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导游词五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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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区情概况
必讲内容：内蒙古自治区区情概况
1.辽阔草原
必讲内容：内蒙古草原资源概况与草原旅游的产品特征
自选内容：呼伦贝尔草原、锡林郭勒草原、辉腾锡勒草原
2.浩瀚沙漠
必讲内容：内蒙古沙漠资源概况与沙漠旅游产品的特征
自选内容：巴丹吉林沙漠、响沙湾旅游景区、库布齐沙漠
3.山地景观
必讲内容：内蒙古山地（山脉）资源概况，山地与山脉旅游产品
自选内容：大兴安岭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山脉
4.水域景观
必讲内容：内蒙古河湖等水资源概况
自选内容：黄河几字弯、乌梁素海、呼伦湖
5.地质奇观
必讲内容：内蒙古地质奇特景观的资源概况、物候景观与主要分布区域
自选内容：阿尔山世界地质公园、克什克腾石阵景区
6.生物资源
必讲内容：内蒙古主要动植物文化旅游资源概况及分布情况
自选内容：胡杨林、蒙古马、骆驼
7.红色旅游资源
必讲内容：内蒙古红色旅游资源概况
自选内容：大青山红色旅游景区、乌兰夫纪念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海拉尔纪念园
8.古人类文化遗址
必讲内容：内蒙古古人类文化遗存与遗址概况
自选内容：红山文化、阴山岩画、萨拉乌苏文化
9.文化遗产与文化遗存
必讲内容：内蒙古文化遗产与文化遗迹概况
自选内容：元上都、长城（内蒙古段）、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10.名人遗迹
必讲内容：内蒙古历史文化名人及其旅游资源概况
自选内容：昭君博物院、成吉思汗陵
11.科技与工业
必讲内容：内蒙古科技与工业资源概况
自选内容：东风航天城、伊利乳业、蒙牛乳业、北方兵器城
12.传统民居——蒙古包
必讲内容：蒙古包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自选内容：蒙古包居住习俗、蒙古包营造技艺等
13.节庆与体育活动——那达慕
必讲内容：那达慕的产生及历史沿革、那达慕项目内容
自选内容：搏克、赛马、射箭、蒙古象棋竞技
14.内蒙古特色饮食——蒙古族饮食文化
必讲内容：蒙古族饮食文化习俗概况，饮食的分类
自选内容：乳制品制作原材料，奶茶、奶制品、奶酒的制作技艺或相关礼俗；风干牛肉、烤全羊、火锅、手把肉的制作技艺或相关礼俗
15.游艺民俗与艺术
必讲内容：内蒙古游艺民俗、文化习俗资源、文化艺术概况
自选内容：马头琴、呼麦与长调、蒙古族舞蹈
16.艺术院团和戏曲
必讲内容：内蒙古艺术院团概况和优秀剧目
自选内容：乌兰牧骑、二人台艺术、漫瀚调
8.古人类文化遗址
必讲内容：内蒙古古人类文化遗存与遗址概况
自选内容：红山文化、阴山岩画、萨拉乌苏文化
红山文化，发源于东北地区西南部。起始于五六千年前，是华夏文明最早的遗迹之一，分布范围在东北西部的热河地区，北起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至河北北部，东达辽宁西部，辽河流域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大凌河上游。 [1]
红山文化遗存最早发现于1921年。1935年对赤峰东郊红山后遗址进行了发掘，1954年提出了红山文化的命名，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及朝阳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现了近千处遗址。并对松岭山脉及努鲁尔虎山之中的凌源、喀左东山嘴、建平牛河梁遗址群开展了大规模的发掘，使红山文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2014年赤峰市与朝阳市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备忘录》宣布将联合对红山文化进行申遗。
红山文化以辽河流域中支流西拉沐沦河、老哈河、大凌河为中心。分布面积达20万平方公里，距今五六千年前左右，延续时间达两千年之久。
红山文化的社会形态初期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全盛时期，主要社会结构是以女性血缘群体为纽带的部落集团，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以牧、渔、猎并存。它的遗存以独具特征的彩陶与之字型纹陶器共存、且兼有细石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
红山文化年代经碳14测定约为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体为5500年前。
红山文化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还饲养猪、牛、羊等家畜，兼事渔猎。
在石器中烟叶形、草履形的石耜、桂叶形双孔石刀是富有特征的农耕工具，还有磨制和打制的双孔石刀、石耜、有肩石锄、石磨盘、石磨棒和石镞等。细石器工具发达，细石器中的刮削器、石刃、石镞等器物，小巧玲珑，工艺精湛。
陶器以压印和篦点的之字形纹和彩陶为特色，种类有罐、盆、瓮、无底筒形器等。陶器中的泥质红陶和夹砂褐陶的盆、钵、罐、瓮等各有自身的装饰纹样，而横“之”字形纹和直线纹是红山文化具有特征的纹饰。 [2]
红山文化的彩陶多为泥质，以红陶黑彩见常，花纹十分丰富，造型生动朴实。彩陶多饰涡纹、三角纹、鳞形纹和平行线纹。已出现结构进步的双火膛连室陶窑。
玉雕工艺水平较高，制作为磨制加工而成，玉器有猪龙形缶、玉龟、玉鸟、兽形玉、勾云形玉佩、箍形器、棒形玉等。
据考古统计，红山文化的玉器已出土近百件之多，其中出土自内蒙古赤峰红山的大型碧玉C型龙，周身卷曲，吻部高昂，毛发飘举，极富动感。
还发现相当多的冶铜用坩埚残片，说明冶铜业已经产生。房址为方形半地穴式，分为大型与小型。
随着红山文化基本特征的进一步明晰和田野考古的不断深入，一些新材料陆续发现，使红山文化不同遗存之间的某些地域性、时间性和类别上差异等问题明显反映出来。
有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即对分期问题和划分地方类型问题提出看法。并对一些分布于不同地域及遗址所处不同位置的红山文化遗存做了系统分析。如内蒙柰曼大沁他拉遗址，分布于沙丘，多细石器，不见彩陶。敖汉四棱山遗址位于山坡高处，出彩陶甚少。而距四棱山约30公里的三道湾遗址，位于近河低台地，出土彩陶显著增多。另大凌河流域多见罐式筒形器和线腹盆，不见红顶碗类。
有一些学者则视发掘材料的多少，结合其它文化因素等不同特征将红山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1、兴隆洼F133遗存。目前仅在敖汉宝国吐乡兴隆洼遗址有少量发现。2、西水泉类型。以赤峰西水泉遗址为代表，经过发掘的还有赤峰红山后，蜘蛛山和敖汉三道湾等地点。3、东山嘴类型。已发掘的遗址除东山嘴外，还有牛河梁、城子山、胡头沟等。
也有人从红山文化的典型器物分类排比组合入手，排列出红山文化各遗址所处期别。根据这种排比组合处于红山文化早期的遗址有海金山、赤峰蜘蛛山。处于早、中、晚期整个阶段的遗址有右旗那斯台、奈曼旗大沁他拉、赤峰红山后。处于早、中期的遗址有赤峰西水泉。处于早、晚期的遗址有敖汉四棱山。处于中期的遗址有敖汉三道湾子。处于中、晚期的有城子山和锦州沙锅屯遗址。处于晚期的有阜新胡头沟、喀左东山嘴、凌源牛河梁遗址。 [4]
红山文化是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时期分布在西辽河流域的发达文明，在发展中同中原仰韶文化相交汇产生的多元文化，是富有生机和创造力的优秀文化，内涵十分丰富，手工业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形成了极具特色的陶器装饰艺术和高度发展的制玉工艺。
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
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辽宁西部地区，几近千处。其内涵丰富，拥有一大批造型生动别致的玉器，与猪、龟、鸟、蝉、鱼等动物形象。随着七十年代这批玉器被识别出来，考古学家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发现了红山文化大型玉龙。
