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仲刚：​方言翻译研究：问题和方法

摘要：源语方言是翻译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方言翻译研究是翻译学路线图中，问题导向的纯翻译研究的内容。通过文献梳理可见，国外目前多是基于双语文学叙事语料，归纳方言翻译策略规范的描写性研究；国内则主要为针对方言翻译案例的批评-解释性研究。尽管翻译策略是目前研究所关注的重点，但对于方言翻译的策略选择过程仍鲜有系统的理论解释。活动理论是解析社会活动及其实现过程的一种哲学框架，而方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社会活动，故此基于该理论，可构建一条探究方言翻译决策过程的新途径。

关键词：方言翻译；研究现状；活动理论途径

1. 引言

语言通常有“使用关联”（use dependent）和“使用者关联”（user dependent）的两类变体（Halliday et al. 1964：11）。前者指体现情景语境或文本环境的语域变体；后者即方言，通常可分为地域方言、社会方言、时域方言（temporal dialect）和个人方言(idiolect)等类型 (Catford 1965：85-89)。所谓社会方言指在特定社会群体内使用的语言变体；地域方言即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语言变体；时域方言则由于使用者所处的历史时期不同而产生；个人方言即个人语型，通常指习惯性“超量”使用（over-use）的词汇、句式、修辞手段等(Hatim & Mason 1990：38-43)。Newmark（1988：195）认为，方言的功能或是表现语言使用者受惯习支配的语言风格，或是凸显其所属社会阶层的差异性，或是展示地域文化特点。

双语语言和文化差异为翻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考虑到方言及其承载文化的特殊性，源语文本的方言表述本身就是翻译问题。所谓翻译问题，指在翻译过程中任何译者都须承担的“语言转换的客观任务”（objective transfer task）（Nord 2006：167)。方言翻译的系统研究，不但是翻译学路线图中，构建问题导向（problem-restricted）的纯翻译理论的途径，而且可为本土传统文化的语际交流提供方法论依据。同时，方言翻译研究还能为翻译学位教育体系下，基于问题的翻译教育、教学模式的探索提供理论基础，也能为构建基于方言叙事的跨文化交际模式提供支持。虽然如此，方言翻译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对缺少学术关注的领域。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梳理该领域的相关成果，探究方言翻译研究的问题和方法。

2. 国外方言翻译研究

按照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可将当代方言翻译研究归为描写途径、文化径向和机器翻译的研究三个方面。描写性研究是目前方言翻译研究的主要途径。如Toury（1995）所言，该类研究旨在通过对比双语语料、收集“可观察”的文本数据，在归纳、概括双语转换策略的基础上“重构”翻译规范，逐渐构建关于“译本”、“过程”和“功能”的理论系统（Toury 1995：70-87）。方言描写翻译研究的主要语料为文学文本，这类研究多是通过双语平行文本的文体特点对比，来归纳和概括规律性的翻译策略。

最先系统研究方言翻译的是波兰学者L.Berezowski。Berezowski(1997)通过分析英语-波兰语双语文本的语音/音位、形态、词汇、句法等语篇参数，归纳出了方言文学翻译的十种策略：

