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德荣、姜泽珣：论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新思路

摘要：儿童文学是极具文体敏感性的文学门类，文体风格再造不当是困扰译者、影响翻译质量的最突出、最紧迫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儿童文学文体风格的本质，继而以儿童文学中最易被译者忽视的文体特征为例，从多维视角探讨翻译中风格再造的实现，提出从语音、语相、语用和语篇等层面进行风格再造的“多位一体”原则，并借助语音文体学、多模态文体学、语用文体学和认知文体学等文体学分支的最新发展探讨了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关键词：儿童文学；翻译；风格；文体学

儿童文学是极具文体敏感性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各个体裁之间的文体风格差别明显，同一体裁下不同作者的文体风格更是千姿百态。可以说，正是文体风格的存在使得儿童文学获得了作为一个独立文学门类的主体性，使得众多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具有不同他人的标识度，获得自身存在的价值。然而在翻译中能否再现原作的风姿，使其“躯壳换了一个，而精神姿致依然故我”（钱钟书等 1981：18-19），取决于译者对原作风格的把握和再现的程度。特别是对于文学翻译而言，“译者需要有对原文中的文体模式和文体问题有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才能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文体效果”（Lin 2014：573）。可以说，译者的儿童文学文体翻译意识和再现能力直接决定着翻译的质量。虽然翻译中的“文体变迁”（stylistic shifts）等文体问题已经得到翻译理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Munday 2016:98），但是儿童文学翻译迄今为止依然没有解决文体风格的翻译问题，原作风格的再造依然是儿童文学翻译界的“阿喀琉斯之踵”。

究其原因，儿童文学本身在文学系统中一直居于边缘地位，儿童文学的翻译研究更缺乏关注。有学者统计，从1985至2003年这段时期的儿童文学翻译相关研究寥寥无几，几乎处于停滞阶段；从2004年才开始有进展，但是直到2014年，学术期刊论文中只有3篇文章发表在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李佳畅2016）。由此，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处境艰难可见一斑。在有限的几篇对国内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进行综述的论文中（肖明义 2013；李宏顺 2014；应承霏 2015；李佳畅 2016），研究者对比了国外儿童文学翻译研究长足发展与国内研究相应不足的现状，并指出了国内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但无一提及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研究的必要性。可见，儿童文学翻译中风格再造研究尚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

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造研究在儿童文学翻译研究中应居于本体地位，相关研究的缺失对于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对于儿童文学的及其翻译的文体风格问题缺乏深入、具有可复制性的有效研究，会导致研究者和译者对儿童文学本身的体裁划分认知不清，对儿童文学体裁的文体特征无从把握，对同一体裁下不同作者的风格无法辨识，从而导致对儿童文学及其翻译的文体本质和翻译原则等关键问题认识模糊，由此，翻译实践中文体风格再造的缺位必然出现。虽译作大量涌现、复译层出不穷，但是由于译者文体意识淡薄，使得译文索然寡味，诸多资深翻译家亦未能幸免，儿童文学翻译的整体质量堪忧，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造研究已是当务之急。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探讨了图画书翻译的风格再造问题（徐德荣，江建利 2017），但是图画书与其他儿童文学体裁相比，其风格由图画、文字以及图文关系三要素协同构成，有着独特的风格构成机制和特征，因此要想全面把握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原则和方法，尚需从儿童文学的本质属性出发，从根本上探讨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造问题，这是本文的必要性所在。

本文摒弃了风格再造研究的单一视角，而是借助语音文体学、多模态文体学、语用文体学和认知文体学等文体学最新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旨在揭示儿童文学文体风格的本质及其特征，进而提出儿童文学翻译风格再造的“多位一体”原则，以期促进儿童文学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发展。

