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政治伦理与身份认同

政治伦理主要是指政治共同体政治生活中的伦理规则和道德意义。正如戴木才所言:“政治伦理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政治正当性及其操作规范和方法论的价值哲学,对政治文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导向、规范和终极价值关怀的意义。” 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日本现代文坛拥有毋庸置疑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是对战后日本象征天皇制的坚决反对,还是对日本以及世界核问题的深刻担忧,抑或是探索自己与先天残疾的儿子之间的家庭伦理关系等,大江的众多作品中都凝聚着他作为一个有着严正历史观与和平信念的人道主义作家的深沉忧思,实现其政治启蒙话语的表达。

他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中说道:“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他以崭新的文学观念,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以及独树一帜的文风,构筑并展现了自己的精神和文学世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乃至世界文坛的一面鲜明的旗帜。瑞典文学院评价他的作品“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生命与神话凝聚在一起,构成一幅当今人类困境中惶惑不安的图画”。早在1958年,大江在中篇小说《饲育》获芥川奖后即对报界表示:“我毫不怀疑通过文学可以参与政治。就这一意义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选择文学的责任。”可以说政治伦理是其创作生涯中始终如一的命题。

中篇小说《饲育》于1958年1月发表于日本《文学界》,并于当年获得第39届“芥川文学奖”。小说从儿童视角出发,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叙事,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架敌军飞机意外坠落山谷,村民们救起一个黑人大兵之后所发生的种种或敌对冲突或欢乐和谐的事件。小说的叙事线索清晰明确,感情真实生动,历来有研究者从人性思考、边缘意识、森林情节等方面对小说进行分析解说,而这里将主要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思索,探索大江健三郎关于人道主义的政治伦理观的早期形成。

在作者笔下,小说中的小男孩“我”在得知有飞机坠落山谷之后,就一直焦急地等待着大人们从前方带回的消息。终于等到一个黑人士兵被村民簇拥着押回村里,他脚上套着捕野猪的铁夹子,浑身恶臭,在村民和众多小孩子(包括“我”)的眼中俨然是一头“猎物”“畜生”。当“我”和玩伴“豁嘴儿”叽叽喳喳讨论大人们会如何处置这个黑人时,从“豁嘴儿”的话语中能够感受到在当时战争的时代环境下,除了日本民族与敌对民族美国之间的民族矛盾,还夹杂着美国的种族矛盾。“豁嘴儿”说:“那可是地地道道的黑人啊!”“黑人怎么会是敌人呢?”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抓到的是美国白人士兵,那么事情可能就不会这么复杂,有可能会立刻将他处死。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性大环境中,美国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种族对立也是众所周知的。正是由于这个士兵是黑人,使得日本与美国之间的国家民族对立中又夹杂进了人种之间的种族矛盾,从民族心理上来看,日本人对于白种人的矛盾更尖锐,在这里黑人士兵的伦理身份就成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方面他是来自美国的敌人,作为日本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有极大可能将其打死;但另一方面他与美国白人又不同,因为黑人在整个世界上也处于一种弱势地位,甚至比亚洲的黄种人更受到白人的歧视,面对这样一个种族上的弱者,则又有给予同情的必要。同时,他作为一个失去了自由的“猎物”、俘虏,不用说大人们像对待“畜生”一样用捕野猪夹子对待他,就连小孩子们对他也存在一种身份上的优越感。对这个民族上“强大”,但种族上“弱小”,伦理身份特殊的黑人士兵该如何处置,峡谷村庄里的人们只能等待、遵从统治当局的裁夺。于是就在等待上面下达裁决结果的过程中,故事便有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环境。

在这段时间中,村里的人渐渐放松了对这个外来种族、敌方民族士兵的管控,尤其是村里的小孩子们更是与他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小说中用了大量的笔墨来描写“我”以及村里其他的孩子们与这个黑人士兵苦中作乐的生活———当村民们逐渐放松了对黑人士兵的警惕之后,“我”敢于独自一人进入地窖给他送饭;束缚在他脚上的捕野猪夹子把他的脚踝磨破了皮,“我”主动将它解开却没有受到大人们的批评;“我”主动提供给他修补损坏的野猪套的工具,虽然担心过他是否会拿这些工具当武器来加害于村民,但信任战胜了怀疑和恐惧;书记假肢上的金属框因为摔倒而扭歪,也是黑人士兵拿着“我”提供给他的工具修好了假肢;炎热的天气里“我”和村里的小孩子们带着黑人士兵去泉水边洗澡,大家在水里欢乐地嬉戏;甚至曾经囚禁关押过黑人士兵的“我”的父亲在剥黄鼠狼皮的时候,在“我”看来也对黑人士兵予以了善意的微笑……孩子们作为一种价值观未完全成型的群体,渐渐忘记了黑人士兵作为俘虏的伦理身份。因此种族、民族、国家等在大人们看来首先要考虑的政治因素被孩子们置于了次要的位置,甚至是被抛却。所以对孩子们来说,黑人士兵成了他们的好朋友。