（1）对源语方言表述的中性化处理（neutralization），即转换为目标通用语；

（2）增添源语乡村、口语方言的词汇化策略（lexicalization）；

（3）摘译部分源语方言表述（partial translation）；

（4）采用部分翻译与音译结合的策略；

（5）凸显源语文本中社会方言使用者的语言失误（speech defects）；

（6）删减方言特征明显的源语表述，却尽量保留源语方言称呼语；

（7）采用目标语中的洋泾浜语(pidgin)替代源语方言表述；

（8）以假想的目标语语言变体（hypothetical TL variety）替代源语方言表述；

（9）借用目标语中的口语化表述替代源语方言；

（10）以目标语的乡村方言替代源语方言表述。（Berezowski 1997：43-87）

Berezowski（1997：90）发现，诗歌方言翻译中采用中性化策略的概率大，戏剧方言翻译中采用第五、第十种策略的可能性高，但至于方言翻译策略因何有这种盖然性特点，他并未细论。Berezowski（1997）评价方言翻译策略的标准包括：译本语篇的衔接和连贯、作者的意图、目标语语境的接受性、译本的信息性（即多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的期待）、译本与其所处文本语境的相关性等（1997：26-27）。显然，Berezowski采用的是语篇语言学视角，其翻译策略评估参数主要针对译文的语篇特质（Textuality）。

Pinto（2009）描写了在书面、屏幕、舞台表演等不同语言媒介形式中，Pygmalion和My Fair Lady的12个英-葡方言翻译文本及策略特点。Pinto（2009：306-307）认为，方言翻译的语言媒介形式决定翻译的文体特点及其出现频率，就舞台翻译而言，其方言文体特点比书面翻译明显突出。

Perteghella（2002）比对了Pygmalion、Saved的意大利语和英语平行文本，她概括了戏剧方言翻译的以下五种策略：

（1）兼顾源语方言和目标语方言的混合策略（dialect compilation）；

（2）用虚构的目标语方言替代源语表述的方言伪译策略（Pseudo dialect translation）；

（3）以目标语中具有相似语言地位和文化内涵的方言表述相替代的方言平移策略（parallel dialect translation）；

（4）方言本地化，即用目标语的专有名词、文化指称词（cultural reference）替代源语；

（5）用目标通用语替代源语方言表述的标准化策略。（Perteghella 2002：45-53）

Perteghella（2002）所描写归纳的上述数据表明，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是戏剧方言翻译的策略依据。从她和Berezowski、Pinto等人对方言翻译问题的描写发现可见:“用仿造的目标语语言变体替代源语方言”是方言翻译的策略特点；方言翻译策略与语言媒介形式相关，相对而言，舞台表演和视听媒体中的方言翻译策略特点更显著。需要指出,对于在哪些方面显著的问题，上述研究者也并未详述。

此外，Sánchez（1999：301-310）以Wuthering Heights的西班牙语译本为例，提出解决英-西方言翻译问题的策略和途径，但这些策略多属于Berezowski、Perteghella所归纳的策略范围。Azevedo（1996）通过分析Huckleberry Finn、A Clockwork Orange及For Whom the Bell Tolls的英语、西班牙语和加泰多尼亚语的多语平行文本，解释了构建目标语文学方言的重要性：他认为源语小说中人物的方言对话，是原作者塑造人物个性的叙事手段，是文学艺术“陌生化”和鼓励读者获取更多审美体验的手段，译者对其所做的任何替换、仿制和标准化处理，都会使译文小说人物的心智、社会属性甚至情感特点发生改变，为此，翻译中要尽量保留源语小说人物的方言对话（1996：26-43）。显然，Azevedo（1996）探讨的仅是方言翻译的理想情况，其实源语方言本身就是翻译问题，鉴于双语语言、文化、读者差异的存在，实践中不可能完整保留。

可以发现，上述基于双语平行语料的描写方言翻译研究，主要针对以英语为源语的文学翻译；虽然多数研究的目的是探究方言翻译的文本特点和策略规律，但这些盖然性结论间缺乏衔接，还不足以构建一个针对方言翻译策略规律和特点的连贯理论解释。

如前文所述，目前的方言翻译研究主要针对文学叙事文本。方言翻译其实是在异域文化语境，再现源语社会群体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翻译活动。由于叙事文本以作者理解的文化形式，艺术或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中的事物、人物及其社会行为方式（Chatman 1978：24），而方言叙事文本讲述和再现了特定的地域和社会文化，为此是翻译及跨文化交际研究的重要语料。需要指出，考虑到方言是特定社会群体生活交际的语言工具，讲述日常生活的事实性方言叙事文本，也应是方言翻译研究的语料形式。