1. 儿童文学的风格

众所周知，风格是文学作品及其翻译的核心要素。然而对于什么是“风格”（style），学界争论已久但尚无定论。在为众人所识的诸多定义里面，没有一个是大家都认可的（刘世生、朱瑞青 2006：4-5）。申丹在《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中讨论了风格的概念，认为“风格即作者的习惯性特征”（申丹 1995：14）；“风格即出自于美学和主题考虑的语言形式选择”（同上:17），揭示出作者风格的统一性和风格产生的动因，但对风格本质属性的界定仍有模糊之嫌。Wales在《文体学词典》中将文体界定为“可感知的区别性表达方式”（Wales, 转引自Boase-Beier 2014：4），抓住了文体的读者感知和区别性两个要素。论及风格，国际著名儿童文学学者诺德曼、雷默（2008:464）指出：“与色调及介质不同，风格不是一项独立的属性，而是作品各个方面整体考虑的效果之和，是一幅画或一个文本与其他作品相区别的方式。风格产生于艺术家对主题及呈现方式所做的各种选择。”该定义揭示了文体的构成手段与其区别性特质，虽不是严谨的定义，但已经接近风格的本质。

本文将文体界定为“以语言选择为手段，体现作者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的区别性特质”（徐德荣，江建利 2017：106）。风格的产生基于语言手段的选择，无论“偏离”、“前景化”,还是“语言形式选择”都是实现风格的手段；而风格的本质功能在于体现作者独特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等特质，使作者及其作品获得区别性和辨识度。风格承载着作者的思想和审美倾向，也传递着作者丰富的情感，以实现与读者的“共情”。如果说语言手段是作品的“五官”，那么风格就是作品脸上独特的“气质”。可以说，风格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是两者相辅相成、共同产生化学反应的结果。同时我们需要指出，风格产生的基础是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性使得作者及其作品获得了存在价值。所以，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学研究首要任务在于对文体差异性的分析和辨识，能够抓住儿童文学各个体裁体现在语言上的独特之处，更能把握不同作者及作品相互区别的特质。

儿童文学的文体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别。虽然儿童文学本身极具包容性，囊括了诸多体裁及作品，但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具有其文体风格的共性。英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科林伍德（1985：286）认为：“任何一种特定事物的定义，也就是那一类事物中的好事物的定义”。据此，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2009：39-42）以经典儿童文学作为立论的依据，认为儿童文学应具有趣味性（语体上简洁、明快和富于行动性，形式上具有创意性）和朴素性（“自然”、“本色”、“简约”、“单纯”、“率真”的艺术风格）等特质。朱自强（1997：73）指出，“自然、朴素的儿童文学是大巧若拙、大智若愚、举重若轻、以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它在本性上拒斥‘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显之说’的浮华雕饰的艺术。”这与台湾现当代儿童文学之父林良先生的观点不谋而合。林良（2000：6）鲜明地提出了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这一观点：“浅语的艺术是我给‘儿童文学’下的定义”。简洁、明快、自然、朴素体现着儿童文学的独特之美，从世界范围内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来看，趣味性和朴素性确是其文体风格的共核，具有普遍性。很多译者误以为用文雅古奥之词可以提高儿童文学的文学性和可读性，实际上南辕北辙，走到了优秀儿童文学风格共性的反面。