1971年，红山文化碧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此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红山， 即意为“红色的山峰”，它位于内蒙古赤峰市东北郊的英金河畔。传说赤峰的红山，原名叫“九女山”。远古时，有九个仙女犯了天规，西王母大怒，九仙女惊慌失措，不小心打翻了胭脂盒，胭脂洒在了英金河畔，因而出现了九个红色的山峰。
蒙元时代，蒙古人称它为乌兰哈达，汉语译为“红色的山峰”。所以，后来都叫它“红山”。
公元20世纪初，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年代，当地喀喇沁蒙古王公聘请了一位叫鸟居龙藏的日本学者来讲学。据日本人回忆，当年他越过辽上京（今巴林左旗）来到了红山，在附近地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 [5]
1919年，来了一位法国人，名叫桑志华。他来到热河省林西县，无获而归。还有一位法国人，名叫德日进，他在红山一带发现了一些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石器。
1930年冬，从通辽来了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他生于澳门，从美国留学归国，开始研究考古学，他收集了一些鸟居龙藏的资料后，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组，到过林西、沙拉海、锅撑子山一带，仅发现一些陶片后就回北京了。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当时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后来了一批所谓的日本考古工作团，叫满蒙考察团。有个叫滨田的，是当年的东京大学校长。他们来的动机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想在热河北部蒙族地区找出不属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凭据。结果。在红山30多处遗址仅发现一些陶器残片和几件青铜器，都属于中国历史文物，让日寇枉费了心机。
解放后，梁思永先生为中国考古所副所长，中国考古学家尹达先生出版《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书，梁先生作序。尹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是北方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结合。两位学者论述了东北这一文化现象，属于长城南北接触产生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并提出定名为“红山文化”。
1971年5月，辽宁省昭乌达盟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在北山植树时，意外掘出一件大型碧玉雕龙。从此，人们开始意识到，中国玉雕艺术的源头可能就在红山文化时代的西辽河流域。其后不久，在敖汉旗古鲁板蒿、克什克腾旗好鲁库石板山、阜新胡头沟等地红山文化遗存中又陆续发现了数批玉雕龙、大型勾云佩等红山文化玉器。
双熊头三孔玉器。1979年5月，考古工作者又在辽宁省凌源市三官甸子城子山找到了具有科学地层依据的红山文化玉器墓葬，从而使红山文化确有玉器成为定论。历史学教授雷广臻研究发现，中国古文献记载的黄帝图腾（熊、龙、龟、云、鸟等），均有红山文化玉器与之对应。
这些图腾性玉器反映了5500年前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情况，而玉龙、玉凤则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雷广臻有关牛河梁红山玉文化在国际论坛上发表后，引起了与会专家的关注。
玉龟壳。雷广臻说，根据古文献记载，黄帝图腾主要有5种：一是熊。《史记》说：“黄帝为有熊。”班固编著的《白虎通义》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在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发掘中，不但出土了泥塑的熊下颚和熊掌残体，还出土了双熊头三孔玉器；二是龙。《史记》说“轩辕，黄龙体”。闻一多先生认为，上古姬通女又通巳，而巳即是大蛇，这种大蛇又被人们称作龙，被黄帝部落奉为图腾。
红山文化蛇形龙玉器，从兴隆洼、查海遗址的玉玦，到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的玉龙，已经形成了一个系列；三是龟。《国语》说“我姬氏出自天鼋”。郭沫若先生认为黄帝的图腾为天鼋，即神龟。
在牛河梁遗址多次出土了神龟玉器和玉龟壳。四是云。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部分造型可能与云有关。五是鸟。《国语》记载，黄帝之子十二姓中，有“人面鸟身者”，可能以鸟为图腾。在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墓葬中，确实出土了玉鸟。在中国著名新石器时代史前文化中，只有红山文化（主要是玉器）。
勾云形玉器。与黄帝有这么多的契合。这种种契合的真正含义是什么？雷广臻认为，红山文化图腾性玉器反映了红山先祖的生产、生活、生育和生灵这“四生”情况。可以说，红山文化的每一件玉器均是“四生”的反映。
黄帝多图腾，哪个为社会所共同崇拜、从而成为共同的图腾呢？从文献上看，一是龙，二是凤。从出土玉器实物上看也是如此：以蛇为原型的龙，以猫头鹰为原型的凤，组成了玉龙、玉凤系列。由此可以推断，龙和凤是黄帝部族的最高图腾，玉龙玉凤是红山最尊崇的玉器。
生活在西拉木伦河两岸的红山文化部落集团，过着比较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已经发现了较多氏族居住营地的遗址。大凌河上游牤牛河北岸的敖汉旗河福营子村，有一处红山文化的氏族部落，两条保存较好的壕沟将部落遗址分别围成紧邻的两个部分，即两个氏族。
其中东南部的壕沟周长 600余米，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在壕沟的东南边留有一处供人出入的通道口。西北部的氏族，壕沟只有三边，包围的居住营地面积较小，另一边即为东南部氏族壕沟的一段。这个红山文化部落营地的发现，提供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氏族部落的规模和防卫性壕沟的实例，可以看出这种设施与仰韶文化半坡氏族部落是基本相同的。
红山文化的先民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定居部落，兼有畜牧和渔猎的经济生活。
在手工业生产中，制陶业占有重要地位。制陶技术比早期的兴隆洼文化有了更大的发展。一些富有制陶经验的氏族成员已经专门从事这项劳动，大批陶器具有成批加工的相似性。陶器的产量和质量都有明显的提高。
老哈河东岸的敖汉旗白斯朗营子村南，四棱山前起伏不平的沙丘上，有一处红山文化的窑场，考古人员发掘清理出 6 座窑址。从这些结构各有差异的陶窑及出土的陶器来看，制陶业已经有相当大的规模了。
红山文化源流的研究，是建国后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之一。学术界大致有五种意见：
一、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系统的原始文化，或是仰韶文化的变体。
二、红山文化继承了河北磁山文化。
三、红山文化很可能是细石器文化和仰韶文化的相互影响之后产生的新文化，含有细石器和仰韶文化两种因素；
四、红山文化是这个地区独具特征的一种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的发生发展过程。同时受到其它文化影响。
五、红山文化很可能是河姆渡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从母系氏族社会进入父系社会的转折点。
玉鸽。五说并存，各持己见，后者的认识比较符合实际，考古学揭示泥质陶、彩陶、压印“之”字纹夹砂陶、石器、细石器共存，是红山文化独具的特点，龙题材是红山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内容，这一“族徽”性的花纹图案从红山文化早期一直延续到它的晚期。
泥质陶中的彩绘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器物，虽然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但二者之间仍有各自的异同点（共性与个性）。