文化径向的研究者侧重于分析、列举方言和标准语之间的翻译案例，并通过解释方言翻译活动和政治、权利关系、意识形态、弱势文化保护的关系，实现文化批评的目的。比如，Federici（2011）所编的论文集Translating Dialects and Language Minorities中，Erkazanci-Durmuş（2011：21-31）批判了土耳其的多元文学系统内，对被边缘化的方言文学普遍采用标准语转换的翻译现象；Nadiani（2011：31-39）以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方言（Romagnolo）为例，倡导通过译入、译出的翻译活动，保护那些濒临灭绝的方言语种；Daoudi（2011:187）指出，由于全球化对阿拉伯语及其方言的影响，方言的意义通过翻译活动在逐渐销蚀。

此外，基于信息理论和计算语言学理论的方言机器翻译的标准化模式开发，也是方言翻译研究的一种途径，但是这些模式多针对词汇层面的信息映射机制构建，并非句法和语篇层面的方言传译研究（Salloum & Habash 2013：248-358,Petras 2006）。

整体来讲，国外方言翻译研究多是基于方言小说叙事语料的描写性研究,目前还缺少针对事实性方言叙事文本及其它文类双语方言语料的专题研究。从研究的语言方向来看，目前研究主要针对从英语译入它语的方言翻译，对于从其它语言译入英语的相关研究，还远不足。同时,多数研究所关注的是语音、词汇和句法层面的语言单位,并非对叙事结构等语篇上层结构转换策略规律的描写。尽管研究者通过双语平行语料对比，归纳、统计了普遍性的方言翻译策略和手段，但对于在何种翻译语境、经过怎样的翻译决策过程、生成具有何种文体特点的目标语文本等问题仍未有连贯、系统的结论。虽然翻译策略是多数研究所关注的焦点，但目前还鲜有解释方言翻译决策过程和规律的系统理论研究。

桑仲刚 著

3. 国内方言翻译研究

早在宋代，释赞宁就在《宋高僧传·译经篇附论》中论及过方言翻译问题。他指出古代翻译的功用在于“奏籍通别国方言，令君王不出户庭，坐知绝遐异俗之语也”（释赞宁2006：128）；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辨析源语方言的地域特点，区分雅俗、粗细的文体风格：“且此方言语，雅即经籍之文，俗乃街巷之说，略同西域。细即典正，麤即讹僻也……”（释赞宁2006：134）。当然，玄奘“五种不翻”之“此无故”原则，也明示了指代地域性特有物品方言名词的翻译操作方法——音译。需要指出，目前还尚未发现历史上这些著名翻译家有针对方言翻译的专题论述。

比较而言，目前国内主要为针对方言翻译个案的批评-解释性研究。例如，胡宗锋（1999）、杨春泉、周玉忠(2011)等通过解析贾平凹、张贤亮作品的方言词汇，指出了西北方言的误译和漏译问题。韩子满（2002，2004）讨论了英语文学作品中的方言汉译问题，他反对语音飞白和采用目标语方言对译。比如，韩子满（2002：86-90）认为，在《德伯家的苔丝》的译文中，译者虽然采用以山东方言置换英语方言的策略，传达了原作的乡土气息, 但却扭曲了原文的文体特色，增加了读者的理解难度。为此，他主张文学作品中的方言应采用以通俗表达加注的翻译手段（韩子满2002：86-90）。余静（2015：107-110）描写了英美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凸显两种不同语言文化群体的差异，而在译文中“制造不同声音”的“落差”策略。其实，前文Berezowski所归纳的十种策略（第五、七、九、十种）已经包含该策略。李颖玉、郭世荣、袁笠菱（2008）以西北方言小说《浮躁》英译本中“瓷”的翻译为例，采用关联翻译理论的框架，探讨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他们认为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重在准确理解、精于表达，故此须通过增补修饰成分，使译文达到最佳关联（2008：64-68）。显然，这种针对方言翻译策略的解释、批评性分析，具有规定性特点。此外，陈吉荣（2013）虽然在探讨《海上花列传》语内和语际翻译的研究中，采用摄入式翻译的理论视角，对方言小说翻译作过阐释，但她所关注的是古籍今译，即对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两种翻译形式的考量。马睿颖（2011）依据基督教义在厦门、莆仙、闽西的传播路线，查证了以兴化、福州、厦门、建宁、建阳方言翻译的圣经版本。但是，马睿颖的研究重点在于翻译史据的考证，并非探究方言翻译的文本、策略和过程等问题。

