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保尔《河湾》中“逃避主题”与对西方后殖民政治的伦理谴责
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徐彬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1-29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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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二元对立的观点出发,国外学者将《河湾》中西方与非洲间的关系理解为“文明与野蛮、现代与原始、光明与黑暗”之间的对比,认为“他们[欧洲人]的统治奇迹般地给非洲带来了和平:他们遏制了非洲人破坏和毁灭的本性,消除了部族的边界冲突。欧洲人的统治提升了非洲大陆的文明程度;非洲已成为探险、经商和定居的好去处”。依照上述逻辑推理,“西方”恰如人间天堂,而欧洲人则扮演了解救非洲人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上帝的角色。《河湾》表层叙事中有关非洲风土人情的描述确实可以为上述观点提供佐证,然而笔者认为不能因此将“美化西方”和“妖魔化东方”视为奈保尔的写作动机。
《河湾》中,奈保尔共刻画了四个半“西方人”,其中四个西方人分别是:惠斯曼斯神父(Father Huismans),总统的白人顾问雷蒙德(Raymond),雷蒙德的妻子耶苇特(Yvette)和假冒非洲热爱者之名、偷窃神父收藏品的美国人。萨林姆被西方化了的印裔非洲东海岸朋友因达尔只能算是半个西方人。通过对他们的刻画,奈保尔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的“上帝”在非洲的苟延残喘和新殖民主义的兴起。奈保尔就此提出:“‘上帝’是否可以袖手旁观?”“是否可以趁火打劫?”“是否可以坐享其成?”等带有政治伦理谴责性质的问题。
在萨林姆眼中,惠斯曼斯神父是比非洲还热爱非洲的西方人;然而神父对非洲的痴迷却映射出从殖民主义时期延续到后殖民主义时期的西方猎奇非洲的“东方主义”政治态度。
惠斯曼斯的神父身份使其成为西方“上帝”的理想代言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神父不过是“西方猎奇者”中的一员,神父“非洲热爱者”的身份是个美丽的谎言。上述判断出于以下两方面原因:一、神父或患有“恋物癖”的心理疾病;二、神父是殖民主义政治的忠实支持者。
神父不善交友,常独自出没于非洲丛林之中。萨林姆用“超凡脱俗”“娃娃脸”“早产儿”“磨难”和“弱不禁风”等词描写神父的相貌,连续三次重复使用“坚强”一词来形容神父的性格。神父的“坚强”性格使其沉溺于收集非洲物品的活动中,这无疑已成为“恋物癖”的表现。此处也隐含着奈保尔对欧洲殖民主义者的讽刺,言外之意是对非洲的殖民似乎是那些“早产”的、长着“娃娃脸”且患有“恋物癖”的欧洲人之所为。
惠斯曼斯神父的“恋物癖”中掺杂着殖民主义政治色彩。神父“超凡脱俗”的姿态掩盖了他对独立非洲命运的“事不关己”的态度;这种态度源自他对“殖民主义者”这一伦理身份的坚持,恰如奈保尔所写:“他[神父]根本没把自己看成闯入丛林的人,他把自己看成渊源久远的历史的一部分。他属于欧洲。”神父把殖民时期的遗物看作欧洲在非洲文明史的一部分,认为自己有责任收集这些遗物。潜意识中,神父将遗物收集行为与对殖民政治的怀旧与支持画上了等号,建立了“恋物”行为的“能指”与殖民意识的“所指”间的对应关系。
奈保尔
神父曾对萨林姆说:“小镇的退步是暂时的,在一时的退步之后,欧洲文明会卷土重来,在河湾扎下更深的根。”神父的观点是:非洲的未来存在于过去历史之中;唯有回到过去才能给非洲带来美好的未来,然而回到过去却意味着欧洲对非洲的再次殖民。惠斯曼斯神父的逻辑有违道德, 因为他认为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非洲是没有前途可言的。此番论断若出自常人之口似乎不具任何影响力,而出自神父之口则会令无知百姓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深陷战乱泥潭之中的非洲人会因此而变得更加绝望。
惠斯曼斯神父貌似研究非洲文化的专业人士,但在他身上折射出的却是对殖民政治的支持和对去殖民化后非洲未来政局的刻意逃避。通过 对惠斯曼斯神父的刻画,奈保尔意在指出:神父为之代言的“上帝”是西方殖民主义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神父死于非命的悲惨结局,暗示了后殖民 语境下食古不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们妄图继续扮演非洲的“上帝”角色, 重建非洲殖民政治梦想的破灭。
《河湾》中,在借对神父的描写批判殖民主义政治的同时,奈保尔还借对美国青年偷窃神父遗物事件的描述谴责了西方人在“新殖民主义”政治中趁火打劫的可耻行径。
镇上来了一个年轻的美国人,这人好像比非洲人还要非洲人,比谁都要爱穿非洲衣服,比谁都喜欢跳非洲舞。有一天,此人乘坐汽船突然离开。我们后来才发觉枪支室的大部分藏品都被骗走了,和此人的行李一起被运到美国。他常说要开一个原始艺术的陈列室,不用说,神父的藏品将成为陈列室的核心展品。这些藏品! 这些森林里最丰饶的产品啊!
