面第3节论述）。译者具身认知心理之层次性观点如下：翻译认知心理应该是由有意识的综合性认知思维过程与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经验性（习惯）翻译过程两个大的层次组合而成，前者是翻译质量的保证，后者则是翻译速度的前提。

就具身认知思想而言，身心合一的具身认知并非单一层面。全面理解具身认知至少需从三个层面分析：（1）神经生理学层面，（2）认知无意识层面，（3）现象学意识层面（Lakoff & Johnson 1999; Johnson 1999: 81-82）。意识层面与无意识层面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上述具身认知这三个层面共同作用，构成了人的独特性存在并形成各种能力。所以，认知是在我们的身体与环境互动的复杂过程中产生的，它是一种情境性（situated）的身心智慧（body-becoming-mind wisdom），而非纯理性的心智。

上述具身认知思想对分析翻译认知心理特征最大的启发就是，翻译认知心理也并非总是纯理性的心智过程。前述梅洛－庞帝的“意向弧”和“最大把握”概念表明，人类认知世界是身体（认知主体）与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是通过身心体验而形成的情境性的完型心理期待。翻译认知心理研究同样也不可忽视译者的身心体验性、情境性和完形心理特征。德雷弗斯（H. Dreyfus & S. Dreyfus 1999: 105-113）在梅洛－庞帝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具身性技能习得观，对技能习得的普遍认知心理发展过程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将其推及翻译技能习得可以得出：从翻译初学者到熟练译者再到专家译者的发展过程应该是从有意识思维与模仿到无意识行为的应对技能，再到经验性自觉调整适应（发展）的高级综合技能之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译者会将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不断纳人自己的认知与思考，不断形成新的翻译习惯和经验。所以，翻译技能发展的心理过程本质上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情境性反应与（有意识的）经验性反思两个基本层次组合而成的具身性综合认知，这两个层次的不断交替组成了翻译技能螺旋式提升的心理发展特征。

罗宾逊（Robinson 2003）也认为翻译技能提高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习得新经验、打破旧经验的循环过程，其翻译“经验之轮”更详细地解释了这一点（见图1）。

图1描述了翻译经验发展的过程模式（从直觉到经验再到潜意识）。顶部这条线表明了轮子旋转的方向和临届点：向右顺时针（instinct为始端）转动表明译者的经验发展过程：直觉（第一阶段：abductive experience）→经验（第二阶段：inductive test与deductive experience）→潜意识习惯（第三阶段：subliminal translation autopilot与habit）→情境性调整→新的直觉；向左逆时针（subliminal为始端）转动表明译者在获得一定经验之后的反思与再度提高过程：经验反思（reflection）→经验改变（adjustment）→验证新经验（inductive test）→形成新习惯（new habit/intuition）→经验再度反思。逆时针的反思过程反映的是经验与习惯形成之后在新的情境中遭遇失败时，需要面对新情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和改变，并随着归纳性经验积累与验证，再度形成新的习惯与直觉技能的过程。这样一个不断反思与提高的过程避免了经验的僵化。

翻译“经验之轮”描述的整个过程，不但表明了翻译过程是由有意识的综合性认知思维过程与无意识的经验性（习惯）翻译过程组合而成的，而且也同时说明译者认知心理发展过程是对各种经验的整合性认知过程。如图1所示，这些经验包括关于世界／社会的经验、语言运用经验、人际经验、翻译职业经验、翻译技巧经验以及文化、价值观、各种规范等等诸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3. 译者具身认知心理之系统整合性

关于如何将具身认知指导思想贯穿到对翻译心理的系统整合性思考，我们借鉴前述诸多相关学科在具身认知研究中关于语言、环境、经验与认知相互关系的相关理论（尤其是基于前述具身认知理论强调“脑一身体一世界”相互关联系统塑造认知之思想），结合对翻译活动本身之思考，得出基本理念如下：作为跨文化交流的渠道，翻译活动发生在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和交流情境之中，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大环境影响以及具体的技术条件、翻译规范、交流语境、个体能力等小环境影响。从发展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译者的认知心理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和教育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是在译者具体翻译实践中和身心体验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因而是具身性翻译认知心理发展过程；就即时翻译过程而言，译者翻译过程涉及文本、文学、文化、翻译技术与目的等多方因素的考量，必然要激活大脑中存贮的上述诸多方面知识、经验和情感态度，这些具身性知识和经验也就构成了其具身性翻译过程认知和思维的前提与基础，因而其翻译过程也必然是具身性的。这也符合具身认知理论关于以往具身性经验构成新的认知活动基础的理论思想（参见Wilson 2002）。

