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钧：翻译精神与五四运动——试论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

摘要：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本文聚焦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从语言、文学、文化、思想层面展开思考，就翻译与五四运动的深刻联系以及翻译对五四运动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进行探讨，继而从翻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出发，就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作了概要性评述。

关键词：翻译；五四运动；精神；影响；意义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与翻译有关的一些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为什么翻译活动那么活跃？为什么那么多学者、文人重视翻译，从事翻译？为什么围绕翻译，有那么多的争论或者讨论？在我看来，在思想的层面，20世纪的中国有两场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运动，一是五四运动，二是改革开放。这两场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思想的解放。对翻译界而言，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两场运动与翻译都有着紧密而深刻的联系。关于翻译与改革开放的关系，我在去年与翻译界同仁共同编撰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一书的后记中写道：“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翻译学界而言，应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开放的精神，就是翻译的精神诉求。打破隔阂，开阔视野，促进理解与交流，拓展思想疆界，增进不同民族文明的互学互鉴，丰富与繁荣世界文化，是翻译的价值所在。”（许钧，2018：524）而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想从另一个角度介入，看一看翻译到底在哪些方面对五四运动产生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翻译之于五四运动到底有着怎样的深刻意义。

一、翻译在语言、文学、文化层面对五四运动的全面影响

首先，有必要说明，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本文所取的是思想史层面的广义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打破禁锢、导向科学与民主的启蒙运动，更是一场与旧世界、旧思想、旧道德决裂的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涉及面广，影响深远。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性和内在的一致性。

考察翻译活动对于五四运动的直接与间接的影响，我会把目光投向上述的三个运动。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一个“新”字。新文学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自不必说，“新”是其追求与灵魂。而白话文运动，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新”字，但相对于文言文，白话文蕴涵的就是一种“新”的生命：是语言与文字的崭新统一，为新文体、新表达、新思维的产生拓展了新的可能性，其根本意义是让人民大众能够掌握语言，接受新思想，创造新文化。在那个时期，对“新”的追求有着革命性的意义，《新青年》的根本立场，更是出自于“新”：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新”首先意味着与“旧”的决裂，在这个意义上，五四运动所孕育的革命精神体现在了语言、文学、文化等各个层面。追求新，有多重途径。推陈出新，是其一，著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具有这样的特征，拿鲁迅的话说，“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意义，是把古时好的东西复活，将现存坏的东西压倒”。但是，五四运动不能走这条路，鲁迅最反对的就是把旧时代的“孔子礼教”拉出来。此路不通，便只有开辟另一条道路，那就是在与孔孟之道决裂，与旧思想旧道德决裂的同时，向域外寻求新的东西，寻求新的思想，新的道德。这样一来，翻译便成了必经之路。

（一）翻译与语言革新。先看看翻译之于白话文运动的作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了白话文学的新纪元，也开创了白话翻译的新纪元。‘五四’时期，译著骤增，文体解放，范围扩大，有小说的翻译而及于诗、散文、剧本、文艺理论等。语言从文言正宗转为白话本位”（罗新璋，1984：7）。有学者认为，白话文运动，就其根本意义而言，是一场“语言革命”：“‘五四’文学革命也称作语言革命，是因为这两个革命具有互相促进、不可分割的联系。”（郜元宝，2005：140）对两者的互动，学界是有比较统一的认识的。在此基础上，也许可以进一步说，没有白话文运动，就不可能有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郜元宝甚至有更为大胆的设想：“西方近代文明，只有最后触及中国文明的‘语言’，才算完成了它对传统中国最深刻的冲击与改变，而身处这个冲击与改变中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学的觉醒，也只有进到语言层次，才算是最深刻的觉醒。”（同上：142）引进或吸收域外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事物，这是白话文的重要使命。没有语言的革新，不可能产生根本意义上的观念的革新。