美国青年构想的非洲原始艺术陈列室计划是当时盛行于西方的“非洲热”现象中的一个案例。在这股热潮中,非洲既是西方文化炒作对象, 也是西方奉行新殖民主义“掠夺政治”的目标。夸梅·恩克鲁玛指出“非洲是个阐释并强调了新殖民主义的悖论。非洲物产丰富,然而非洲土地上盛产的农产品和地下富含的矿藏却让那些令非洲人日渐贫穷的[西方]集团和个人变得更加富有”。萨林姆见证并记述了西方人在非洲乱局中的掠夺行为,涉及非洲地产、矿产,如有色金属(铜、锡、铅)、贵金属(黄金)、铀和其他自然资源,如象牙。
《河湾》中,奈保尔对“美国小偷”事件的描述颇具对美国非洲政治的伦理批评功效。“早在1961年,美国就已选定蒙博托为其支持对象;自那以后,扎伊尔就一直是美国庇护下的代理独裁制国家(clientautocracy)。”有1975年在扎伊尔旅行经历,并在此后相继发表《刚果日记》和《刚果新国王:蒙博托和非洲的虚无主义》两部作品的奈保尔对上述史实自然心知肚明,因此在《河湾》的创作中奈保尔巧妙地借用“美国小偷”事件抨击了美国对非洲厚颜无耻的掠夺政治。
此外,以因达尔、雷蒙德和耶苇特为原型,奈保尔还刻画了打着“非洲建设者”旗号来非洲坐享其成的西方机会主义者的形象。在英国,大学毕业后的因达尔因非洲出身的缘故,面试屡遭碰壁。沮丧落魄之际,因达尔仍将英国视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他对萨林姆坦言:“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只有一种合适的文明,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伦敦,或者其他类似的地方。”因达尔对伦敦的归属感是他对英国一厢情愿的单相思。在伦敦波希米亚式的漂泊生活令他倍感郁闷,因达尔最终意识到“这要归结到我们属于不同的文明”。落泊伦敦的因达尔有幸加入了某个西方人建立的非洲服务组织,住进了总统的非洲新领地。新领地是“类似伦敦的地方”,是因达尔想象中的伦敦替代物。在这里因达尔能同其他外国人一样坐享 总统为他提供的一切。
透过萨林姆的眼睛,奈保尔描述并谴责了领地上外国人以援助非洲为名,及时行乐为实的寄生虫般的生活:“新领地完全是他们的度假胜地, 现在我混迹其中,轻而易举地进入他们的生活,进入平房、空调和舒适的假日组成的世界,从他们高雅的谈话中我不时听到著名城市的名字。”在领地里,西方人或受西方人委派的外国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却唯独对非洲的现实问题避而不谈,而非洲的现实就在离他们几英里远的小镇上。
《河湾》
与真正的西方人不同,因达尔是受西方教育、以模仿西方人为生的半个西方人,是法农批判的“冒牌中产阶级”(bogus middle class)中的一员,他们思想匮乏、缺少主见、没有创新而只会模仿。这一阶层“毫无保留且充满热情地接受了母国(mother country)的思维模式,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思想,将自己的意识建立于国外观念基础上……”法农认为在他们身上展示出的不仅是庸俗的“实利主义”(philistinism),更有对自己家园的“背叛”情结。小说中,将英国视为“母国”的因达尔先后“背叛”了非洲东海岸的出生地和非洲中部供其养尊处优的“新领地”。因达尔预先觉察到总统 放弃新领地计划的意图,在他人还未行动之前早已逃之夭夭。奈保尔借曾给因达尔提供面试机会的印度外交官的话,谴责了因达尔家园政治伦理意识的缺失:“但是你在信里说你是从非洲来的。你这样怎么搞外交啊? 我们怎能聘请朝三暮四的人?”