仰韶文化彩陶纹饰是用黑、紫或白色做装饰地的，与红山后陶器类型相比是多彩的，带状纹饰中夹有圆圈涡纹、叶形纹、斜格子纹和绳纹，而且单独配有“S”字型、“X”字型等纹饰，与红山后类型陶器迥然不同。
红山后类型陶器中，连点弧线纹是一种坠落形式的，这在仰韶文化陶器中是没有的。二者之间也有相似点，红山文化红山后类型的“红顶碗”式的钵与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彩陶之中的平行线形、平行斜线组成的三角形纹与后岗类型的同类彩陶相似，它们的相异点，说明各自的文化特征。它们的相同点（或类似）说明年代大体相近，但不能简单地认为红山文化是仰韶文化的支系、地方变体或混合文化等。 [7]
红山文化的内涵在西辽河流域也并不单一，它包括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的文化特色。不同的地方类型或不同的发展阶段。
大凌河流域的东山嘴、牛河梁、城子山遗址、胡头沟文化遗存，就不同于老哈河流域的红山后、西水泉、四棱山等一类红山文化遗存，前一类型多出一种用途特殊的彩陶筒形器、磨光泥质黑陶圈足器，不见或少见红山后类型多见的“红顶碗”式钵器类和三角间涡纹彩陶图案。
这说明形成红山文化决非单一的农耕，而是以农耕为主，农牧渔猎结合的经济类型和多样的文化内涵所促成。新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揭示红山文化的发展规律和性质提供了依据。以自身发展为主，文化间的影响曾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文化 影响首先是红山文化分布区的“诸文化”的相互影响。与中原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影响的。
某种观点认为中国史前期存在着两大文化区系，即中原古文化和北方古文化，其中北方古文化又由红山文化和河套文化组成，这两大文化区系有共性又有个性，不能把北方古文化简单地看成中原古文化的支系或地方变种。
要认识红山文化的渊源，首先的任务是在该地区寻找出早于红山文化的遗存，1983年兴隆洼遗址发掘后，明确认识了兴隆洼文化才使探讨红山文化源头，有一个扎实的比较对象。
兴隆洼遗址中发现红山文化早期、中期房址分别打破兴隆洼文化聚落围壕的地层关系，又具有早期石器文化遗存的特征。经C14测定年代距今7470+80 ——6895+-205年大大早于红山文化，与红山文化前身有关，可称“前红山文化”。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分布地域大体相同。
红山文化早期与兴隆洼文化陶器大多陶质粗疏，火候较底器类和纹饰种类较少，一般有夹砂褐陶筒形罐、粗泥（含细砂）陶钵，代表性纹饰是压印“之”字形线纹，以及网格状划纹等。
可以看出红山文化早期比兴隆洼文化内涵丰富，并表现出一定的进步性。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还出土的龙纹陶片，已具备中国古代龙形象的基本特征。大型石塑龙堪称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形体最大的龙形象。对红山文化龙形有直接的影响。
兴隆洼文化已有一定水平的农业生产，有相当规模和数量的聚落址。可以认为是产生红山文化那样繁荣的原始农业社会的基础。这表明兴隆洼文化与红山文化具有传承关系可能就是红山文化的源头。
红山文化以后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1973年敖汉旗小河沿类型的发现，为这个问题找到了有力的线索。小河沿文化类型是新分出的一种文化类型，它和石羊石虎山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在器物的器形、彩陶图案、纹饰方面，都具有与红山文化类型不同的特点，其年代晚于红山文化。
结合敖汉旗小河沿南台地遗址和翁牛特旗大南沟石棚山墓葬群所获得的资料，在考古学上确定为“小河沿文化”。其分布区同红山文化基本一致，其文化特征可归纳以下三点：
磨制石器和细石器共存，有打制石器，有四边起棱，横截面呈长方形的磨制石斧、石耜、出现磨光石铲，细石器有石镞和骨柄刀的石刃。石刃加工精致。联系陶器上出现的猪首陶塑，反映其经济生活为农牧结合兼营狩猎。
有泥制红陶、夹砂灰陶、泥制灰陶和泥制黑陶四类。饰细绳纹、刻划纹和附加堆纹，由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已初具雷纹特征。
彩陶以黑彩为主，有红彩和施白衣，纹饰有斜平行线纹，折线回字纹，有内彩，一种典型绘法为施白衣后用平行斜线画出区界，内添黑、红、棕色三彩，组成回字、三角、八角、网状等多种几何图案，朱绘已见多例，其器物为夹砂灰陶直筒罐类、钵盆和镂空豆类、壶类以及器座、盂、尊、双耳大口罐型器。晚期出现大平底盆，大敞口折腹浅盘细柄豆，并出现有彩绘陶。
氏族墓地选择在高山上，墓地内部分区，区内分行，墓室结构为土坑竖穴或洞穴，有墓前用火烧墓坑的习俗，单人仰身屈肢葬男女和葬，男性墓多随葬生产工具。并有束发、佩带项环和臂环的习俗。
小河沿类型与红山后类型虽未发现明确的地层叠压情况，但两者之间在文化内涵上有明显的时代早晚和承袭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小河沿类型石器中细石器加工更为精致，圆弧骨柄石刃刀更为普遍实用，反映出生产技术较红山后类型更为进步。小河沿类型早期陶器与红山后类型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均有泥质红陶和彩陶，小河沿类型的泥质红陶敛口钵、夹砂灰陶式深腹罐、双耳双口连通壶以及平行斜线的彩陶花纹、刻划纹等，都有脱胎于红山后类型的迹象。泥质灰、黑陶增加，但却不见压印“之”字纹，而被细绳纹及菱形回字纹所代替。其它如镂空豆、尊等多种器类的出现，彩陶图案的几何化，表明制陶业有了新发展。
小河沿类型出现了双间房址和男女合葬的习俗，说明当时已进入原始公社解体阶段，在社会发展阶段上，表现出较红山后类型进步。在时代上应是介于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遗存，是由红山后类型直接发展演变的类型。
小河沿文化之后，这里是夏家店下层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在敖汉旗南台地曾发现小河沿类型晚期文化层被夏家店下层文化早期房址打破的地层关系，一些文化因素已开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先河，如磨光泥质黑陶增多，朱绘和彩绘出现，绳纹兴起，折腹器、大敞口浅盘细柄豆、大平底盆、镂空圈足器等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征。这样，由于小河沿类型的发展，填补了红山后类型和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空白，它们已基本可以衔接起来，从此，距今四千年前，西辽河、大凌河流域已进入青铜时代。
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形成过程与去向如何，前者涉及到它与红山文化的关系，后者则涉及到它与燕文化的关系。
红山文化是距今五、六千年一个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西辽河上游流域活动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是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玉文化在红山文化中处于研究核心地位。
玉器是原始宗教的祀神器，巫师是玉器的持有者；玉器不是当今人们普遍认识中的礼器，而是神器，是以玉祀神的时代产物。玉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矿石，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基因，红山文化时期就已经进入了以玉祀神的阶段。
此次蛇形耳坠的出土地位于，朝阳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它位于辽宁大凌河支流，距离著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墓地群约51公里，考古人员共发现了4个墓地地点。
考古人员通过对田家沟墓葬群四个地点的全面清理，共发现石棺墓葬40座，不过不少墓葬在发掘前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在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墓葬的填土层当中发现了大量的陶祭器碎片在石棺内和垫土层当中发现了彩绘陶罐、玉镯、玉蚕等多件随葬品。而在4号地点5号墓葬发现的一件蛇头形耳坠尤为引人关注。这件蛇头型耳坠呢，在红山文化考古出土的玉器当中，这是第一例，在这个《山海经》的记载当中“耳双蛇”，这一件蛇头型耳坠和《山海经》的耳双蛇的记载，是有它的历史相关点的。
