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思洁：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略论

摘要:范畴是客观事物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是藉以进行理论思维的工具;范畴之形成以及范畴体系之建立是衡量一门学问是否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标志。经验证,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诚、有无、言意、形神等19个范畴可确立为中国传统译论范畴;这些范畴所构成的范畴体系以及该体系所蕴涵的范式对翻译审美实践过程中翻译主体的基本思维模式之合理性做出了解释。表面上,本项研究是在探讨传统译论理论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实质上,本项研究所真正关切的,是阐述传统译论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与学科基础理论合法性问题。

关键词:中国传统译论;范畴;范畴体系;学科合法性

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盖指以中国传统哲学、美学、诗学、经学乃至书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一系列相互联系又有机结合的翻译研究命题;它上溯两汉佛经翻译评鉴,下迄明清“西学”翻译感言,且延揽其后在学理上与国学思想一致、在学缘上与国学一脉相承的翻译理论。较之于西方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往往以哲学而非科学、以美学而非宗教为其理论基础;以综合感悟而非逻辑演绎为思维特征;以定性描述概括而非定量分析建构为其理论形态特征;与其相关的语言观是人文主义的而非科学主义的(杨自俭,2000;谭载喜,2000;辜正坤,2001;王宏印、刘士聪,2002;杨晓荣,2004)。令翻译学界感到困惑的是:中西翻译历史相当,为何中国传统译论缺乏较为“科学”的理论形态?本文不妨称其为传统译论难题。

若究其故,一方面,就学科基础而言,宏观上中国翻译理论体系中似乎语文学和解释学的翻译理论较为发达,而西方译论体系中则是文艺学和语言学的翻译理论较为发达(谭载喜,1998);而且,“(传统哲学)从本体论上讲,是整体观伴以结构性弱点;从价值论上讲,是知情意一体化认知结构伴以狭隘的人伦技术化倾向;从方法论上讲,是直观类比伴以不同层次过渡的模糊性”(杨自俭,2000)。另一方面,就理论形态而言,传统译论“缺少一以贯之的术语体系,未形成明确的科学意识,未形成逻辑体系”(刘英凯,2002);而且,“基本范畴缺乏:理论体系的建立需要若干基本的理论范畴,以及这些范畴之间逻辑的必然联系和陈述,才能进行有效的判断和推导”(王宏印、刘士聪,2002)。遗憾的是,翻译理论界“一是对传统译学范畴自身特点的研究很少;二是对传统译学范畴体系也无从进行理性的鉴定”(杨自俭,2004)。于是,翻译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就译论谈译论;中西译论比较研究相互訾议,无从在理论形态和理论体系方面有所突破。本文尝试从范畴及其体系角度对这一难题做出尝试应解。

一般而言,范畴是反映客观事物最一般规定性的概念,是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最一般亦即本质属性和关系的概括和反映。本体论层面上,范畴指本体之属性;知识论层面上,范畴指知识之特性;方法论层面上,范畴是藉以进行理论思维的工具;语言层面上,范畴指表述本体论思想或知识论思想的言辞(成中英,1991:121)。范畴之形成以及范畴体系的建立是衡量一门学问是否建立理论体系、是否成为一门科学的重要标志(谢庆锦,1987:3)。范畴应用于翻译理论研究和实践可称为翻译理论范畴。翻译理论范畴是反映翻译活动最一般属性和本质关系的概念,是构筑翻译理论体系的基石。

从翻译理论范畴入手来研究中国传统译论,是揭示和梳理中国传统翻译思想发展进程内在逻辑和规律的根本途径。确立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以及建构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旨在为中国传统译论成为一门学问提供理论基石和理论构架。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所蕴涵的范式,把人们的思维触角引向范畴及其体系由以孕育的语言的、逻辑的乃至文化的根基:它不仅决定了人们在研究中国传统译论时的兴趣取向,而且决定了人们对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中所关注的问题采取何种理论模型和解释策略,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学科合法性与学科基础理论合法性提供辩护。

1、中国传统译论范畴

如前所述,中国传统译论往往以哲学、美学等为其理论基础,传统译论中的理论名言如“文质”、“信”、“形神”等范畴往往取诸传统哲、美学乃至文艺学。这些范畴之于翻译理论的合用性须做出甄断。判定某一哲学或美学范畴能否充当传统译论范畴主要从五方面进行考量:(1)相关性:译论范畴需与一定的译论命题紧密相关;(2)解释力:译论范畴能解释翻译过程中的某种关系;(3)普遍性:译论范畴需反映翻译活动中最一般的性质和关系;(4)独立性:处于同一层次的译论范畴之间需彼此独立;(5)稳定性:译论范畴需兼具稳定性和变易性。这些依据可概括为三个原则:范畴的应然性原则,即范畴所以成为范畴应包含的一般哲学原理;范畴的本然性原则,即范畴作为一门学科范畴需具备的系统性和完备性;范畴的实然性原则,即范畴自身所具有的历史实然性和独特性。三个原则的宗旨在于使范畴之确立做到实然与应然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其目的在于稽考哲学、美学等范畴之于翻译理论的“合用性”。