实际上，关于白话文的地位与创新渠道，在五四运动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一直是学界和思想界思考的问题。鲁迅和瞿秋白对于翻译之于白话文的作用，有着深刻与清醒的认识。瞿秋白在给鲁迅的信中，指出了翻译之于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的重要作用：“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要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瞿秋白，1984：266）他进一步明确指出：“翻译，的确可以帮助我们造出许多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丰富的字汇和细腻的精密的正确的表现。因此，我们既然进行着创造中国的新的言语的斗争，我们对于翻译，就不能够不要求：绝对的正确和绝对的中国白话文。这是要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同上）鲁迅在原则上是同意瞿秋白的这一观点的，但在用何种途径来创造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通过怎样的翻译来吸收各种新的语言要素这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看法。鲁迅尤其针对瞿秋白提出的“绝对的中国白话文”，提出了他的翻译在语言使用上的“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为什么不完全中国化，给读者省些力气呢？这样费解，怎样还可以称为翻译呢？我的答案是：这也是译本。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鲁迅，1984：276）。“这语法的不精密，就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古的，外省的，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同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于翻译在改造语言、革新思维两个方面的重要意义。在《翻译论》一书中，我曾援引王彬彬就鲁迅的翻译与语言革新的关系所做的思考：“在鲁迅那里，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国语译成汉语，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本身便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实验。或者说，翻译，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把外国人的语言方式，也就是产生这种思想、情感的方式，一并介绍给中国。”（王彬彬，2000：147）如果我们打开视野，再进一步思考翻译在语言的现代性进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我们会发现不仅仅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前后，在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复兴之路上，“翻译都起到了培育现代语言的作用，使与拉丁语这种公认的‘文明语言’相对而言的‘俗语言’，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翻译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在种种‘异’的考验中最终显示了自身的生命力，确立了自我。”（许钧，2014：273）

（二）翻译与文学之“新”及其道路的拓展。白话文运动着力的是语言的革新，开辟的是人民大众借助掌握的新语言接触新思想新文化的道路，如是才有“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唐弢，1982：3-4）等主张。正是通过翻译，在五四运动前后，“新语汇、新观念的引进，给人们打开了新天地、新视野。”（张卫中，2005：130）白话文的革新，对新文学革命而言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新思想、新观念要得到有效且深刻的传播，不可避免地要借助文学的道路，恰如鲁迅所言：“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样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鲁迅，1981：240）新文学运动，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更有革命的意义。对于新文学运动的启蒙性与革命性，学界有不同的观点，本文在此不予细究。本文所关注的，只限于翻译在推进新文学运动层面所起的作用。

在我看来，无论启蒙的思想还是革命的思想，都是通过翻译输入中国的。在五四运动前后那个时期，“卢梭的民约论、弥尔的自由论、叔本华的自我意志说、尼采的超人说、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以及其他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说，在刊物上都用显著地位加以介绍。”（唐弢，1982：27）。《新青年》、《新生活》、《新社会》等一批刊物，都把介绍引进域外的新思潮、新观念作为开启民智的重要途径。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等文章中提出的观点让我们明确地看到了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联系。而“翻译工作与政治和社会改革运动、乃至革命结合起来了”，“把一个古旧王朝改变成为一个共和国的辛亥革命、把政治和意识形态思路导向新的潮流的五四运动，都与通过翻译介绍进来的新意识分不开。”（叶水夫，1994：247）

如果聚焦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事实：一是翻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二是众多学者做起了翻译工作；三是刊物刊载的很多是翻译作品；四是西方的各种重要思潮通过翻译涌入了中国。就文学而言，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之思想受到了普遍认同。而要“新”中国之小说，翻译则为先导，其影响深刻而广泛，其中有三点值得特别关注。首先是借助翻译之道，中国的文人与学者有了观念的革新，这一点是殊为重要的。有学者在考察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问题时，这样指出：“‘五四’时期常常会有这种情况，一个新词的出现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一个关键词的出现会引起一种连锁反应，导致人在思想上的一系列调整。而这种调整往往会给一个作家带来新的观点和新的立场，触发他/她的创作冲动，使他/她在创作中找到新的内容与主题。”（张卫中，2005：130）由一词的翻译，带来新的观念，而观念的革新，会导向“新的观点和新的立场”，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进而在内容与主题的层面有新的探索与新的突破。其次是在不同的文学体裁的内在结构与形式方面，翻译为投身新文学运动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如唐弢所言，“当时的新文学，从思想倾向到形式、结构、表现方法，都曾广泛接受了外国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积极影响。欧洲进步文学，从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唐弢，1982：21）再次，翻译在为新文学运动注入了具有差异性的外国文学因子的同时，也给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开拓了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学传统、反思自身、在借鉴与批判中确立自身的可能性。