《河湾》中,借“非洲热”发家的西方人还有雷蒙德和耶苇特夫妇,他们既是西方后殖民非洲政治的受益人,又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雷蒙德原本是殖民时期在非洲某国首都教书的白人大学老师,机缘巧合结识了“大人物”。当时“大人物”还只是个孩子。在孩子母亲的百般请求下,雷蒙德 答应跟精神抑郁的孩子谈心,给予他人生上的指导。“大人物”当上总统后,为了报恩将雷蒙德任命为自己的白人政治顾问。雷蒙德经常跟随总统出席国际会议,并被很多大学邀请去做学术讲座。雷蒙德享受着至高无上的荣誉与尊敬。耶苇特也正在此时与雷蒙德相识。还是学生的耶苇特被雷蒙德的地位和殷勤所打动,于是不顾雷蒙德的离婚经历和与自己年龄相差悬殊的事实,最终跟雷蒙德结婚。耶苇特在与萨林姆的谈话中将这场婚姻描述为雷蒙德的骗婚,但萨林姆却看清了耶苇特的野心——耶苇特希望借助雷蒙德的影响出人头地。
西方对非洲问题的政治炒作终究是昙花一现,总统很快就对雷蒙德照搬西方的新国家建设方案失去了兴趣,将雷蒙德安置到离首都较远的“新领地”。当地人以为雷蒙德是总统有意安插在新领地的监管人;但实际上,这是总统疏远雷蒙德的策略,雷蒙德因此成为总统新国家政策的牺牲品,耶苇特则成为雷蒙德投机政治生涯的陪葬品。雷蒙德靠“总统会再次垂青自己的幻想”度日,而年轻且不甘寂寞的耶苇特却以与不同男主人公搞婚外恋的方式勉强度日,这便是雷蒙德夫妇政治投机生活的悲惨结局。
虽交往时间不长,但萨林姆很快就揭穿了雷蒙德自我标榜的西方非洲问题专家的伪学者身份,“我发现文章简直就是政府告令和报章摘抄的拼凑。有很大篇幅是从报纸上摘抄下来的,而雷蒙德还对摘抄的内容郑重其事”。萨林姆认为雷蒙德对非洲的认识无法与因达尔、纳扎努丁和马赫士相比,甚至还不如对本地充满好奇心的惠斯曼斯神父。借萨林姆之口,奈保尔讲述了雷蒙德夫妇的发迹史与破产史,深度阐发了对此类“坐享其成”的西方非洲政治投机者兼暴发户的伦理批判。
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徐彬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978-7-301-29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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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彬，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东师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外国文学跨学科研究委员会专家委员兼副秘书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常务理事，《外国文学研究》和《外语与外语教学》匿名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项，其他基金项目多项，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出版著作三部。
内容简介
《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五部结项专著中的一部。从公元8世纪左右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方言史诗《贝奥武甫》到20—21世纪英国文学界的新人新作，英国文学伦理道德思辨的传统从未改变。本书选取从文艺复兴时期到20世纪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兴起之时的经典英国文学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主，结合多种跨学科研究方法，系统、深入地阐释了英国文学针对特定文化审美现象或社会政治经济事件进行伦理道德批判的功能与策略。
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总主编 聂珍钊 苏晖
（一）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 聂珍钊 王松林 主编
（二）美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苏晖 主编
（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徐彬 主编
（四）日本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李俄宪 主编
（五）中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 黄晖 主编
聂珍钊
浙江大学外国语言文化与国际交流学院教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一流学科特聘教授，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欧洲科学院（Academia Europaea）外籍院士，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中美诗歌诗学协会副会长。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创立文学伦理学批评，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讲座教授、《剑桥文学批评史》总主编克劳德·罗森誉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父”。
苏晖
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主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湖北省外国文学学会会长，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秘书长，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戏剧美学和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出版《西方喜剧美学的现代发展与变异》《黑色幽默与美国小说的幽默传统》等著作，发表论文80余篇，获得多种奖励。
微信号｜pupwai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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