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玉雕作品中，就有许多是以动物为题的玉石雕刻， 例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龙玦形器，但是否就是玉玦则仍待讨论，同形的玉饰在辽宁、内蒙古和河北等地均有发现，可能是由猪的形象再被神格化所衍生而来，或者是「龙」在早期神话传说阶段的形像。在红山文化遗址，还出土鸟、龟、虎形佩和鱼形石坠等小型的动物形像作品，主要是以玉或绿松石所雕。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学院红山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通过多年来的考古研究发现，猫头鹰是红山文化主要图腾崇拜物。据介绍，玉猫头鹰在红山文化出土数量最多，最大的达到十几厘米高；姿态各异，有仿真的，也有抽象的，同其他动物的组合也是千变万化。考古人员说，红山文化时期，人们恐惧黑暗，希望在黑暗中得到光明或者看清一切；人们经常遭到其他野兽的攻击，希望能够像鸟儿一样飞起来，以避免受到伤害；人们过着农牧渔猎生活，又希望像雄鹰一样轻易地捕捉到猎物。而猫头鹰具备这一切优势，猫头鹰是辽西地区普遍存在的猛禽，黑夜活动，可以飞向高空，又给人以通达天地阴阳的神秘感。所以，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寄希望于猫头鹰能够给予自身与自然界抗争的神奇力量，这样，猫头鹰成为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的图腾崇拜物应该是一种必然。
位在北方内蒙古赤峰的红山文化，出现立体圆雕的裸体妇女像，有些胸前的乳房突起，有些则是躯体具有孕妇的特征；在辽宁省凌源市、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出土面涂红彩的泥塑女神头像，此地是红山文化主要分布区，推测是一座女神庙或女性为主的祭祀遗址。红山文化大量出土的陶塑女性，部分学者推测是生育神或地母神的象征，同时也是母系社会的具体表现。
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主要有筒形罐、斜口器、瓮、豆、带盖罐等。红山文化陶器的几个特征包括：
1.红山文化陶器以夹砂灰陶和泥质红陶两大陶系为主，而泥质红陶占的比例要大于夹砂灰陶。
2.筒形罐代表了红山文化陶器的基本器形。红山文化的筒形罐特征是口大底小、腹壁斜直，属于筒形罐的晚期形制，后从筒形罐中又异化出筒形器，形成红山文化陶器演变的一个新特征。
3.压印之字纹是红山文化陶器纹饰的风格。之字纹线细而纹带较宽，连线和篦点共用，横压竖排与竖压横排共用，直线与弧线、波浪线共用。之字纹饰又往往与筒形罐结合在一起，成为红山文化陶器更明显的特征。
4.彩陶在泥质红陶中占有相当的数量。红山文化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紫彩，图案以龙鳞纹、勾连花卉纹和棋盘格纹三种最具代表性。
2012年5月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一工作队与内蒙古敖汉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在敖汉旗兴隆沟遗址考古调查时发现了部分陶塑人像残片，并于6月30日进行抢救性发掘，7月6日将整件陶塑人像复原。陶塑人像的出土已经引起考古界的极大重视，其重要程度不亚于当年牛河梁遗址女神头像的发现。
玉器的使用和丧葬的礼仪是红山文化的一大特点。从考古发掘来看，一般红山人的墓地多为积石冢，是规划的墓地，处于中心的大墓唯玉为葬，而墓地越向边缘规格越低。大墓附近的墓葬有的也葬有玉器，但是数量和规格明显较中心大墓低，但同时还葬有数量不等的猪、狗等，再低等级的墓葬只有陶器陪葬，个别的墓葬没有陪葬品。这说明红山文化的社会结构等级制度严格，已经出现了阶级分化，贫富差距很大，有了私有制的概念，甚至已经形成了原始的国家。
玉器的起源是装饰，玉器的使用从萨满文化发展到族权、神权、兵权的象征，很多玉器是原始礼器，一些动物的造型是氏族的图腾。
东北文明起源100万年前吉林前郭王府遗址，而后4、50万年前的庙后山文化、2、30万年前的金牛山、鸽子洞文化，5至1万年前的青头山人、榆树人、安图人、哈尔滨人、前阳人等古人类，9000年前的海拉尔扎拉诺尔人，7000年前沈阳新乐下层文化，6000至7000年前的吉林大安县长新南山遗址、辽东半岛小珠山文化，6000年前的海拉尔西沙岗文化、昂昂溪文化、密山新开流文化、饶河小南山文化，5000至6000年前的长春氏族部落、奈曼旗大沁他拉遗址、霍林河下游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辽河红山文化，东北文化薪火相传，是后来形成的商族、肃慎、东胡、秽貊（扶余、高句丽）等东北各民族、部落共同的文明起源。
八十年代中期，经过对辽西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的发掘，终于取得了更重要的成果。
辽宁省朝阳市的喀左县东山嘴遗址坐落在山梁顶部中央，面向东南，俯瞰大凌河开阔的河川。这是一处用大石块砌筑的成组建筑遗址，呈南圆北方、中心两侧对称的形制。南部圆形祭坛旁出土的陶塑人像中，有在中国首次明确发现的女性裸像。伴随出土的陶器如镂孔塔形器等造型奇特，显然不是日常生活用具。可见，这是是神圣的祭祀所在。
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的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是1981年文物普查时发现的。现已在五处地点发掘出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迹，发现了距今大约5500年前的大型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金字塔”式建筑。遗址内涵丰富，出土文物精美绝伦、世界罕见。这一重大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称为“东方文明的新曙光”。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是可与埃及金字塔、印度亨觉达罗古文明相比的世界性发现，该遗址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红山文化坛、庙 、冢，代表了已知的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水平，专家们因而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 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四千年前提早到五千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自80年代以来，系列红山古玉的发现和研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
辽宁西部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沙拉乡茶海遗址，属于前红山文化类型。经过年代测定：距今8000年前。这一重大发现，印证了当代考古大师苏秉琦先生于1991年8月为阜新玉龙文化节手书题词“玉龙故乡，文明发端”的论断。
查海遗址经过发掘出土有玉玦、玉匕、管状器、如斧似锛形器等。陆续发现有：阜新胡头沟墓葬出土的玉龟、玉鸮、玉鸟、玉璧、玉环、鱼形玉佩、联环玉璧。
凌源三官甸子墓葬区发现的马蹄形玉器、玉钺、玉环、勾云纹玉饰、玉蝉、竹节形玉饰、猪首玉饰。
建平县牛河梁积石冢群发现的玉环、双联玉璧、马蹄形玉箍、玉猪龙、玉璧、方形玉饰、棒形玉器、勾云形玉饰。
喀左东山嘴子遗址出土的双龙首玉璜、绿松石鸟形佩；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发现的玉蚕、玉猪龙、玉凤、勾云纹玉佩、玉鸮、鱼形玉饰、三联玉璧、勾云形玉器、玉斧、玉管等。
此外，在朝阳市和赤峰市的敖汉旗、翁牛特旗，也都有玉龙、玉琥、玉鸟、马蹄形玉箍、勾云纹玉饰、玉斧、玉棒等各种形制的玉器发现，而且数量相当可观。