（三）翻译与新文化的倡导及传播。从上面简要的评述中，我们已经涉及了新文化运动，应该说，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互联系紧密、积极互动的整体。在语言、文学层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翻译，就其根本而言，与在文化层面产生的影响是具有深刻的一致性的。季羡林先生从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中，看到了翻译的独特作用：“为什么中华文化竟延续不断一直存在到今天呢？我想，这里面是因为翻译在起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若拿河流来作比较，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却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中华文化之所以能长葆青春，万应灵药就是翻译。翻译之为用大矣哉！”（季羡林，1997：1）季羡林所说的从西方来的水，就是五四运动前已经开始的西学东渐。在新文化运动中，翻译所扮演的远远不是“输入”者的角色，而是一个构建者，一个为中国的新文化开辟疆域的先锋。据陈福康的研究，早在1906年8月，周桂笙“带头组织了‘译书交通公会’”，并于当年10月11日撰写了《译书交通公会序》，其中指出：“吾国开化虽早，闭塞已久，当今之世，苟非取人之长，何足补我之短！然而，环球诸国，文字不同，语言互异，欲利用其长，非广译其书不为功。顾先识之士，不新之是图，而惟旧之是保，抑独何也？夫旧者有尽，新者无穷，与其保守，无宁进取！而况新之于旧，相反而适相成。苟能以新思想、新学术源源输入，俾跻我国于强盛之域，则旧学亦必因之昌大，卒收互相发明之效。此非译书者所当有之事欤！”（陈福康，1992：162）如果考察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周桂笙这篇序中所论及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所涉及的焦点问题有着深刻意义上的相通。反对保守，提倡进取；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一个翻译人在1906年对翻译在中国新文化与思想建设方面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这与11年后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二期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中的一些观点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只是周桂笙提出的是“进取”，陈独秀强调的是“革命”。如果说在新文化运动之前，积极投身翻译事业的有识之士对翻译的使命有着准确的定位，那么，翻译活动在哪些方面又给新文化运动起到了推进和构建性的作用呢？限于篇幅，我们无法对此做出详尽的回答。但在我看来，其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翻译为先声，输入新学术、新思想，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启迪与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运动前进的方向。二是翻译为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撑，以至于学界有相当一致的共识：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三是翻译的丰富形式，为新文化在人民大众中的传播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探讨翻译对五四运动所起的影响或作用，不能不看到翻译有可能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后果，如语言层面的过度“欧化”现象，文化层面的“西化”倾向等等，值得学界进一步思考。

二、翻译精神与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

论述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可以从多个角度切入。我们在上文中从五四运动所涉及的语言、文学与文化的层面，就翻译之影响或作用作了简要的归纳。从中，我们可以更为清晰地看到，翻译绝非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我们理解翻译，也不能仅仅限于工具性的“用”之功能。有学者考察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翻译，就我国20世纪初和五四运动之前的翻译存在的问题做了如下的思考：“在我们中文的语境里，也有过一个翻译的全盛时代，在那个时代里，翻译是外来思想的有效传达手段，并对中国的思想有重要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仔细想想，何以康有为、梁启超力主由日语转译西方而不在意日文的‘过滤’？中国在世界之交何以大量反过来‘进口’日本人为翻译西书而取之中国古代典籍的词汇而不是自己直接来创造？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日本‘广求知识于寰宇’（梁启超语），也不仅仅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急于向世界学习，二是因为，翻译从近代开始，基本上是工具层面的事情。我说‘基本上’，是因为从严复到章太炎再到鲁迅，翻译和语言问题是一条与思想密切相关的线索，而不仅仅是工具；然而在中国的语境里，翻译即使与思想相关，它也是单向的，那就是把外来的变为自己的。”（孙歌，1998：12-13）清末民初的翻译，确实存在大量从日语转译和“进口”日译词汇的事实，其原因很多，但深层的原因是翻译被理解为一种工具性的活动，“拿来主义”的说法可以说明其中的很多问题。但是，从我们在上文对翻译与五四运动的深刻联系的思考中，可以看到翻译所起的不是一般的工具性的功能，而是涉及五四运动的多个层面，在语言与文字的革新、文学的现代性与新文化的建构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这些作用和影响的发生，究其根本，是因为翻译孕育着“开放”的精神，导向的是思想解放之路。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回望五四运动前后的翻译活动，思考翻译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我们认识到，考察翻译之用，探讨翻译之影响，不能不去思考翻译之精神。翻译，究其根本而言，是“本我”向“他者”的开放，是深层次的双向性交流。在讨论翻译所涉及的创新性问题时，我曾有过这样的思考：“任何创造都不可能是凭空的创造，它应该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当‘本我’意欲打破封闭的自我世界，向‘他者’开放，寻求交流，打开新的疆界时，自我向他者的敞开，本身就孕育着一种求新求异的创造精神。这种敢于打开封闭的自我，在与‘异’的交流、碰撞与融合中丰富自身的求新的创造精神，我们可视为一种翻译精神。我们认为，这种翻译精神构成了翻译的创造功能之源泉。”（许钧，2014：272-273）确实，“从社会的角度看，任何社会活动都必须以交流为基础，交流有利于思想疆界的拓展，而思想的解放，又构成了创造的基础。从文化角度看，翻译中导入的任何‘异质’因素，都是激活目的语文化的因子，具有创新的作用。从语言角度看，为了真正导入新的事物，新的观念，新的思路，翻译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像梁启超所说，进行大胆的创造。”（同上：272）基于对翻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的认识，诸如为何在五四运动前后翻译活动如此活跃，为何那么多学者重视翻译，为何翻译问题会引起那么多的争论之类的问题，也许可以得到比较深刻的回答。如果我们再做进一步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翻译精神所蕴涵和孕育的“开放”、“求新”与“创造”之精神，和五四运动所追求的文字、文学、文化、道德、思想之“新”之间具有多么深刻的内在联系。而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也许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去认识。