儿童文学的文体风格又具有特殊性。首先，儿童文学不同体裁之间风格差异明显，特别是在儿童文学体裁不断细分的今天，不同体裁的风格千姿百态。就图画书而言，婴幼儿图画书、故事图画书以及科学、知识图画书随读者对象的年龄变化而调整文字风格；就童话而言，民间童话与创作童话呈现出口头语言与书面语言的明显差异；就小说而言，幻想小说与写实主义儿童小说语言氛围大不相同。对于儿童文学译者，儿童文学不同体裁的特质属于译者本应具备的“先验知识”（Culpeper 2001：36），是译者识解原文、进行翻译的前提条件。此外，不同作家之间风格差异明显，风格正是作者最易为人所识的标签。儿童文学作家及其作品的文体风格是个颇为微妙而又意义非凡的心智构建物。在图画书中，图画书大师安东尼·布朗的《公园里的声音》（Voices in the Park）充满着互文性和对人性拷问的深刻与严肃；《心底的琴声》（Playing from the Heart）承载着图画书大师彼得·雷诺兹笔调轻灵而又情感厚重的特质。动物小说中，西顿和罗伯茨同被誉为动物小说之父，罗伯茨对动物及大自然描写充满诗性气质和仁慈胸怀，与西顿笔下原生态的粗犷与真实构成鲜明对比。幻想小说中，《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想象力的天马行空、诡异荒诞与《杨柳风》散文诗般的温暖抒情大不相同；托尔金笔下《魔戒》史诗般的雄浑与达尔笔下幻想故事的古灵精怪、肆意想象风格迥异。风格是差异性突显的结果，更是对同一体裁下不同作者风格进行比较的产物。可以说，树立文体参照物、对同一体裁下不同作家及其作品风格的品读与把握是儿童文学翻译成功的关键，是译者译前准备的必修课。

毋庸赘言，儿童文学翻译研究应该具有儿童本位意识，儿童文学作品的风格特质应是分析的出发点和翻译的指向所在。

2.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造

诚然，风格的把握与再造绝非易事。但风格也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而是可在文体学的分析下变得面目清晰。“文体学分析可以解释文本效果的产生、文本理解的根据，并揭示隐含的观点、视角和思维状态。”（Boase-Beier 2014：29）文体学研究为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造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有效的方法途径。就方法论而言，“我们可以根据语篇的体裁和分析的目的，采取多种方法分析文学的文体”（刘世生、朱瑞青 2006:68）。每一文体学流派都有其解决问题的侧重点和适用范围，所以我们并非局限于某一个文体学理论流派，而是从儿童文学翻译本身面临的突出文体问题出发，综合运用行之有效的文体学理论方法及工具，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造。

现有的文体风格研究多从偏离和前景化等角度进行，我们认为，风格本身是多种要素化学反应后产生的复合体，单一视角难以再现风格的全貌。 在此，我们提出儿童文学翻译文体风格再造的“多位一体”原则，即译者在进行儿童文学翻译时，首先要识别原文在语音、语相、语用和语篇等各个语言层面文体手段的模式及功能，然后运用相应翻译策略力求在译文中充分再现原文的文体效果，以实现译文与原文的风格等效。

2.1 语音的风格再造

儿童文学是“语音的文学”。与成人文学相比，儿童文学具有鲜明的语音特征，这一是为了符合儿童读者以具体形象性为主的思维特征，另一方面也符合成人读作品给儿童听的现实需求。从整体而言，儿童文学的语音特征首先表现为可读性，体现着儿童文学与众不同的审美特性。“可读性是儿童文学作品的必要特征，并构成了这一特定文本类型翻译的期待规范”（徐德荣，江建利 2011：87）。国际著名儿童文学翻译理论家Oittinen（2000：32）认为能够大声朗读是儿童文学及其翻译的典型特征，儿童文学的文字“要在大人的舌头上鲜活、滚动且口感好”。

儿童文学的可读性具有普遍性，在优秀作品中表现尤为突出。而不同儿童文学作家往往各尽所能，针对作品的目标读者选择语音手段以创造独特的语音效果，使得作品在语音上具有辨识度和特殊性。儿童文学译者需要在把握儿童文学可读性这一整体要求的前提下，辨识作品语音特征的特殊性，充分再现原文的语音风格。因此，对儿童文学语音特征的研究和认知对于语音风格的再造就显得尤为重要。

儿童文学有其独特的语音编码机制，我们可以借助语音文体学对其进行解码。作为文体学的最新发展，语音文体学（Phonostylistics）是对语篇语音特征的专门研究，它“专门研究文本的阅读过程，因为文本可以被视为潜在的‘语音文本’（phonotext），等待被朗读出来，文本的语音表现可以通过语音及文体学分析工具进行研究”（Jobert 2014：231）。无疑，对于文本语音特征突出的儿童文学，语音文体学的引入将帮助译者有效辨识其语音特征及功能，继而在译作中再现其语音的文体效果。我们举下面例子说明。