经检验,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道、有无,认识论中的心物、意象、虚静、言意(中介范畴)、形神,过程论中的诚、形神、动静、虚实、言意(审美范畴),以及中国传统译论研究中的信、神似、化境、文质、隐显、意合等19个/对范畴可确立为中国传统译论范畴。各范畴之间的层级关系如下表所示:

传统译论范畴层级表中,第一层级范畴包括“道”、“诚”与“心物”;前者作为最高范畴在本体论方面统摄译论体系中的其他范畴,是其他范畴的最抽象概括;后两者分别统摄过程论和认识论中的其他范畴。第二层级范畴包括本体论中的“有无”范畴,认识论中的“意象”、“虚静”、“言意”、“形神”等认识中介范畴,以及翻译过程论中的“本、信、神似、化境”等译者修养理想范畴。第三层级的范畴主要集中在翻译过程论中,包括“言意(审美)、动静、虚实、形神”等译者主体审美范畴。第四层级的范畴包括“意合、文质、隐显”等语言操作与转换范畴。范畴的层级越高,其抽象概括性越高,范畴与翻译现象的相关性越低。在实践层面上,低层级范畴对高层级范畴往往呈现出诉求倾向;在理论层面上,高层级范畴对低层级范畴往往具有解释规约功能。这些范畴彼此交织,每一范畴均与其他范畴紧密联系,每一范畴之涵义取决于该范畴在整体范畴体系中的层级和功能以及该范畴与整个范畴体系之间的关系。可以说,这些范畴之间所具有的整体性、层次性、动态性和开放性使其构成了中国传统译论的范畴体系。

2、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

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盖由三部分构成:本体论范畴、认识论范畴、过程论范畴。

传统译论本体论范畴中,“道、有无”取诸传统哲学;“道”统摄“有无”。道蕴涵“万物之母”、“无之称也”等一系列命题;“有无”蕴涵“天下万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王弼,1980第四十章)等命题。“道”凭借援物比类和经验隐喻由具象之器升格为抽象之道进程中,孕育出了以“象”为逻辑思维基点、以类比类推为思维法则、以意象递归为思维模式的串联式因果思维样态;而且,“道”在升格为形上之“道”进程中,使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呈现出以事物关系之应然判断为前提,以修性养德之价值判断为旨归,以求诚贵无之本体预设为旨趣的理论品性。

传统译论本体论并不探究“翻译从何而来”,而是把此类问题“悬置”起来。此时,翻译和翻译审美从何而来这类终极性问题相对于其自身存在形态已居于次要位置,而翻译审美现象本身则升格为传统译论研究的焦点,并且因此获得了独立意义。在此前提下,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及其蕴涵的思维方式便转变为翻译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据此去探究翻译主体审美实践活动中的自足自律之奥。此时,译品既不是与主体世界相对的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不是与客观世界相对的主体意志的表达,而是一个自足的呈现着翻译主体在世界中全部理解和感受的完整世界,成为翻译审美实践活动“此在”的方式。这是传统译论本体论之内涵。于是,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求诚贵无”观照作为一种精神实在,构成了传统译论本体特性的根本原因:“求诚”思想传递给传统译论过程论,成为译者的修养理想:事译事以“诚”;“贵无”观照经由认识论中的认识中介(观念中介、语言中介、学缘中介)传递给传统译论过程论,转化为译者的审美价值观。

传统译论认识论范畴中,心物、虚静、言意、形神、意象源自哲学;“心物”统摄其他范畴。在哲学领域,认识论是对认识进行哲学反思的科学,其任务在于揭示认识本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力求使认识成为自觉的认识;而且,“认识本身并不是思维内部的一种封闭的运动,而是表现为思维和存在的一种关系”(夏甄陶,1986:45-46)。传统译论认识论是以翻译进程中如何认识为对象,对翻译进程的认识所进行的反思。然而,不论是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还是中国传统译论认识论,它们均是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前提下的认识论,因为“本体论作为认识论的前提,总要贯穿于、渗透于认识论之中,而一切认识论也总会表现出某种本体论观点”(夏甄陶,1986:52)。因此,就认识论理论框架和理论旨趣而言,传统译论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联结主体与客体的各类中介必然与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主客关系趋同。