红山文化不断有新发现，在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交界处牛河梁先后发现了牛神庙、积石冢和祭坛。2003年在红山后新发现了一处保存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祭祀遗址。红山遗址群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保护单位。
红山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红山文化的发现，使西拉沐沦河流域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并列成为中华文明的三大源头；红山文化与良渚文化是中国古代两大玉文化中心。
中国是龙的国度，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古代人们心目中的神。因此，红山文化玉龙的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红山文化玉龙已在多处发现，其中尤以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龙刻划的最为栩栩如生。这条玉龙墨绿色，高26厘米，完整无缺，体蜷曲，呈C字形。吻部前伸，略向上弯曲，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棱形，有鬣。龙背有对称的单孔，经试验此孔用于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水平线上。
1971年，被考古界誉为红山文化象征的“中华第一龙”——红山文化玉龙在赤峰市红山文化遗址出土，赤峰市也因被誉为“中华玉龙之乡”。
红山玉龙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端面截平，有并排两个鼻孔，颈上有长毛，尾部尖收而上卷，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玉龙墨绿色，体卷曲，平面形状如一“C”字，龙体横截面为椭圆形，直径2.3～2.9厘米。龙首较短小，吻前伸，略上噘，嘴紧闭，鼻端截平，端面近椭圆形，以对称的两个圆洞作为鼻孔。龙眼突起呈棱形，前面圆而起棱，眼尾细长上翘。颈背有一长鬃，弯曲上卷，长21厘米，占龙体三分之一以上。鬃扁薄，并磨出不显著的浅凹槽，边缘打磨锐利。龙身大部光素无纹，只在额及鄂底刻以细密的方格网状纹，网格突起作规整的小菱形。玉龙以一整块玉料圆雕而成，细部还运用了浮雕、浅浮雕等手法，通体琢磨，较为光洁，这都表明了当时琢玉工艺的发展水平。红山玉龙造型独特，工艺精湛，圆润流利，生气勃勃。玉龙身上负载的神秘意味，更为它平添一层美感。值得注意的是，玉龙形象带有浓重的幻想色彩，已经显示出成熟龙形的诸多因素。
红山玉龙的具体用途尚有待进一步探讨，不过龙体背正中有一小穿孔，经试验，若穿绳悬起，龙骨尾恰在同一水平线上，显然，孔的位置是经过精密计算的。考虑到玉龙形体硕大，且造型特殊，因而它不只是一般的饰件，而很可能是同中国原始宗教崇拜密切相关的礼制用具。
红山玉龙的发现，不仅让中国人找到了龙的源头，也充分印证了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红山文化玉龙曾有“中华第一龙”的称誉，虽然此后我们又发现了更早的龙形的踪迹，但红山玉龙的典型意义仍不容置疑。中华民族向以“龙的传人”自居，龙的起源同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形成和文明时代的肇始紧密相关。红山玉龙对于研究中国远古的原始宗教，总结龙形发展的序列都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从这一点上来看，怎样估价红山玉龙的文化价值均不为过的。
红山女神
在华夏子孙中，很多人都听说过“女娲补天”的故事，但多少年来，是否真有“女娲”其人一直是个谜。日前记者到辽河流域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采访，惊喜地获知这里许多重要的发现都与女娲有关。
牛河梁遗址位于辽宁省朝阳市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村，是一处原始社会末期的红山文化遗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辽河流域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神庙，并在庙中出土了一尊完整的与真人一样大的泥塑女神头像。
记者在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站展室看到了复制的女神头像，她面部为朱红色，两颧突起，圆额头，扁鼻梁，尖下巴，与现代华北人的脸型接近。女神的眼珠用两个晶莹碧绿的圆玉球镶嵌而成，显得双目炯炯。
牛河梁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朱达告诉记者，和女神头像同时出土的还有6个大小不同的残体泥塑女性裸体群像。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这些彩塑女神像，其高度的艺术概括可与西方的维纳斯相媲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已出土的女神上臂塑件空腔内带有肢骨，因遭火焚多成灰渣，专家推测有可能是人骨。
联系中亚曾有在人头骨涂泥成像的崇拜形式，牛河梁女神像有可能是以现实中的人物为依据塑造出来的。这就不单单是艺术造型了，女神头像可以作为研究古代中华人种学和民族史的典型标本，它使亿万中华子孙第一次看到用黄土模拟真人塑造的5000年前祖先的形象。
那么，牛河梁女神像是否与传说中的“女娲氏”有关？古籍记载中，女娲的第一大功劳就是“抟黄土做人”。而牛河梁女神带有肢骨的塑件，与古籍记载有惊人的相似。
有专家据此推测，辽河流域牛河梁女神庙可能就是当时的原始古国对女娲的一种回忆、崇拜，而古代传说中最高统治者的祭祀方式——“郊”“燎”“火帝”也可能在此举行。
金字塔遗址。在距离牛河梁女神庙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座小土山，经初步发掘证实，这座土山竟全部是人工夯筑起来的，地上部分夯土堆直径近40米，高16米，外包巨石；内石圈直径为60米，外石圈直径约为100米。夯土层次分明，估计总土方量在数十万立方米以上。
小土山的形状为圆锥形、小抹顶。上面是用3圈石头围砌起来的，每一层石头伸进去10米，高度为1米，山下面亦有3圈石头围砌起来。围绕小土山周围的山头上，还发现有30多座积石冢群址，整个积石冢群都是圆锥形、大抹顶，和古埃及的金字塔相比，布局是一样的。故考古专家将其称为中国的“金字塔”。
在朱达的陪同下，记者爬到了“金字塔”顶上，从这里向四周望去，女神庙遗址与“金字塔”在一条南北线上，而东西两侧的积石冢群址与“金字塔”等距离地排列在一条线上，这种布局使人明显地感受到“金字塔”的中心地位。
据朱达讲，当初发现这座“金字塔”时，山上到处散布着带有红山文化特征的“之”字纹彩陶片以及冶铜坩埚片。而“金字塔”顶部是炼铜遗址，有1500个炼红铜的坩埚，每一坩埚约有1尺多高，锅口约有30厘米，像现代人用的水桶一般大小。如今，为了保护这个炼铜遗址，朱达等人已将这些冶铜坩埚全部用土封上了。
那么，这座“金字塔”式建筑物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学者们说法不一，有的认为这可能是辽西原始文明古国用以祭天的坛；也有人认为是王者的陵墓；还有人推测与神话传说中的女娲有关。
牛河梁大金字塔顶炼红铜的遗址，与“女娲补天”神话传说中女娲炼五色石的情节十分吻合。
考古工作者又对围绕大金字塔周围的小金字塔群进行了部分发掘，其中出土大批玉器。
一座积石冢的中心大墓里出土一具完整的男性骨架，头部两侧有两个大玉环，胸前佩带着双龙相交的勾云形班次佩，头的上部有玉箍，腕部有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死者双手各握一玉龟，一雌一雄，相配成对。
中国著名考古专家苏秉奇先生认为，玉龟可能是当时的氏族部落集团的图腾崇拜物或保护神。当然，最有身份的人死时手中所握的，很可能是这个氏族的标志即图腾神，以返回他们的始祖。
另据专家考证，辽宁、吉林两省一带农村的民俗仍很流行龟崇拜，男女青年结婚时，房顶上都要贴一幅四龟相交的大团花式图案剪纸。
在另一座积石冢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伴有20余件玉器的墓葬。死者的胸部也佩置一碧绿色玉龟。
奇怪的是，这两座积石冢中出土的玉龟均无头无尾无足，浑然一体。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联想到古籍记载中女娲补天时“断龟足以立四极”的神话传说，这个无头无尾无足的玉龟不也与神话传说相契合吗？