原文（1）Then the Whale opened his mouth back and back and back till it nearly touched his tail.（Kipling 1975:4）

译文（1）这时，鲸鱼把嘴巴向后张到最大，几乎快碰到了自己的尾巴。（吉卜林，吕薇译,2002:5）

原文运用了“语音象征”的手法：“某些语音或者语音簇被认为能够扮演意义的角色或者在一定程度上适合于意义的表达，这被称为语音象征”（刘世生、朱瑞青，2006：75）。语音象征大大增加了作品的形象性和趣味性，体现着儿童文学适合儿童心理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倾向，使作品获得与成人文学明显不同的味道，深受儿童文学作家青睐。《远古传奇》（Just So Stories）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吉卜林写给孩子的睡前故事，具有高度的可读性，是吉卜林广为人知的儿童文学经典。在大师笔下，鲸鱼嘴越张越大的动作被三个连用的“back”表现得惟妙惟肖，但在所列译文中语音象征效果无处可寻，只用白开水似的“向后张到最大”表达了基本所指意义，使得译文趣味性尽失。类似译法在儿童文学翻译中大行其道，不能不引起译者的警醒。试译为：这时，鲸鱼把嘴巴使劲往后张啊、张啊、张啊，都快碰到自己的尾巴了！

在儿童文学中，人物直接引语通常具有鲜明的语音特征，以塑造人物形象、推进情节发展。特别是在幻想小说中，故事情节颇具复杂性，人物形象具有圆形人物特征，人物语言的语音特征更为突出，以揭示人物的身份、地位等背景信息和性格特点，体现着幻想小说的文体特征。然而这些直接引语中的语音特征往往被译者所忽视，造成人物形象的扁平化，千人一面。语音文体学尤其关注人物直接引语中所体现出的语音特征，并将其分为固定特征（permanent features）和相对特征（relative features）两种：“固定特征揭示人物的性别、年龄、社会背景等信息，相对特征根据语境而变化，主要揭示人物的态度”（Jobert 2014：232）。能否忠实再现引语中的语音固定特征和相对特征影响到人物形象塑造的成败。

原文（2）：“Stow your gab!” the coachman rejoined. “You don't want no kids, and, if you did, one kid's the same as another to you. But I'm a married man and a judge of breed. I knows a first-rate yearling when I sees him. I'm a-goin' to 'ave him, an' least said soonest mended.”（Nesbit, Five Children and It, 2014:99)

译文（2）：“闭上你的嘴吧！”车夫反驳他说，“你根本不要孩子，就算要，哪个孩子对你都一样。可我是一个结过婚的，孩子好坏我能看出来。我一看就知道他是个一流的孩子。我要把他弄到手，多说反而坏事。”（内斯比特, 任溶溶译，2009：58）

原文出自英国幻想文学大师内斯比特的经典幻想小说《五个孩子和一个怪物》，是车夫跟男仆抢夺孩子“小羊羔”时说的话。作者充分运用了语音的固定特征，借助大量的俚语表达和语法错误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一典型车夫形象，同时以短促有力的感叹句和不容置疑的口吻等相对特征表现出车夫对孩子势在必得的气势，人物形象呼之欲出，将原文的文体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所引译文出自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之手，显然，在译文中人物语音的固定特征和相对特征体现不足，使译作的文体效果大打折扣，人物形象模糊不清。试译为：“甭叨叨了！”车夫反驳道，“你要啥娃子？！就算要，哪个娃子对你都一样。我可结过婚呐，娃子好坏基道得很！俺一打眼儿就晓得这是个呱呱叫的小伢子。他，俺要定了，废话少说！”

由此可见，儿童文学作品中的语音特征鲜明，需要译者充分理解、忠实再现。儿童文学翻译中对语音风格的忽视比比皆是，译者如能分析原文的语音文体特征并再现其效果，对儿童读者而言善莫大焉。