需要补充的是，方言翻译也是国内硕、博士学位论文探讨的论题之一。截至本文撰稿，中国知网索引中有14篇硕士、2篇博士论文论及该问题。这些以方言翻译为主题的硕士论文，多采用某一翻译理论框架，分析、评价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言翻译策略。当然，这种研究本身存在方法论上的不足：通过分析和解释翻译个案检验了某种既成的翻译理论，最终又得出一个已知但又具有规定性特点的结论。在博士论文中，王艳红（2010）采用伦理与换喻视角，探讨了美国黑人文学中社会方言的汉译问题；吕敏宏（2010）从文学审美的角度，分析了葛浩文对中国文学英译中的方言转换问题。需要指出，这些研究的重点在于方言翻译文学，而非方言翻译。

与上述研究不同，国内有学者通过程式推演，提出了方言翻译中直接和间接转换的七种机制：原语方言→译语方言直接转换、原语方言→译语标准语直接转换、原语标准语→译语方言直接转换、原语方言→原语标准语→译语标准语→译语方言间接转换、原语方言→原语标准语→译语标准语间接转换、原语方言→原语标准语→译语方言间接转换、原语标准语→译语标准语→译语方言间接转换（黄忠廉2012:145-149）。这些机制固然可作为方言翻译策略的描写参数，但翻译是译者在诸多主、客观语境因素制约下，进行决策的双语转换过程，该机制是语言转换层面的程式推导，并未整合制约译者策略决策的语境因素。

简言之，翻译策略也是国内方言翻译研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从研究方法来看，国内研究主要为针对翻译个案的批评-解释性分析，目前还鲜有专题描写方言翻译策略规律、解释方言翻译决策过程的系统研究。显然，方言翻译决策过程的描写“重构”和理论构建仍是目前需探究的课题。

通过归纳上述国内外研究者的描写性结论，还可发现：小说方言翻译中，译者通常会采用以目标语中的非标准语表述（方言、乡村口语、洋泾浜语、虚构的目标语方言）替代源语方言表述的转化策略；诗歌翻译中以目标标准语替代源语方言表述的策略特点突出；舞台表演和视听媒体中目标语导向的方言翻译策略特点更显著。同时，这类译本中通常还会出现仿造的目标语方言表述。也就是说，方言翻译策略和语式、文类及文本功能相关。

诚然，这些发现可作为方言翻译的策略依据，但是方言翻译方法论不仅指在双语转换过程中的普适性翻译原则、普遍采用的翻译方法或策略、手段和技巧，更包括在相同翻译情境中，译者处理同类方言翻译问题通常会采用的策略、手段和技巧。前者可通过归纳、分析翻译副文本（译者注、译后感、翻译评论等）、对比分析已被目标语读者群所接受的方言翻译及其源语文本来实现，后者还需在描写的基础上，对方言翻译决策过程实现连贯的理论解释。如Chesterman（2008：364-381）所言，翻译决策过程研究中应从“因果关系”、“统一性”方面“解释”。所谓“统一性”，就是应该综合考虑影响、制约、促成该翻译现象的所有主、客观因素。考虑到描写翻译研究的“盖然性”特点，要实现对方言翻译策略选择过程的连贯解释，还需诉诸于理论研究。