2014年10月16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通过对红山文化人塑像进行研究和对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居民人骨进行鉴定，初步可以认定分别生活在距今6700年前至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先民为亚洲华北人种及传统的西方政治学中的蒙古人种（西方在19世纪把黄种人均定义为蒙古人种一名，并非狭义蒙古族人）中的华北人种。
牛河梁遗址女神庙出土泥塑头像等多个“红山文化”人物塑像都具有共同的面部特征，即方圆形扁脸、额部平缓、眉弓不显、眼窝浅、鼻梁低平而短、颧骨突起、唇薄而长，整个面部较平，起伏不大，具有蒙古人种面部特征。考古学家认为，著名红山文化遗址——牛河梁遗址红山文化居民颅骨的体质特征为较高的颅形、狭额、宽阔扁平的额面部等，属于亚洲蒙古人种。 [15]
现已发现上千处红山文化遗址，超过30件“红山文化”人物塑像。从人物塑像和墓葬中的陪葬品出土位置看，“红山文化”先民头发挽成发髻，女性头部有头箍发饰和饰带等；男性头戴冠，耳垂下戴耳饰，玉玦饰在耳上，玉珠穿绳坠于耳下，脖颈部饰项饰，手腕上套有玉镯，腰部有带状皮索束腰装饰，足下穿半高腰平底靴。具有典型华夏文明早期的特征。
阴山岩画是雕凿在阴山山脉岩石上的图像，分布地域广泛，主要集中在内蒙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磴口县等旗县的境内，题材涉及动物、人物、神灵、器物、天体等。
阴山岩画的艺术水平精湛，其刻法有敲凿、磨刻、线刻等，世界只有少数岩画遗迹可与之媲美。
阴山岩画题材极为丰富，包括有动物、人物、飞禽图案及人类的狩猎、乘骑、放牧、舞蹈、征战、巫师做法、以及日月星辰、圆穴等大量的符号、标记等。专家表示，岩画的创作历经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战国时期、秦汉时期、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西夏时期、蒙元时期、明清时期共10个阶段。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在鄂尔多斯草原南端，有一条蜿蜒的河流，它源于陕西西北定边县境内，流经内蒙古鄂托克旗、乌审旗，然后从八吐湾村东折流入陕北境内，与响水河汇合后向东南方向流入黄河的支流无定河。在地层松散的毛乌素沙漠上，冲刷出一条宽阔幽深的“U”字形河谷。这条河流就被称为萨拉乌苏河。
萨拉乌苏，蒙语的意思是黄色的水，由此可知这里的河水终年浑黄；在河的两岸长满了摇曳多姿的红柳，所以人们也称这条河为红柳河。就是在这条河流一带，曾经是古老而灿烂的鄂尔多斯文明的发祥地。
1922年，法国天主教神父、地质生物学家桑志华和德日进等人发现并且发掘了这个文化遗址。其中有一颗石化程度很深的人的左上外侧门齿，经加拿大人步达生研究，定名为“ordos tooth”。
40年代，我国考古学家裴文中将其译作河套人，并称这一旧石器时代文化为河套文化。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我国考古学者继续对这一地区进行考察，相继又有许多新的发现，最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定名为萨拉乌苏文化。此后我国考古学家又多次亲临实地考察。
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证明，早在35000年前，河套人就在这里生活着。而河套人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现在被称为萨拉乌苏文化。经过对地质、动物化石和石器的综合分析研究，萨拉乌苏文化被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
萨拉乌苏文化遗址主要在乌审旗的大沟湾村和滴哨沟湾村。
在大沟湾村发现了一处灰烬遗迹，遗迹呈椭圆形，长宽约为1~2米，灰烬中部下陷，呈一盆底形洼坑。洼坑附近发现了三十多块破碎的动物烧骨，由此可见这是人类举火烧食野兽之处。同时在大沟湾村还采集到一、二百件石器，这些石器器形比较小，主要有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等。
尤以圆头刮削器、小雕刻器和楔形石核较为典型。这些石器虽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细石器有严格区别，但遗址中发现了柱状石核，说明有细石器的存在。萨拉乌苏文化的石器与比他早的北京人文化、山西阳高许家窑人文化，以及比他略晚的山西朔县峙峪文化、河南安阳小南海文化的石器，有许多方面的相同之处。说明他们在文化传统上都属于周口店第一地点（北京人遗址）—峙峪系，也说明萨拉乌苏文化与内地有密切的关系。
河套人化石共出土23件，它们包括1956年在内蒙古乌审旗滴哨沟湾村采集到的一段残右顶骨、一段左股骨；1960年在乌审旗大沟湾村发现的一块顶骨化石；1978—1980年，获得的顶骨、额骨、枕骨、下颌骨、股骨、胫骨、腓骨和肩胛骨等19件化石，其中出自晚更新世原生地层的有6件；还有1922年发现的幼童门齿化石。通过对河套人化石的热释光最新研究表明，河套人生活在距今7万年到10万年左右。他们基本特征已接近现代人，但仍保留了一些原始性，如头骨骨壁较厚，骨缝简单，颌骨粗壮，股骨臂较厚，髓腔较小，这些原始性表明，河套人属于晚期智人。根据河套人的门齿和头部化石特征来看，它与现代的蒙古人种（黄种人）相近。
在萨拉乌苏河河畔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许多哺乳动物化石残片，如犀牛头骨和牙齿化石、原始牛马肋骨化石、象骨象牙化石，另外还有很多动物腿骨化石残片等。
依据动物化石记录，萨拉乌苏组动物群主要有：
1 纳玛古菱齿象——这是一类身体巨大，门齿略有弯曲的古象，与现代象相似，在鄂尔多斯发现的门齿化石长达2.4~3米左右。
2 披毛犀——体外披长毛的犀牛，这类化石在鄂尔多斯这个时期的地层中发现最多且分布较广，本世纪20年代在萨拉乌苏河曾发现一具相当完整的披毛犀化石骨架。
3 河套大角鹿——这种鹿个体高大，身躯粗壮，最特殊的是鹿角眉枝扩展，呈扁平扇状，几乎与头骨垂直，主枝为开阔的掌状而高耸于眉枝之上。这在鹿类中是独一无二的。
4 王氏水牛——它是为了纪念发现者蒙古族农民王顺而命名的，这种水牛牛角较为独特，横切面呈三角形。
5 诺氏驼——这种驼比现代驼头骨粗壮，个体高大，它是萨拉乌苏动物群中特有的古动物之一。
6 鬣狗与老虎——在食肉类中，这类化石发现最多，在萨拉乌苏河的杨四湾一带，发现了一具第四纪虎化石中稀有的虎的后半身骨架。
萨拉乌苏动物群化石至少有45种以上，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化石之乡。这些萨拉乌苏文化遗物和共存的动物群表明，萨拉乌苏河一带，曾经有很多的淡水湖，那里水草和森林茂盛，成群的动物活跃其间。
生活在河湖两岸的河套人就是在这样水草丰茂的地方创造了自己的文明，为人类的历史的发展谱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9.文化遗产与文化遗存
必讲内容：内蒙古文化遗产与文化遗迹概况
自选内容：元上都、长城（内蒙古段）、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远古时代内蒙古地区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
内蒙古地区历史悠久，区域文化一脉相承，经济与社会从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据考古发掘研究，70万年前至公元前5世纪，内蒙古地区古人类先后经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随着从采集与狩猎业逐步向原始农、牧业经济过渡，原始氏族社会日益解体进入文明社会阶段。
一、旧石器时代
据考古发掘研究证明约距今70万年前开始，在内蒙古地区就已有人类活动。在20世纪20—80年代期间，内蒙古先后发掘旧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有30处（点）和第四纪化石出土点20余处。这些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呼伦贝尔草原、大兴安岭山脉北段、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阴山山脉南北、鄂尔多斯高原南部等地区。其中以大窑文化、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和扎赉诺尔文化遗址最具代表性。依据出土文物及当时自然环境等，考古界认定旧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古人类基本都过着以狩猎为主，采集为辅的生活。