2.2 语相的风格再造

儿童文学经典人物形象爱丽丝说过一句影响儿童文学深远的话：“一本书里又没有画儿，又没有说话，那样书要它干什么呢？”（加乐尔 2002：1）。儿童文学是综合运用各种媒介进行文学创作的艺术，文字的字体、字号、标点、拼写、颜色、排版以及其他视觉中介如图画和形象符号等统称为语相，是儿童文学作品获得趣味性的重要手段，适应着儿童读者的认知特点并体现着儿童文学的审美取向。根据目标读者的年龄阶段，“儿童文学一般分为幼年文学、童年文学和少年文学，不同年龄段的文学在主题、风格、题材、体裁和手法方面有着不同的侧重”（朱自强 2009：84），越是面向低年龄段的文学作品越倾向于运用“语相突出”的手法。“语相突出主要表现为某些标记符号的高频率出现，标记符号、空间或顺序的非规则性或有标记性运用。”（张德禄 1995）儿童文学作品善于运用形象符号、文字排版、图画和颜色等手段实现语相突出，以增加作品的表意功能和趣味性，构成了作品的区别性特征。如何识解儿童文学中语相突出的使用机制和功能并在译作中恰当再现，是译者面临的重大挑战，很多译者对语相特征的忽视导致重大的文体损耗。

较之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作品具有显著的“多模态”特质，我们需要理解作品中文字的字体、字号、标点、拼写、颜色、排版以及其他视觉中介如图画和形象符号对作品风格形成的功能，对此，我们可以借助“多模态文体学”进行分析。由南丹麦大学Nørgaard 教授提出的多模态文体学（Multimodal Stylistics）是文体学的最新发展，将文体学和社会符号学结合起来，扩大了文体分析的模式和媒介。她（2010：30）指出，“多模态文体学的不但可以分析印刷文字本身，还可以分析排版、颜色、布局、视觉形象等其他符号模式对意义的构建。”多模态文体学从韩礼德的功能语言学发展而来，呈现出两条研究主线：“一是关注多模态文学认知作用的认知途径，二是研究所有符号模式中意义形成‘语法’的社会符号途径”（Nørgaard 2014：471）。这两条主线对于儿童文学及其翻译的研究密切相关，前者可以研究儿童文学中各种媒介的认知功能，后者可以用于分析多模态媒介在文学作品中形成意义的机制，两者皆可以为译者再现语相意义提供根据。现举一例说明。

原文（3）:… a paper label with the words “DRINK ME” beautifully printed on it in large letters. (Carroll, 1866: 9)

译文（3a）：上头写着很好看的大字“喝我”。（加乐尔，赵元任译 2002：5）

译文（3b）：上面印有“喝掉我”几个漂亮的大字。（卡罗尔,王永年译 2014：5）

根据“模态间互补性”概念，“在复杂的多模态语篇中，视觉模态和文字模态是互补关系，视觉成分和文字成分的组合能够产生出比单一模态大的语篇意义”（雷茜、张德禄 2014:2）。原文将“DRINK ME”两个单词全部大写，从视觉上具有标记性（marked）效果，属于典型的语相突出现象。此处以大写文字为特征的语相突出能吸引儿童读者的注意力，符合其认知特征，使文字具备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有着强烈的呼唤功能。赵元任译本以黑体和放大字号的手段实现了语相突出的效果，再现了原作的文体风格，而其他译本中语相突出功能荡然无存。

Nørgaard认为印刷版文学作品中的字体、布局、色彩、图像等都参与文学作品意义的建构。除文字突出语相之外，特定的布局、色彩和图像亦可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实现特殊的文体效果。《爱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尾巴诗”将老鼠讲述的故事以尾巴的形状排列，符合儿童形象化的思维习惯，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趣味性，是该经典作品标志性的文体创造，然而很多译文中这一语相突出现象被忽视，译文或正常排版（卡罗尔，贾文渊译 2011：17）或者采用垂直排版（卡罗尔，王永年译 2014：21-22），失去了原文重要的文体意义。