可是,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下,对大人们来说,对上级服从是毋庸置疑的伦理选择。即使村民们从情感的角度来说对黑人士兵渐渐有了好感———曾经囚禁黑人的父亲也默许“我”释放了黑人士兵,并在剥黄鼠狼皮的时候对黑人士兵予以了善意的微笑;父母们纵容小孩子们与黑人士兵嬉戏游玩;书记也毫无戒心地让黑人士兵修好了摔坏的假肢等。但是拥有成熟政治伦理观的大人们,在面对政府和国家时,从作为一个“国家良民”的政治伦理身份出发,把对黑人士兵的一切信任、美好回忆都抛诸脑后了。当村民们正在商讨如何处置黑人士兵的时候,我偷偷前去报信,不料黑人士兵在求生本能驱使下变得凶狠可怕,把“我”当作了人质与村民对抗,最终小说在黑人士兵被父亲用砍刀击破头颅而死,“我”的左手不幸被误伤打碎,以及书记被坠毁飞机的机尾滑落而砸死的不幸结局中结束。

“我”作为单纯天真的孩子,在暴力冲突面前被击碎的不仅仅是手掌,更是一颗向往美好与和平的心。因此在小说的最后,当“我”面对玩伴“豁嘴儿”的挑逗时已经变得深沉忧郁:

我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一想法像一种启示充贯我的全身。和豁嘴儿血糊糊的争斗,月夜下掏鸟窝,玩爬犁,逮野狗崽……这一切是属于小孩子们的。我已经和那个孩子的世界无缘了。

而曾对这个黑人士兵予以过善意微笑的父亲,也在战争中丧失了基本的人性———“父亲挥着砍刀陶醉在战争的血泊中”。书记,这个政治当局的代表人物,完全不念曾经接受了黑人士兵帮助,成为推动杀死黑人士兵的凶手之一,最终又命运般地死在了敌人的战机下。当纯真美好的事物被国家利益冲突、民族敌视、战争对立、政治对抗等误解、毁灭之后,那种深入人心的创伤将会更加刻骨铭心、难以恢复。曾经美好的异族人的友谊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顷刻之间就被无情地摧毁了,战争的非理性使得一切善意的萌芽都终结了,人性变得扭曲,真诚变得廉价。

作者借小男孩的行为与大人们的行为进行了对比。在大人们的伦理观中,或者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伦理环境中,军国主义的统治和教育已经深入日本民众的内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上下分明,等级严格,父亲和书记所代表的成年人,从他们的伦理身份出发,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对天皇的绝对臣服高于任何其他的伦理情感,因此即使出于个人私情他们或许对于黑人士兵拥有好感,可是这点好感被他们固有的政治伦理信念完全抹杀掉了,最终导致了流血冲突。而“我”(孩子)的伦理观,还没有被国粹主义的政治教育完全侵蚀,从孩子的伦理身份来看,在“我”的伦理价值观念中,单纯的友谊和人性中的美好是先于国粹主义的伦理价值而存在的,因此,“我”对大人们无情地杀害黑人士兵产生了透彻心扉的憎恶之情。例如小说中的“我”在昏迷数日之后醒来,面对大人们端来的食物,不由得产生了憎恶之情。在这种情况下,被误伤卧床的“我”拒绝了大人给的食物:

父亲把装着山羊奶的水瓶放在我的唇边,尽管我早已饥肠难耐,却感到一阵恶心,我大喊了一声后就闭紧了嘴,任山羊奶洒在我的喉咙上和胸前[……]而令我费解,感到奇怪,感到恶心的正是这些龇着牙,挥着砍刀向我扑上来的大人们。

“我”以这种伦理选择来证明自己对暴力的抵抗。作者选择从儿童视角来观察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人与人之间从建立信任到信任毁灭的过程,更加具有客观说服力和震撼力。从孩子的单纯的伦理情感出发表达出了对暴力的憎恨,对战争的痛恨,以及对和平友好的向往,达成了作者对人道主义政治伦理观的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