二、新石器时代
考古发掘研究证明，约距今8000多年前开始在内蒙古地区已出现新石器时代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文化遗址在内蒙古草原上更为丰富，境内主要的山川、河流、湖泊附近，大都有人类居住。据不完全统计，截止2002年已调查或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物单位有1541处。这些文化遗存主要分布于海拉尔河流域、呼伦贝尔湖周围、科尔沁草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锡林郭勒草原西部、乌兰察布丘陵南部、阴山山脉南麓、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等地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有东部区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中南部区包头阿善文化、白泥窑子文化、海生不浪文化和老虎山文化、庙子沟文化等。
考古界发掘和研究证明，由于当时自然条件和原始人类自身发展程度的不同，上述不同区域文化遗存的内涵各具特色，也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内蒙古地区不同的古文化类型。其中，分布于科尔沁草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以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为代表的遗存，年代跨度约距今8500—4500年。出土物充分反映当时已出现原始聚落，依然以采集、狩猎经济为主。
居于锡林郭勒草原西部、乌兰察布丘陵南部、阴山山脉南麓、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等地区的以包头阿善文化、白泥窑子文化、海生不浪文化、老虎山文化、庙子沟文化为代表的遗址，年代跨度约7000—4000年，出土物主要以陶器、聚落址等，表明当时以原始农业经济为主，且有与中原农业相似之处。这一点与内蒙古东部区原始聚落的形成和发展有所不同，同时在局部小区域内，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有时还出现过农业文化的空缺现象。后来大约从距今4000年前开始随着气候干冷化趋势的加剧，至早期青铜时代，该类文化已经逐渐演变成一种全新的以畜牧业为主的文化类型。
另外，依据相关考古发掘研究考证，以呼伦贝尔市为核心包括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以及锡林郭勒盟部分地区的早期文化遗存多以细石器为主，未发现用于原始农业的大型石器，也没有陶器共存，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畜牧狩猎的经济生活。
三、青铜器时代
考古发掘表明，内蒙古地区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跨入到青铜文化时代，一直延续至公元前5世纪左右。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内蒙古东、中南部地区均有发现。据统计青铜文化时代文物遗迹单位全区共有3062处，其中东部以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夏家店上层文化最具典型，中南部地区以大口二期文化与朱开沟文化、西岔文化最具代表性。
夏家店下层文化人群仍然以定居为主，出土很多陶器，但奇怪的是没有农具出现，墓葬中大多出土纺轮、石斧、镞等。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的青铜器比较发达，并且最具地方特色。大多以马具、武器、青铜饰件为多，属畜牧和狩猎经济形态。
内蒙古中南部以大口二期文化与朱开沟文化、崞县窑子毛庆沟墓地以及西岔文化依然出土大量陶器，其文化特征与中原青铜文化无异，但其青铜器的风格特点别具一格，实不属中原青铜文化系列；从该地区遗址、墓葬的特征与文化内涵上都与中原大不相同，疑其为当时的“戎”“狄”文化。
元上都
上都，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境内，多伦县西北闪电河畔。1256年春，忽必烈命人在桓州以东，滦水(今闪电河)以北，兴筑新城，名为开平府，作为藩邸。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以取代和林。内蒙古元上都申遗主题为文物遗址草原景观环境为其背景衬托，突出元上都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特殊的历史地位，进一步阐明元上都处于草原与农耕农牧交错带的历史特点和环境特殊性，揭示元上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历史真实性、完整性、唯一性及其不可否认的普遍价值。
忽必烈建开平
金莲川草原一带水草丰美，历史上曾是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
12世纪，金世宗完颜雍命名此地为“金莲川”。 [1] 金代筑有景明宫，是皇帝避暑的地方。
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后，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于是忽必烈把他的藩府南移至金莲川地区。他在负责统治汉地之后﹐进一步扩大了与汉人士大夫的接触﹐受到更多的汉文化的影响。
1256年春，便命僧子聪(即刘秉忠)在桓州以东，滦水(今闪电河)以北，兴筑新城。
1259年，新城建成，城市背靠龙岗山，南邻滦河，放眼一望是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气势恢宏，命名为“开平”城，作为藩邸。当时蒙古国的都城在哈刺和林。忽必烈在选择其藩邸地址时，考虑到“会朝展亲﹐奉贡述职，道里宜均”，因而把它确定在地处蒙古草地的南缘，地势冲要的开平﹐既便于与和林的大汗相联系﹐又有利于对华北汉人地区就近控制。通过金莲川幕府的大量活动﹐忽必烈加深了对学习汉文化﹑变更蒙古旧有统治方式必要性的认识，并取得了汉人士大夫的普遍支持，为元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改名上都。1259年，蒙哥死。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与留守和林的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争夺汗位的战争。忽必烈依靠汉地的丰厚人力物力﹐把开平作为前沿基地，历时四年，终于战胜了阿里不哥。
中统四年(1263年)，升开平府为上都，以取代和林。但这时忽必烈政权的统治重心已转移到中原汉地，把都城设在山后草地已嫌偏远。
至元元年(1264年)，又改燕京为中都。九年，改中都为大都，定为都城，而将上都作为避暑的夏都，形成两都制的格局。每年四月，元朝皇帝便去上都避暑。八九月秋凉返回大都。皇帝在上都期间，政府诸司都分司相从，以处理重要政务。皇帝除在这里狩猎行乐外，蒙古诸王贵族的朝会(忽里台)和传统的祭祀活动都在这里举行。上都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
废弃。1358年农历十二月，红巾起义军分道北伐﹐中路关先生﹑破头潘部攻陷上都，焚烧宫殿，掠得玉玺、仪仗、珠宝等，七日后撤离，从此，元上都逐渐衰落。
美丽的上都。1368年正月，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同年7月，元顺帝从大都逃往上都。1369年8月，明朝大将常遇春、徐达率领的中路大军攻克元上都。上都伴随着元朝失去中原汉地政权而逐渐废弃，蒙古民族退回草原游牧生活，开启了北元时代。1396年，明朝在元上都正式设开平卫指挥使司，然后大力经营，加强屯守，并修缮城垣。明成祖以后，明朝防卫内撤。1430年，开平卫移至长城以内的独石口，改为隶属万全都指挥使司，元上都至此彻底废弃。16世纪初期，蒙古达延汗重新统一蒙古各部，将蒙古各部划分为六个万户，元上都地区属于应绍卜万户的封地，为“云需府”管辖。清初，蒙古右翼诸部的察哈尔部在这里驻牧。
1964年，元上都遗址被列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8年，元上都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6年，元上都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申报清单。