在儿童文学的诸多题材之中，图画书是专门采用多种媒介和模式进行创作的儿童文学体裁。图画书中，“文字和图画密切联系，文字的突出语相更多地结合了图像的表现规律，借助几何形态、形式法则、透视法则和色彩心理等机制实现特定的文体效果”（徐德荣、何芳芳 2014）。图画书中突出语相的研究可以借助多模态文体学分析其认知功能和独特意义，以保证其文体功能在译本中的再现。相关研究请见拙文《论图画书文字突出语相的翻译》（徐德荣、何芳芳 2014）。

以丰富的字形、字体、排版和图像等语相突出手段实现文体效果是儿童文学的一大特质，是翻译中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我们可以利用多模态文体学对语相的认知功能及表意模式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实现儿童文学翻译的语相风格再造。

2.3 对话的语用风格再造

正如爱丽丝所言，“……没有说话，那样书要它干什么呢？”儿童文学作品常使用大量生动的人物对话以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让读者身临其境，以增加作品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对话体现着人物的性格特点、身份地位和相互关系等语境要素，特别是儿童人物的语言体现了儿童的独特心理和情感，使作品获得了区别性特质。人物对话具有各自独特的语境，具有鲜明的语用风格特征，是儿童文学文体研究的重要领域，翻译时需要充分考虑对话语境进行分析，以再造其语用风格，这是儿童文学翻译的一大难点。我们可以借助语用文体学实现语用风格的再造。

语用文体学（Pragmatic Stylistics）是将语用学和文体学结合的文体学途径，关注语境和语境中互动策略的使用效果，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文学语言如何在语境中使用；文学语言在文学作品中如何实现人物形象的塑造；权力结构如何产生等”（Nørgaard etc. 2010：39）。语用文体学的研究问题对于儿童文学作品的对话语境分析十分有效。

人物对话是语用文体学的一大研究重点，语用文体学有一套系统、有力的概念和工具来回答对话文体的核心问题：“对话交流的具体风格是什么，如何分析？对话中语言手段选择的效果如何？这些选择揭示了谈话人之间怎样的人际关系和内在的权力结构？”（Nørgaard etc. 2010：40）语用文体学为译者提供了有效的对话分析思路，有利于保证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和情节的推进。现举一例说明。

原文（4）：“Please don’t kill it!” she sobbed. “It’s unfair.”

Mr. Arable stopped walking.

"Fern," he said gently, "you will have to learn to control yourself."(White 1952:2)

译文（4）：“请不要杀它！”她眼泪汪汪地说，“这不公平。”

   阿拉布尔先生停下了脚步。 “弗恩，”他温和地说，“你得学会控制自己。”（怀特，任溶溶译 2004:2）

在翻译小女孩弗恩跟爸爸的对话之前，需要了解对话出现的语境。这是美国儿童文学大师怀特的名著《夏洛的网》（Charlotte’s Web）的开篇，爸爸要到猪圈里杀掉刚出生的落脚猪，女儿弗恩追上他，请求他不要杀死小猪，显然这是一个孩子乞求家长的典型脚本（script）。然而此番交流关系到一个生命的生死，故而女儿语气极为急迫，情急之下已经泣不成声，塑造出一个热爱生命、善良感性的孩子形象。译者将“Please don’t kill it!”翻译成“请不要杀它！”，过于书面语，似乎是一个冷静成人的命令，与上下文的“she sobbed”明显抵牾，既不符合语境，更不符合人物的语气，必然起不到乞求家长手下留情的效果。

此外，女儿跟爸爸说话的方式和用语体现了两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父亲的权威和女儿的弱势一览无余，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弗恩挺身而出，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为整部作品奠定了温情的基调。笔者试改译为：“求求你，别杀它！”她泣不成声地说，“这太不公平了！”阿拉布尔先生停下了脚步。“弗恩，”他语气温和，“你得学会控制自己才行。”