（一）以开放精神，“敞开自身”，开辟思想解放之路。学界有比较一致的共识，五四运动从本质的意义上讲，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的发生，有深刻的原因。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旧思想、旧道德的禁锢、制度的僵化、自身的封闭、统治的黑暗，造成了国家的落后与羸弱，遭受帝国列强的任意宰割，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也直接决定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根本诉求。然而，要走出封闭，走出黑暗，打破禁锢，必须走出“自我”，向“他者敞开自身”。“从源头上讲，翻译所起的最为本质的作用之一，便是其基于交际的人类心灵的沟通。翻译因人类的交际需要而生。在克服阻碍交流的语言差异的同时，翻译为交流打开了通道。多亏翻译，人类社会从相互阻隔走向相互交往，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隘走向开阔。”（同上：264-265）邹振环曾对中国近代的翻译活动做过深入的考察，指出翻译“使近代中国人超越了本民族、本世纪、本文化的生活，给他们带来了新的见闻、激动、感悟、灵智与启迪，使他们开始了从狭窄的地域史走向辽阔的世界史的心路历程。”（邹振环，1996：V）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翻译是五四运动的必经之路。通过翻译这条开放之路，中国的有识之士得以了解域外的新思潮、新观念，使走出封闭的自我有了可能。考察世界的近现代翻译史，我们发现，在社会变革、民族复兴到来的初期，翻译活动往往比较活跃，如文艺复兴时代的翻译、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翻译。在中国，无论是五四运动这一思想运动，还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翻译活动都显示出空前的活力。其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在于通过敞开自身，借助他者之明镜，进一步解放自身，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丰富自己，恰如周桂笙所言，经由翻译，取他者之长，补己之短，收“相互发明之效”。