4. 探究方言翻译策略的活动理论途径

活动理论（Activity Theory）是由L.S.Vygotsky、A.N.Leontjev、Y.Engeström等人在二十世纪提出并发展的社会-文化心理学思想，现已成为分析社会活动及其实现过程的一种多学科理论框架。基于活动理论，Kiraly（2000）提出了翻译教学的社会建构主义思想。Kinnunen（2010：130）采用该理论框架，解释了口译译员在不同翻译语境中的翻译行动能力和需求。

活动理论认为，活动是由主体在一定动机的驱使下发起，在其他不同分工的社会个体的参与下，采用“工具”对客体实施的有意义的“转化”（transformation）。在相同的系列活动中，实施者和参与者形成了一个社团。由于社团成员间通常会存在利益、价值观等方面的冲突，为此，便产生了对所有成员都具约束力的社会规则，具体可分为强制性和规约性规则两类，前者包括法律、制度规定等，后者包括行为规范、伦理规范、意识形态等（Engeström 1987：78-79）。这些“规则”体现了该社团成员所实施、参与活动的社会-文化特性。

Leontjev（1978）指出，具有一定社会-文化特性的社会活动，是通过系列“目的导向的行为”（goal-directed action）来实现的，而“行为”则是通过“受条件制约的操作行动”（conditioned operation）来实现（1978：65-67）。也就是说，社会活动的实现是个分层过程（社会-文化层、行为层、操作行动层），其中上层需通过下层来实现，下层又受制于上层因素；当层次间不一致时，活动实施者需要以上层因素为据：基础层面的操作行动不但受“条件”（指工具和活动客体之间的矛盾）的制约，更受行为层面的“目的”和社会-文化层面“社会规则”的约束；而行为层面既受制于“目的”，也受制于“社会规则”。

据此，桑仲刚（2011：291-306，2013:100-104，2015：75-78）解释了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机制：具有一定社会-文化特性的翻译活动，通过系列目的导向的翻译行为来实现；翻译行为则通过受制于“条件”的系列具体翻译行动来实现。制约翻译活动的社会-文化语境因素主要指对实施、参与翻译活动的所有社会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规约性社会规则，比如翻译规范、职业伦理、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翻译行为层的语境因素包括翻译目的、体现该目的的“意图性”文本功能（在特定目标语读者身上达到委托人预期的语境效果）；制约翻译操作行动层的“条件”指由于双语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翻译问题、源语文本功能、译者的语言选择惯习及其翻译能力。翻译活动实现过程中，这些分层次语境因素分别调控、导向和直接促成了译者的策略选择，当层次间不一致时，译者通常以上层因素为依据（桑仲刚，2013：102）。翻译操作过程中，具有特定语言选择惯习、翻译能力的译者，在解决由双语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翻译问题时，其策略依据主要为“源语文本功能”，而当“源语文本功能”等“翻译条件”与行为层的“意图性”文本功能不相符时，译者需要以后者为依据，否则翻译将是一例自娱自乐的个人能举措；此外，译者的某例情景性翻译行为，偶尔会与社会-文化层的译者职业规范等因素不一致，但其实施的系列翻译行为整体上需要与后者一致，也就是说受后者的调控，否则翻译活动会缺失社会价值，译者将面临更多的伦理指责。

方言是产生翻译问题的缘由之一，故属于制约翻译操作行动的“条件”因素。在方言文本的翻译操作过程中，除了因方言而产生的翻译问题本身，译者的语言选择惯习、翻译能力、源语文本功能也是主要“条件”。Berezowski（1997）、Pinto（2009）、Perteghella（2002）等人的描写性研究表明，译者的方言翻译决策和文本功能直接相关。但是，当翻译操作行动为某一情境“目的”所导向，转化为翻译行为，译者的方言翻译决策依据则是方言译本的“意图性”功能。当然，“目的导向”的系列方言翻译行为，还须受到方言翻译规范、译者职业伦理、意识形态等规约性社会规则的制约。也就是说，在方言翻译活动中，这些分层次语境因素调控、导向和直接促成了译者的翻译决策。为此，可用下图解析方言翻译决策过程：