因此，无论是译者个体认知能力发展，还是具体翻译过程，不仅以译者具身认知经验为基础，而且也同时塑造着译者具身认知新的发展。也正是由于上述影响译者具身认知的诸多因素之动态特征和译者具身认知之个体差异，才会导致不同译者认知心理之差异，从而导致不同译者对同一源文的翻译也会有所不同。反之，这种翻译差异（可能体现于多方面），其根源都可以追溯到不同译者基于各自不同具身认知发展历史（acquisition history）而形成的具身认知心理差异。

3.1 译者具身认知发展之社会心理过程①

翻译活动是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发生的具有一定规范制约的社会文化活动。所以，以翻译规范为主线，以译者认知心理发展为视角，可整合翻译活动发生的相关社会文化制约因素，对译者具身认知心理发展的社会化过程进行描写（见图2）。图2是从发展心理学角度，将对译者具身认知心理的研究与对翻译规范的研究进行整合思考之结果：具身认知范式对译者身心体验的强调为我们确立了译者认知心理的观察视角和基点，并要求我们对译者成长所涉社会文化环境进行考察；另一方面，翻译规范概念所具有的多元文化系统渊源使它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整合效果，可以将翻译过程所涉诸多社会文化因素整合到一个相对系统的框架下进行讨论，形成对译者社会心理发展过程较全面的描写与解释。

图2以历史和社会视野，以译者具身认知心理发展的宏观社会化过程为视角，描述了以翻译规范内容为核心的综观的译者工作环境与社会心理发展过程。图中上半部分围绕翻译规范的三个“板块”（即客观条件、主体间的关系、目的语社会的观念）的内容代表了翻译规范的各制约因素，它们主要体现了翻译的社会属性。另外，外围的虚线箭头连接表示的是所连两部分之间的制约或影响关系（箭头指向部分为受制约方）。

整个图2中下半部分最粗的一组箭头所关联的系统构成了翻译规范形成和变化的循环过程，此过程以译者具身认知心理过程与特征为考量核心与出发点：在翻译规范相对稳定的社会阶段，一般译者开始翻译生涯或者从事某一方面翻译工作时，首先学习如何翻译，也就是要通过各种途径获取并运用规范信息，从而在翻译活动中形成一定的职业能力和思维习惯；②接下来在开始翻译工作时，译者要对不同规范做出抉择，这种抉择会伴随着复杂的综合思维过程（包括考虑到翻译的各种制约因素及其特定目的）。总而言之，译者会面临三种主要的选择与结果（而每一种结果都会对原有的翻译规范产生影响，所以箭头从抉择部分又指向翻译规范部分，从而形成一个循环系统）：选择服从主要翻译规范，译者往往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同时也意味着对主要规范的维护；选择违反主要规范，可能会得到不利甚至严重后果（这通常发生在不知名译者身上），也可能会动摇甚至颠覆主要规范（这通常发生在颇具名望和较高社会地位的译者身上）；选择某种次要规范，译者会得到一定生存空间，也有可能会使次要规范逐渐上升直至替代主要规范。译者对翻译规范的认知与抉择直接影响着其具体翻译策略的选择，这个过程充分显示了译者作为认知主体的主体意识与社会属性。同时，译者对翻译规范的抉择亦直接影响到其今后翻译认知经验的发展。

此外，图2中翻译规范一栏内位于操作规范之下的A－B－C分别表示操作规范中不同的层次：翻译形式规范、文本布局结构（包括文体结构）规范、篇章语言规范。当然，这只是粗略划分，在实际翻译操作过程中，由于思维在语篇结构之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互动综合过程中展开，因而上述各层次之间互相关联，且每一层次之内仍可再有细节层次划分。另外，此栏内a／b／c／d／e示意主要规范和次要规范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的多样性和竞争性。

综合图2来看，以译者具身认知社会心理过程为核心，综合了翻译过程所涉文本、文学、社会文化等各层面内容，实际上也扩展了图里（Toury 1995）行为主义视角和切斯特曼（Chesterman 1993, 1997, 1999）社会交际视角以及赫曼斯（Hermans 1991, 1996, 1999）社会建构主义和系统论视角的翻译规范研究，开辟了译者具身认知心理视角的翻译规范研究新途径。其核心思想总结如下：