（二）以自觉的选择，为思想导向。考察翻译之用，固然重要，但翻译如果只是限于工具性之用，其意义便失却其深刻性。实际上，翻译的深刻影响，应该是发生在精神与思想层面。日语学者孙歌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翻译的思想》，说加藤周一写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叫《明治时代的翻译》，触及了“三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为什么要翻译？翻译什么？如何翻译？”（孙歌，1998：9）在孙歌看来，翻译与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其答案可以在这三个问题中去寻找。考察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思想层面的意义，我们可以从翻译的动机、翻译的选择与翻译的策略这三个方面去思考。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他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反对孔孟之道。基于这一思想，他对翻译便有了自己的理解与选择。据陈福康的研究，陈独秀与苏曼殊合译过雨果的《悲惨世界》，当时的译名为《惨世界》，由苏曼殊初译，陈独秀润色。为什么要选择翻译《悲惨世界》？其动机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通过翻译，唤醒民众对社会不公的觉醒，号召民众打破旧世界。在这一动机的作用下，这一合译本，对原著进行了有目的的删改，竟然加进了一个侠客人物，叫男德。“此人明了世态发展，是个难得（男德）的明白人，他思想激进，大骂孔孟，痛斥官府，对不良时弊痛加针砭。当他在报上读到金华贱被关进监牢，则击案而起，认为他是一个因家里没有饭吃而偷吃一块面包的‘安分守己的工人’。男德以法国青年的口吻说‘支那国孔子的教训，只有那班支那黄种人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他那些话吗？’并说‘世界上有了为富不仁的财主，才有贫乏无锥的穷汉’，由此得出‘世界上的物质，应为世界人公用’的结论。他只身劫狱，但义侠行径却得不到被拯救对象的理解。一路上所遇之人多为惟利是图者，他感慨地说：‘非用狠毒的手段，破坏了这腐败的旧世界，另造一种公道的新世界。’”（陈福康，1992：174）显而易见，译者的这种对原著的篡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意欲通过翻译，传播自己的思想。对原著的任意改动，就方法而言，并不可取，陈独秀在后来修订的版本中，去掉了这个人物，这是后话。但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个时期，翻译的选择，确实起到了思想导向的作用。因为要启迪大众，于是有了卢梭的著作的大规模翻译，有了西方启蒙思想的输入。因为倡导科学，于是有了大量的科学性著作的翻译。因为追求新道德，于是西方各家学术被翻译成中文，在学界广为传播。鲁迅是五四运动的旗手，他对翻译的重视，他所选择的翻译，他对翻译采取的策略，具有特别的意义：“启蒙，是鲁迅毕生的事业；而启蒙的重要方式，便是把异域的新的思想观念，把异域的精神生活，介绍到中国来。在20世纪的中国，可以说鲁迅是对翻译事业最重要者之一。而且，在翻译上，他有两个独特的方面。一是注意介绍弱小民族的精神生活，思想行动。与只把眼睛盯着西方强国者不同，鲁迅早年在日本时，便留心搜求被压迫民族的作品，并把它们译介给中国读者。因为他觉得弱小民族、被压迫民族与中国境遇相同，因而对中国读者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促使中华民族反省和觉醒，更能激发中华民族的血性、热情和斗志。另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翻译，改造汉语，从而最终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王彬彬，2000：146）可以说，在那个时期，虽然译界存在着泥沙俱下的情况，但重要的翻译工作，都有着明确的动机，自觉的选择，通过翻译输入的新观念、新思想，在持续地影响并引导着五四运动前进的方向。

（三）以持续系统的译介，拓展思想的疆域，促进思想的创造。五四运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高举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还在于启迪着人民大众追求科学与民主，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于直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实践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果打开我们的视野，以历史发展的眼光，从精神的深刻处去探寻五四运动前后那个时期的翻译，我们也许会惊奇地发现，翻译不是盲目的，而是在自觉地不断拓展思想的疆界。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我们发现在19世纪初，中国对社会主义思潮有着持续不断的译介，而这种译介活动，对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据邹振环的研究，早在1903年，赵必振就翻译出了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由光智书局出版。“该书作为日本较为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概况的第一部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论著，如《自哲理上所见之贫困》（今译《哲学的贫困》）、《共产主义宣言》（今译《共产党宣言》）、《英国劳动社会之状态》（今译《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经济学之评论》（今译《政治经济学批评》）和《资本论》等写作过程与主要内容都作了介绍，并说明了‘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内容。”（邹振环，1996：178）在同一年，日本的辛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问世，“此书日文原本出版于1903年7月，仅两个月后，就由中国达识社译成中文，并于1903年10月5日由浙江潮编辑所发行 ”（同上：180），继后，该书又有多个译本问世，对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潮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些社会主义学说著作的翻译，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在中国渐渐地被认识、接受，为日后翻译《共产党宣言》作了准备。应该说，早期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与后来《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是有直接关系的，而《共产党宣言》的翻译更是在思想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我看来，从社会主义学术思想的翻译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介绍，进而结合中国的社会和革命实践，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一条思想疆域的拓展之路，更是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创造之路。考察20世纪初与五四运动前的丰富而复杂的翻译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在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翻译都起到了拓展性与先行性的作用。我曾就翻译的价值认定做过一些思考，其中明确提出翻译成果具有知识“创新价值”（许钧，2017：8），这里不拟赘述。

三、结语

在上文中，我们从语言、文学、文化、思想层面展开思考，就翻译与五四运动的深刻联系以及翻译对五四运动的直接、间接的影响进行探讨，继而从翻译的开放与创造精神出发，就翻译之于五四运动的意义作了概要性评述。有必要做出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一种尝试性的思考，提出的一些想法，还需学界的同仁做进一步的论证。在新的历史时期，翻译活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重要，我们有必要保存清醒的头脑，发扬翻译的精神，明确翻译的历史使命,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学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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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许钧，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本文原载《中国翻译》2019年第3期，第5-12页。本次推送已获作者授权，谨此致谢。如若引用，请以原载期刊为准；转发请注明“大民说英语”以及文章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