如图所示，在方言翻译操作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具有一定语言选择惯习、翻译能力的译者，会依照源语文本功能制定适当的策略方案，处理所析出的方言翻译问题以及其它因双语语言、文化差异而产生的翻译问题，并重构方言译本的语篇结构。当源语文本功能与“目的”导向行为层的“意图性”译本功能相冲突时，译者则会依据后者进行翻译决策。这里的“意图性”译本功能，指译者和委托人、出版商等其他方言翻译活动参与者，以方言译本为媒介预期在特定目标语读者身上实现的语境效果。当意图性译本功能与翻译规范、职业伦理等社会-文化层的“规则”不一致时，译者通常会参照后者调整策略方案，否则他/她会受到来自翻译社团及社会的伦理批评和指责。

5. 结语

翻译理论可分为普通翻译理论和“局部”（partial）翻译理论，后者包括翻译媒介（Medium）、领域（Area）、层级（Rank）、文本类型、时域和问题导向的翻译理论六类（Toury 2012：3-4）。方言本身即翻译问题，方言翻译研究是构建问题导向翻译理论的途径之一。尽管该领域目前有描写翻译研究、文化批评和计算语言学等多种径向，但对于在何种翻译语境、经过怎样的方言翻译决策过程、生成具有何种文体特点的目标语方言译本、能实现怎样的文化功能等问题，仍鲜有系统的理论解释。从研究程序上来看，描写翻译研究可作为从功能、译本到过程等方面构建方言翻译理论的一种方法。然而，由于研究结论具有“盖然性”特点（即如果X出现，Y产生的可能性会更大/更小）（Toury 2012：301），同时成果间也缺少衔接，为此该类研究也未能对方言翻译的策略选择过程作出连贯解释。这样，诉诸于理论途径，提高描写结论的“解释力”，成了描写方言翻译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基于活动理论，可解释方言翻译的策略选择机制：在方言翻译活动的分层次实现过程中，社会-文化层的“社会规则”、行为层的“意图性”方言译本功能以及操作行动层的源语文本功能、译者语言惯习等“条件”，分别调控、导向和直接促成了译者的方言翻译决策，当层次间存在不一致时，方言译者则需要以上层因素为据。宏观而言，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社会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解析社会活动及其实现机制的活动理论，也可作为其它问题导向的翻译研究的一种途径。

穆雷、吕立松、桑仲刚 导读

参考文献

[1]Azevedo, M.M.1996. Orality in translation: Literary dialect from English into Spanish and Catalan[J]. Revista de linguistica 10: 27-43.

[2]Berezowski, L. 1997. Dialect in Translation[M]. Wydawn: Uniwersytetu Wroc awskiego.

[3]Catford, G. C. 1965.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Chatman, S.1978. Story and Discourse: Narrative Structure in Fiction and Film[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5]Chesterman, A. 2008. On explanation[A]. In A.Pym, M. Shlesinger & D.Simeoni (eds.). Beyond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C].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363-381.

[6]Daoudi, A.2011. Translating e-Arabic: Challenges and issues[A]. In F. M. Federici (ed.). Translating Dialects and languages of Minoriti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C]. Wien: Peter Lang.187-205.

[7]Engeström, Y. 1987. Learning by Expanding: An Activity 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al Research[M]. Helsinki: Orienta-Konsultit.

[8]Erkazanci-Durmuş, H. 2011. A critical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ng marginal voices:   The case of Turkish translations[A]. In F.M. Federici (ed.). Translating Dialects and languages of Minoriti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C]. Wien: Peter Lang. 21-30.