中国传统哲学中,“心物”范畴提携“心之官则思”等一系列类似命题;心物关系表述的是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诚如张岱年(1982:249)指出,“心是能知能思之官,知觉是心之特殊功能,心实即认识作用,这是中国哲学家所大体一致承认的。这是中国哲学中关于心的学说之中心观念。”在心物范畴之下,虚静范畴蕴涵“虚壹而静”等命题,言意范畴提携“得意忘言”等命题,形神范畴提携“神制而形从”等命题,意象范畴蕴涵“得意忘象”等命题;这些范畴及其所提携命题充当了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认识中介。本文认为,如同传统哲学认识论一样,传统译论认识论往往以“心”为认识主体,以“虚壹而静”为观念中介,以“得象忘言,得意忘象”为“语言中介”,以诗学、佛学、书画等学术中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彻悟言外、忘筌取鱼”以及“气韵生动”等命题为学缘中介,建立起了主客之间的关联。而且,“言不尽意”、“彻悟言外”、“以形写神”等审美观照也经由上述中介进入了传统译论。

传统译论过程论范畴中,“诚”作为元范畴不仅统摄译者修养理想范畴,而且统摄译者主体审美范畴,还统摄着语言操作范畴。“本、信、神似、化境”分别蕴涵“因循本旨”、“重在神似”和“入于化境”等修养价值命题;“言意(审美)、动静、虚实”分别蕴涵“意在言外”、“动静互涵”、“以虚孕实”、“以隐托显”、“以藏含露”等审美命题。这里所谓“过程”,不是以“时间连续性”和“经验具体性”作为判据的“过程”,而是把过程视为“本体”的过程,即抽象的过程;它以“摄入”(prehension)为纽带,以“整体性、历史性、具体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翻译活动是原作、原作者、译者、译品、读者等要素通过彼此摄入而联结在一起的生成过程。

就翻译修养目标而论,翻译过程中所追求的“本”、“信”、“神似”与“化境”实质上是译者所预设的一种主体修养目标或理想:事之以“诚”;翻译过程中的种种尴尬和求索,无不在于“思诚”并在译文之意真实无妄、不讠孛原文上做工夫;“诚”乃译者之为译者所应秉持的操守和应具备的修养境界。就翻译审美价值而言,“摄入”思想把“诚”范畴所蕴涵的译者修养理想、因循本旨和弃文存质所蕴涵的佛学价值观以及神似化境所蕴涵的玄学价值观统携在一起;这些因素一方面共同构成翻译主体在翻译审美实践过程中理解的前结构;另一方面,“摄入”矢量作用把过程哲学中的“整体性、历史性、具体性和创造性”等特征传递到翻译主体与翻译客体之间,从而对原文向译文的语言转换施加影响。在理解前结构的筹划功能和过程哲学主体摄入的矢量功能协同作用下,翻译实践中的属文过程往往呈现出意合趋向。进一步讲,传统译论范畴反映了传统译论所处文化关心的基本问题和认识。对于译者而言,“个人是他的民族、他的世界的产儿,个人无论怎样为所欲为地飞扬伸张——他也不能超越他的时代、世界”(黑格尔,1997:48)。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如下图所示:

 图1 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

毋庸置疑,就中国传统译论而言,翻译审美实践过程中译者对“神似、化境”的诉求,对意在言外隐秀之美、以虚孕实含蓄之美、以形写神气韵之美、动静互涵和谐之美以及神与物化境界之美的崇尚和追求,以及翻译属文进程中倾向于以隐托显、以意驭形的意合趋向,均可经由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认识中介而溯源至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道、诚、有无、意象”等范畴及其所蕴涵的本体命题。思维本体论范畴及其相关命题对翻译审美实践过程中翻译主体的基本思维模式做出解释且为其合理性辩护;主体认识论范畴及其相关命题对翻译审美实践过程中的翻译主体的审美行为和语言操作行为做出阐释,也为其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