（1）翻译不仅是文本之间关系的狭义概念，而且亦是翻译主体间以及个体与群体间复杂社会关系综合影响下的行为及结果；

（2）译者是翻译规范的积极构建者、应用者、诠释者、传播者与变革者；③

（3）翻译研究以译者为本，以译者的整合性具身认知心理过程与特征为核心考量；

（4）社会系统层次结构（政治权力的、经济关系的、意识形态的、文化的、伦理的，等等）诸要素对翻译的影响最终内化为译者对翻译规范的具身性综合认知，并最终影响其翻译决策；

（5）翻译规范效力的弹性范围、内部层次性、共时竞争性以及历时变化性与译者（个体或群体）创造性形成一种动态互动关系。

图2最大的优点除了其整合性以外，还有其动态性，因为它整体上构成一个多层次循环系统。图中围绕翻译规范的六大“板块”中，每一板块亦都可以既是“边缘”又是“中心”，研究者以任意板块为中心视角，其他板块就自然相对地成为其边缘（即相关影响因子）。因而避免了落入形而上学中心论的窠臼。正如德里达，既解构了中心，又保留了中心：解构了其僵化的位置，保留了其动态的功能。所以图2的描述构成了一个多元共融的翻译社会心理过程的动态系统。

3.2 译者具身认知心理之双语加工机制

就即时翻译过程而言，翻译过程涉及文本、文学、文化、翻译技术与目的等多方因素的考量。译者必然要激活大脑中存贮的上述诸多方面知识、经验和情感态度，这些具身性知识与经验也就构成了其具身性翻译过程认知和思维的前提与基础，因而其翻译过程也必然是具身性的。另外，前述具身认知研究表明，主体经验与情感对认知活动具有重要制约作用，所以对译者情感因素（affective factors）在其双语加工心理方面的作用不可小觑。④基于此，并借鉴沃尔特斯（cf. Walters 2005: 93）关于双语加工的“SPPL Model［即对双语者认知心理采用社会语用心理与语言认知心理相结合的综合解释模式］”的思想，本部分对译者的双语加工认知心理系统和过程初步尝试描述如图3。

图3表明，译者双语加工的认知心理结构由语言功能模块A和情感（affect）功能模块B两个神经元素集之功能性模块组成⑤，两个模块的运作主要涉及五方面信息内容（即图3中间部分1至5的内容），它们共同作用于译者整个双语加工过程。从1至5是自上而下的信息加工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每两部分之间的双向箭头表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显示了两功能模块不可分割的协同作用关系。模块Ａ根据所注意到的信息内容对译者脑中存储的双语语言系统进行检索、选择、匹配、评估、调整，并对之进行整合，进行语言选择和决策，从而生成译语语言表征。而在上述过程中，模块B也同时对负载情感的语言运用方面的信息［包括口语中的语调、语速、语气、措词以及复杂多样的非言语情感信息（如肢体语言），书面语中的语气词、标点、停顿、措词、修辞、语序、特别语用标记等］进行检索、解读和分析，为模块A的语言选择过程提供情感信息，包括基本的情感基调、态度和具体的情感内容／意义。人类认知具有情感记忆和情感加工能力，包括移情的心理特征，这使得译者在情感解读和传递方面成为可能。

关于左右脑功能差异的一些实证研究表明，在语言功能方面，左脑主宰语音、语法、语义、句法等语言加工方面，而右脑主宰语言之语用与情感维度，且调控表示情感态度的肢体姿态以及语调节奏模式，包括音长、音高、音量、语气、语调。右脑损伤病人会出现“情感障碍”，在加工语言材料时理解与产生情感信息困难，而且只能识别隐喻的字面义，不能识别其隐含意义（参见Jay 2004: 47-58; Rosseid 1994, 1997）。所以，左右脑在语言理解与产生过程中是互相配合的，而右脑同时还负有对左脑概括功能进行监控的任务（Jay 2004: 54）。基于此可以认为，语言选择模块A主要以左脑功能为基础，而情感模块B主要以右脑功能为基础，二者始终是相互协同作用的，当然这中间还有其他相关神经组织（如脑边缘神经系统）的参与（Lamendella 1977; Jay 2000）。意大利Trieste大学研究人员已开展了对同声传译的神经生理学层面的多项实证研究，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左右脑各有分工又协同作用的神经语言学理论和模型（参见Fabbro 1999），也为本研究上述论述提供了神经生理层面的相关佐证（鉴于篇幅这里不展开）。