可见，对话的语用风格再现对于译文的成败至关重要。语用文体学为译者分析对话产生的语境、语气和双方关系等重要文体要素提供了敏锐的视角，有利于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实现原文的语用风格再造。  

2.4 语篇的认知风格再造

儿童文学的语篇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作品所体现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倾向直接作用于儿童读者的认知模式，形成并修正着儿童对世界的感知和理解。不同儿童文学作品有自身独特的语篇构建模式，隐藏着作者以及人物独特的世界认知方式。儿童文学语篇的构建模式和人物思维方式使得作品获得了儿童文学特有的“氛围”（atmosphere），构成了儿童文学的语篇风格特征，需要译者充分识解和把握。在翻译时，只从词句等语言片段的角度来理解语篇会有管中窥豹之感，译文往往捉襟见肘，所以语篇才应该是翻译的单位，只有把握整体的语篇信息才能准确判断原文意义并做出有效处理。

近些年随着认知科学的研究深入，认知文体学（Cognitive Stylistics）得到了迅速发展，形成了诸多对语篇进行全面、深刻分析的有效理论方法和概念，其中图式理论（schema theory）和思维风格（mind style）对于理解儿童文学的语篇构建模式和风格有着显著作用。

认知图示可以用于分析作品的语篇构建模式和功能。起源于心理学和人工智能的图式理论是认知文体学的核心概念。图式（schema）是“提供信息帮助我们理解一般事物、事件和场景并进而理解世界的认知结构”（Emmott etc. 2014：268）；“图式是过去经验的一种心理表征，是围绕某一主题组织起来的知识表征和记忆贮存方式，是各种过去反应、过去经历的动态组合体，它在任何生物反应中都起着作用”（巴特利特，转引自潘红 2010）。人的认知图示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个人的经验和发展而改变。儿童文学作者一方面通过语篇叙述激活读者的已有认知图式，使读者调动已有经验进入作品所设置的场景，进而通过作品情节发展实现读者的“图式更新”，“对已有图式进行升级、改变或者转换”（Emmott etc. 2014：273），从而使读者获得教诲和启发。图式理论可以从认知角度帮助译者从整体理解语篇意义，把握原文中的“图式更新”，以准确再现原文的文学性和主旨。

作者及人物的思维方式可以借助思维风格来分析。思维风格是认知文体学的另一个重要概念。自Fowler在《语言学与小说》（1977）第一次提出“思维风格”以来，这一概念在文学研究领域得到运用和发展。我们采用Jean Boase-Beier的观点，将思维风格定义为“反映认知状态的语言风格”（刘世生、朱瑞青 2006：285）。思维风格“侧重于对人物和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认知心理和独特语言表现的关注，是认知状态和语言形式前景化的结合，对叙事文本有较强的解释力”（同上：293）。

认知图式有助于译者进入作品的文学世界，而对人物思维风格的理解可以帮助译者实现与作者的“视域融合”，准确塑造人物形象、传达作品主题。在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应该以语篇为翻译单位，根据语篇的整体信息来营造故事氛围、塑造人物形象，尤其要关注人物的认知状态，从而更好地再现作品主题。感人至深的图画书《别放手！》（Don’t Let Go）中开篇第一句话的翻译就需要译者通观全文、对人物的思维风格有清晰的认识。女儿打电话央求爸爸教她学自行车，她说：“Teach me to ride and I’ll ride to you, I could ride from ours to yours.”这句话看似平淡无奇，但译者对“ours”和“yours”的理解和处理揭示着小女孩对自己家庭关系的认知和态度。“ours”和“yours”透露出父母分居的现状，立即激活读者大脑中“家庭离异”的认知图式。如果译为“教我骑自行车吧，学会了我就骑车去找您，从我们家骑到你们家”，（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这样的译文流露出小女孩对自身家庭离异的接受或习以为常，不符合作品饱含深情、无限遗憾而又充满希望的整体风格。纵观全书我们看到，客厅里依然悬挂的一家三口的合照，妈妈的小猫与爸爸的小狗最终和好，父女间充满依赖和深情，以及“别放手！”这一具有强烈呼唤意义的标题，都预示着破碎家庭的希望。儿童文学正是给读者带来希望的文学，这是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一大特质。对于身处离异家庭的小女孩而言，父母分居无疑会造成空间上的距离，然而从情感上，孩子的内心依然将爸爸视为“一家人”，这应该是故事中小女孩的情感和心理特征。所以，将之译为“教我骑自行车嘛，学会了我就骑车去找你，从我们这里骑到你那里。”符合小女孩“知道父母分居但依然渴望家庭幸福”的思维风格。另外，不译“吧”而译“嘛”、不译“您”而译“你”，符合小女孩对父女间亲密关系的感受和解读，具有重要的文体意义。纵观整个故事，虽然父女二人分居两地，但他们心里依然充满了爱和彼此“不放手”的承诺，实现了读者的“认知图式更新”，起到了心理救助的作用。儿童文学之为用大矣!