[9]Federici, F.M. (ed.). 2011. Translating Dialects and Languages Minoriti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C]. Wien: Peter Lang.

[10]Halliday, M.A.K, McIntosh, A & P.Strevens.1964.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and Language Teaching[M].London: Longman.

[11]Hatim,B & I.Mason. 1990. Discourse and Translator[M]. London: Longman.

[12]Kiraly, D. 2000. A Social Constructivist Approach to Translator Education: Empower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M]. Manchester: St. Jerome.

[13]Kinnunen, T. 2010. Agency, activity and court interpreting[A]. In T. Kinnunen & K. Koskinen (eds.). Translators’ Agency[C]. Tampere: Tampere University Press.125-165.

[14]Leontjev, A. 1978. Activity, Consciousness and Personality[M].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5]Nadiani, G. 2011. On the translation fallout of defeated languages: Translation and change of function of dialect in Romagna[A]. In F.M. Federici (ed.). Translating Dialects and languages of Minoriti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C]. Wien: Peter Lang. 31-48.

[16]Newmark, P. 1988.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London: Prentice Hall.

[17]Nord, C. 2006.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8]Perteghella, M. 2002. Language and politics on stage: Strategies for translating dialect and slang with references to Shaw's Pygmalion and Bond's Saved[J].Translation Review (1): 45-53.

[19]Petras,V. 2006.Translating Dialects in Search: Mapping between Specialized Languages of Discourse and Documentary Languages[D].Ph.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Pinto, S. R. 2009. How important is the way you say it: A discussion on the translation of linguistic varieties[J]. Target 21(2): 289-307.

[21]Sang, Z. 2011. An Activity Theory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for a pedagogical purpose[J].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4): 291-306.

[22]Sánchez, M. T. 1999. Translation as a(n) (im)possible task: Dialect in literature[J]. Babel (4): 301-310.  

[23]Salloum, W & N. Habash. 2013. Dialectal Arabic to English machine translation: Pivoting through modern standard Arabic[R]. Proceedings of NAACL-HLT. 348–358.

[24]Toury, G. 1995.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25]Toury, G. 2012.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Beyond (Revised Edition)[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26]陈吉荣，2013，《<海上花列传>今译与翻译研究》[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7]韩子满，2002，试论方言对译的局限性[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4)：86-90。

[28]韩子满，2004，《英语方言汉译初探》[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9]胡宗锋，1999，试论文学翻译中的方言理解与翻译[J]，《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163-166。

[30]黄忠廉，2012，方言翻译转换机制[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144-151。

[31]李颖玉、郭世荣、袁笠菱，2008，试论方言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以《浮躁》中的“瓷”为例[J]，《中国翻译》（3）：64-68。

[32]吕敏宏，2010，手中放飞的风筝。博士学位论文[D]。南开大学。

[33]马睿颖，2011，近代新旧约全书在闽的方言翻译与传播[J]，《福建论坛》（8）：130-138。

[34]桑仲刚，2013，论译者的翻译策略选择机制[J]，《中国外语》（2）：100-104。

[35]桑仲刚，2015，翻译家研究的活动理论途径[J]，《外国语》（2）：73-80。

[36]释赞宁，2006，宋高僧传·译经篇附论[A]。载朱志瑜、朱晓农编《中国佛籍译论选辑评注》[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27-139。

[37]王艳红，2010，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南开大学。

[38]杨春泉、周玉忠，2011，当代汉语小说中的西北方言英译现状思考[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1）：87-92。 

[39]余静，2015，论方言翻译的“落差”策略[J]，《中国翻译》（2）：107-110。

作者简介

桑仲刚，博士，西安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语用学。分别在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Social Semiotics、Pragmatics and Society、《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中国外语》、《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外语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主编和参编著作多部，在“第十八届世界翻译大会”、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Free Linguistics 等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多篇。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理事、全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传统文化传播与翻译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

本文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6期，第935-944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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