现代认知神经科学表明，情感机制是机体应对外界环境的一种重要的警戒系统（alarm system），它使得认知主体对变化的情境做出适应性调整（Shanahan 2007: 36）。情感信息不仅对于认知主体的注意、评估、决策、行动准备等认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Schumann 1997: 37; Frijda 1986; Johnson 2007: 52-68），从而制约着认知主体的动机、态度和行为（包括言语行为），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交际信息。语言心理学和相关神经生理学研究还表明，语言功能并非仅局限于以往研究者熟知的大脑左半球的布洛卡区和韦尼卡区；事实上，言语交际行为产生时，大脑的左右半球神经系统有着不同层次的复杂关联（A. Damasio & H. Damasio 1992; Shanahan 2007）；而且大脑皮层下的边缘神经系统和基底神经节也参与言语过程，尤其是其中的海马体、杏仁核、隔区等结构直接影响言语理解与产生的正常与否（Jay 2004: 54），这都表明主要负载感觉运动和情感机能的右半脑以及其它相关神经组织是参与言语理解与产生过程的，这也有力证明了语言活动（包括翻译在内）的具身性特征。

就译者双语加工的心理过程而言，主要就是一种“求同存异”的过程，包括识别、模仿、区别、整合、调控等具体心理过程（Walters 2005: 150）。在上述模块A和模块B的共同作用下，译者需要首先识别源语文本的多维信息内容（如文体特征、语用标记、情感态度、命题内容、文本意图、读者接受等），并根据译语概念结构和文本结构特征对源语文本的诸多信息内容进行求同的过程，即“模仿”的心理特征；⑥与此同时，由于Ｌ，和ｈ在概念结构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译者需要对二者有所区别，避免源语（L，或L２）对译语（L２或L，）的干扰（以译语概念结构代替源语概念结构）形成符合译语特点的表征，以传递源文多维信息。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思维始终是一种对两种语言、文学、文本、文化相关内容进行权衡，对语言选择信息进行整合的过程（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整合，体现出“格式塔”完形心理特征，如图3双向箭头所示），最终根据整合思维的结果对译语文本表征进行调控形成译文。上述心理过程在不同阶段既有程序性，亦有综合性；既有有意识的思考过程，亦有无意识的经验性心理特征，共同构成译者双语加工的复杂心理机制。

具身认知强调主体身心体验与情感在认知活动中的基础和制约作用，这一特点也反映在图3中。图3关于译者双语认知心理系统的描写不同于以往最大的特点，就是突出了译者情感功能模块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情感不仅对语言行为和认知具有重要制约作用，其本身也是重要的交际信息，与理性思维互相作用。而且，图3将“意图（intention）”作为翻译过程中重要的信息内容，也突出了语用行为之主体性特征。⑦综观之，图3体现了将双语加工的社会语用和语言认知心理相结合的综合视角，也是尝试将翻译过程所涉文本、文学与社会文化不同层次因素进行整合思考的结果。

图3是对译者双语加工系统与过程的概括描写。口译者与笔译者在翻译心理机制上具有一定差异，这主要是由二者不同的语言环境和工作性质决定的，限于篇幅，这里暂不作细致区分。另外，就翻译所涉语言而言，还需要在具体语对（如英－汉、英－法、汉－日、英－俄等）方面进一步展开翻译认知心理与思维方法的具体探究，这方面需要结合当代语言学与认知科学各领域跨学科究成果来进行。

4. 结语

具身认知范式揭示了人类主体涉身经验对认知形成之先在性和制约性的重要事实，揭示了认知的具身性、情境性及整合性（完形性）特征，因而对所有关涉认知与理解的研究，尤其是翻译研究，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尽管具身认知范式目前为止并未解决关涉认知的所有细节问题，但作为现代认知科学相关诸学科探索人类认知世界所遵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它仍将继续深化发展，会更加成熟，也必将继续有效指导翻译认知心理研究的理论探索。

基金项目：（1）仲伟合主持的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岭南文化精品外译研究（2012ZGXM-0008）”阶段性成果；（2）朱琳主持的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具身认知视角下的翻译心理多维探究（2015m572286）”阶段性成果；（3）朱琳参研的澳门大学资助项目“Computation-Memory Mutual Compensation in Translating and Simultaneous Interpreting”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仲伟合，澳门城市大学特聘讲习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翻译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翻译教学协作组组长。研究方向：翻译学理论、口译理论与口译教学研究、外语教育。

朱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翻译学院、翻译学研究中心）、澳门大学（人文学院翻译传译认知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研究方向：翻译学与翻译教学。

本文原载《外国语》2015年第6期，第68-78页，注释、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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