在整部作品中，没有任何一处对人物家庭关系的直接说明，第一句话里的“ours to yours”是理解故事背景的最关键线索，所以对于这一句话的处理直接关系到读者能否激活大脑中的认知图式，是产生“图式更新”的前提，需要译者通读全文、寻找线索，根据整个语篇的风格和主旨来准确把握并塑造人物的思维风格。对于人物思维风格的深刻理解和再现可谓微中见著，关系到作品主题思想传递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准确性和效果，对于以儿童为读者对象的儿童文学翻译尤为重要。

3. 结语

翻译理论家奈达和泰伯（2004：12）在其影响深远的翻译定义中明确提出了“风格再造”的要求。译者对原文风格的再现如同雕塑家对其作品精神姿致的塑造，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的成败，是判断译文质量的重要准绳。我们发现，儿童文学翻译中风格意识的普遍淡薄是困扰儿童文学翻译发展的症结所在。儿童文学本身在语音、语相、语用和语篇等方面皆有微妙而重要的文体特征，构成儿童文学的“多位一体”。儿童文学翻译作为具有高度文体敏感性的翻译门类，其风格再造研究应属儿童文学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有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迫切需求。我们可以借助语音文体学、多模态文体学、语用文体学和认知文体学等文体学的最新发展，为儿童文学译者提供分析工具和视角，以辨识原作的文体模式和功能，全面再造原作的思想、情感和审美特质，实现风格对等的儿童本位翻译。

要实现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造，需要与时俱进，了解儿童文学文体的变化和风格的演变。儿童文学的各个体裁近些年迅速发展，并进一步演化出儿童桥梁书、知识绘本、儿童幻想小说、生态儿童文学和同人小说（fan fiction）（Reynolds 2007：180）等新的体裁，对此，我们的文体风格研究也需要不断深入，不断发展出新理论和新视角，为儿童文学翻译的风格再现提供保障。

应该说明的是，以上所述文体学理论并非只适用于本文列举的语言层面，而是可能在其他层面都具有适用性。本文旨在针对儿童文学翻译各个语言层面的突出问题，以相应的文体学理论分析如何在译作中再现原作的风姿，由于篇幅所限，所涉及的儿童文学文体特征分析远非穷尽，文体学的分支只是择要言之，尚有广阔的探索空间。我们以此文抛砖引玉，期待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将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风格研究推向深入，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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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学研究”（14BYY018）和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外国儿童文学汉译史重大问题研究”（17YJC74003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徐德荣，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理事，山东省译协副秘书长，国际儿童文学研究会（IRSCL)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儿童文学及其翻译。在《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研究》《外语研究》《当代外语研究》《山东外语教学》等刊物发表论文40篇，出版专著两部、译著20余部。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儿童文学翻译的文体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谁为孩子而译？——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等科研项目7项。

姜泽珣，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17级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8年第1期，第97-103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载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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