3、中国传统译论范式

中国传统译论范畴体系蕴涵着传统译论的研究范式。依照库恩的解释,范式既代表着由某一特定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乃至技术等构成的体系;范式也指这一体系对具体问题的解答方式,这些解答方式作为模型和范例可取代明确的规则,构成解答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的基础(库恩,2003:157)。范式之确立有赖于四个要素:符号概括;模型或共有信念;共有价值;范例。共有信念是研究团体成员共同恪守的承诺;共有价值是研究团体评判理论和选择理论的整体依据。就中国传统译论而言,上文所探讨的“道”、“诚”、“有无”、“意象”、“言意(中介)”、“形神”、“动静”、“虚实”、“神似”、“化境”等范畴充当了传统译论范式的符号概括;范畴“诚”及其所统摄的“案本而传、求信、重在神似和入于化境”等命题揭示了传统译论研究团体所遵奉的共有信念——事译事以诚——在翻译进程中追求真实无妄等思诚工夫;范畴“有无”、“言意”所统摄的“韵外之致”、“彻悟言外”、“以形写神”、“动静互涵”和“以虚孕实”等一系列命题揭示了传统译论研究团体所具有的共同价值;古代佛经翻译以及近代“新学”翻译实例构成了传统译论的对待译事的范例。把“范式”引入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范式的解释和辩护功能为传统译论所呈现出的种种理论品性做出解释,并为其合理性做出辩护;因为传统译论研究范式“瞄准了一种非常彻底的东西,一种深深浸入个人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的东西,……它把我们引向错综复杂的多种根基(语言学的、逻辑的、意识形态的根基,以及大脑—心理和社会文化的更深一层的根基)。”(莫兰,2002:235)

传统译论范畴体系中的“诚、有无、意象、心物、言意、虚实”等范畴及其各自所蕴涵命题,为中国传统译论中所呈现出的下述品性或类似描述做出合理性辩护:翻译实践以道德为本位,强调译者道德修养和敬业意识;翻译理论往往以哲学、美学为其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以综合感悟而非逻辑演绎为思维特征;主体审美崇尚化实为虚、讲求含蓄,注重感性体悟、讲求综合,等等。传统翻译理论的合理性是历史的合理性或嵌入处境的合理性。此为其一。其二,如果我们承认传统译论范畴体系所蕴涵范式与其他译学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即承认不同译学体系之间的不可通约性乃是对于思想之主观性本质的肯定,那么,任何译学研究均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前见”,较之于西方翻译理论,中国传统译论所呈现出的种种理论品性无可厚非;毕竟,不同的译论体系之间存在着“二律背反”关系,这种关系既给予律背反着的双方各自独立存在的合理性,又赋予双方互为依存的关系和各自相对的身份。承认中西翻译理论之间的二律背反关系,也就不必把它们之间在理论形态和理论品性方面的差异视为悬在翻译研究者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利剑”。

诚然,传统译论范畴体系所蕴涵的译学研究范式并非一成不变;正如哥德尔不完备性定理所做陈述:“一个理论系统,如果是没有内在矛盾的,那么它必然是不完备的,一定存在着本系统不能解决的问题”(转自吴哲辉,2000:29);世界上并不存在完备系统。依此来断,中国传统译论较之西方译论所具有的不足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内部要素之间矛盾运动的结果;这既是某种历史机缘,也是中国传统译论所以成为自身所必需的内在属性。传统译论范式随着时代的需要而进行转换是必然之事。这一点,恕另文探讨。

4、结语

对于中国传统译论而言,翻译审美实践过程中译者对“本、信、神似、化境”的诉求,对意在言外隐秀之美、以虚孕实含蓄之美、以形写神气韵之美、动静互涵和谐之美以及神与物化境界之美的崇尚和追求,以及翻译属文进程中倾向于以意驭形的意合趋向,均可经由中国传统哲学认识论中的认识中介而溯源至中国传统哲学本体论中的“道、诚、有无、意象”等范畴及其所蕴涵的本体命题。哲学本体论的目的在于,为该本体观照下的认识论、且经由认识论对实践主体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基本行为模式做出规约和预设。由于传统译论是以传统哲学、美学、文学、经学乃至绘画等国学思想为其理论根基和基本方法而形成的翻译理论,因此,传统哲学本体论范畴及其相关命题对翻译审美实践过程中翻译主体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基本行为模式做出解释。表面上,本项研究在于探讨传统译论理论形态的合理性问题;实质上,本项研究所真正关切的,是阐述传统译论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与学科基础理论合法性问题。在研究中国传统译论时,人们应当关注的,“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伽达默尔,1999:XVI)。也许,对于传统译论范畴及其体系自身研究而言,它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悖论:它一方面渴求新颖和创新;另一方面又需背负历史包袱。如何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不仅仅是中国传统译论未来研究中无法回避的悖论,也是其他任何翻译理论研究难以逾越的一个悖论。

＊本项研究承蒙张柏然教授悉心指导,特致谢忱。

作者简介

张思洁，南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北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英语语言文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研究、双语词典研究、英汉对比研究。

本文原载《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年第5期，第56-59页，参考文献从略。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