上都是一座具有汉式宫殿楼阁和草原毡帐风格的新兴城市。其景物风习，在元朝文士的吟咏中多有记叙。同时的西方人马可·波罗、拉施都丁也有描述。上都与大都之间有四条驿道相通，往北又可以循帖里干驿道交通漠北。朝廷设上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管府，掌领宫阙都城，兼领城区及所属州县民事：皇帝返还大都后，并领上都诸仓库之事。
元上都在元代政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元朝实行两都制度以大都(今北京)为首都，上都为夏都。从忽必烈时期开始，一般每年夏历二、三月从大都出发，“北巡”上都，八、九月返回大都。元惠宗(顺帝)暑期每年夏历四月从大都出发，九月回到大都，皇帝每年在上都居留的时间近半年之久。皇帝巡幸上都时，扈从人员有后妃、太子和蒙古诸王，还有宰相大臣、百司庶府，各以其职分官扈从，只留中书平章政事、右丞(或左丞)数人居守大都。
驿道枢纽
上都是北方驿道的重要枢纽。上都至大都共有西路、驿路、辇路和东路4条路。元朝皇帝赴上都多走辇路，由西路返回大都。为管理上都各项事务和为元朝皇帝巡幸上都服务，上都城内建有许多公廨官署，设有庞大的封建官僚统治机构。中统四年(1264年)设立上都路总管府。至元十八年(1281年)设立上都留守司，兼本路都总官府。上都留守司及下属20多个直属机构主要负责管理宫廷事务和皇帝巡幸时的一切杂务。为辅佐皇帝在上都议办朝政，上都专门设有重要衙门的分支机构，如中书省上都分省、御史台上都分台、翰林国史院上都分院等等，这样的分支机构共有数十个。上都官署的设置是整个元朝封建国家机器的一个缩影。
宗教活动与文化交流中心
上都城有众多佛寺、道观、清真寺等宗教建筑，宗教活动十分兴盛。1260年，忽必烈就封八思巴为帝师，在上都城西南建有八思巴帝师寺。道教在上都也有很大势力，各宗派都建有道宫。上都居民中也有信仰伊斯兰教、景教等。上都作为元夏都，是北方宗教兴盛的中心，同时也是多元文化交流的中心。
上都在1358年被农民起义军焚毁，之后又几经战乱，最终成为一座废墟。元上都从1256年初建，至1358年被焚的百年间，曾在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其一，元朝向全国发行纸币
纸币最早出现在我国唐代，当时称“飞钱”，宋代称“交子”，金代称“交钞”。1260年3月，忽必烈决定在上都向全国发行纸币，7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此后，受到元流通纸币影响的波斯、印度、日本等国，也陆续开始发行纸币，促进了世界货币的变革。
其二，佛道大辩论
由于忽必烈对宗教兼收并蓄的政策，使元上都成为当时世界的宗教中心，中国传统信仰的佛、道、儒三教，在此交融。在上都城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地位是平等的。宗教建筑除道观、佛寺之外，还有回回寺、十字寺等。蒙哥汗时期，大蒙古国内佛教与道教之间的竞争，矛盾日趋激烈，蒙古王室不得不出面调停佛、道二教的争端。1255年，在哈喇和林举行了佛、道二教第一次辩论会，佛教占了上风。1258年，蒙哥汗委托忽必烈在开平召集佛、道二教代表计数百人，进行第二次辩论。藏传佛教在八思巴的激辩下，战胜道教，忽必烈判定佛胜道败，佛教获得蒙古统治者的推崇。忽必烈在上都即位后，封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为“大元帝师”，命他在上都建立寺院。自此，藏传佛教在整个中国，包括漠北的哈喇和林都获得广泛传播，产生了显著影响。
其三，南坡之变
南坡，又叫南坡店，是距离上都最近的一个驿站。元朝皇帝往返于大都和上都之间，上都留守司的官员，都要在南坡店迎送，即“南坡迎送”之礼。1323年八月初五，元英宗硕德八剌由上都返回大都时，于当日驻扎在南坡，当晚英宗遭到暗杀。这是发生在元上都地区的重大政变，史称“南坡之变”。皇位继承，一直是元朝中后期政治史上十分突出和难以解决的问题。从1307年元成宗去世，到1333年元惠宗妥欢帖睦尔即位，短短二十四年间，九位皇帝的即位几乎都充满了惨烈的争斗。
上都城遗址迄今仍存，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政府所在地——敦达浩特东北约20公里的闪电河北岸。城墙基本完好，城内外建筑遗迹和街道布局尚依稀可见。遗址北部有连绵起伏的山岗，南边有滦河流过，东西两边及滦河之南是广阔的草原。每逢夏季，草原上盛开美丽的金莲花，远远看去，犹如金色海洋。从现存遗址结合文献记载看，上都皇城在全城的东南，城墙夯土外砌砖石，东西各两门﹐南北各一门，每面墙长1400米。皇城正中偏北是宫城，东北角是华严寺﹐西北角是乾元寺，东南和西南两角亦各有一座庙宇。宫城城墙夯土外包以青砖﹐东西宽570米﹐南北长620米﹐东﹑西﹑南三面有门。城内宫殿建筑各自成群，互不对称，有泉池穿涌其间﹐园林特色十分明显。皇城﹑宫城四角均设角楼。外城全系黄色夯土﹐东墙和南墙都由皇城的东墙﹑南墙接出。外城西北两面各长2200米﹐东南两面至皇城东北﹑西南两角各长800米。外城北开两门﹐南开一门。西面原有两门，元代后期毁一存一。外城南部为一般建筑区。北部地势较高，自成一区，是当时养花木禽兽供统治者玩赏的御园。东﹑西﹑南三郊各有长600到1000米的街道﹐与城门相连，组成了很大的关厢区。北郊则有很多寺庙﹑宫观等建筑。
全城由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组成。周长约9公里，东西2050米，南北2115米，宫城墙用砖包砌，四角有楼，内有水晶殿、鸿禧殿、穆清阁、大安阁等殿阁亭榭，将河水引入城内建有池沼。皇城环卫宫城四周，城墙用石块包镶，道路整齐，井然有序，南半部为官署，府邸所在区域，东北和西北隅建有乾元寺和龙光华严寺。外城全用土筑，在皇城西北面，北部为皇帝观赏的御苑，南部为官署、寺观和作坊所在地区。城外东、南、西三处关厢地带，为市肆、民居、仓廪所在。明永乐初年荒废，城垣及建筑台基依然残留地表，蒙古语称此城为“兆奈曼苏默”，为108座庙的意思，就是依据城址中建筑众多而讹传的。
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境内的元朝夏都——上都遗址近来开始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保护性发掘，根据发掘进程，这一工作计划需要持续3年时间。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专家杨星宇在接受《北京科技报》采访时说，该项工作的进行不仅为上都遗址的有效保护提供了更为可靠的保证，也对人们认识元朝上都的繁盛景象及其行政中心的变迁提供了很好的窗口。在元朝的大部分时期，上都都是大都（北京）的行政副中心。在这里忽必烈一步步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目前，元朝上都遗址已经成为我国草原城市遗址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城市遗址。杨星宇表示，对其进行保护性发掘将会推动其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进程。
经过2009-2011年的发掘，元上都遗址已发掘面积近4000平方米，出土了为数较多的珍贵文物，为元上都遗址保护与展示工程顺利进行提供了大量的实物和数据资料。其中，明德门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揭露出元代城门形制与构造，对研究元代城门建造特点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对断定元上都遗址的建造和延续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大安阁与御天门遗址的全面揭露与发掘，为两处遗址的断代、形制与特点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穆清阁西殿与东殿的揭露，为研究元代早期建筑与特点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明证。雕刻精美的汉白玉龙纹角柱、花纹柱础及其他各种质地的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品的出土，预示着元上都遗址丰富的地下文物。
由于元上都遗址地处草原，元末废弃之后未经人为大规模扰动，地下文物埋藏异常丰富。目前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建筑构件、石雕制品、瓷器、陶器、钱币、金银器等。建筑构件主要有柱础、魑首、鸱吻、瓦当等，石雕制品主要有大理石盘龙纹石柱、石雕人像、龟趺、石棺等，瓷器主要有青花盏、青瓷匜、钧窑碗钵、白釉褐花罐、黑釉碗、黑釉梅瓶、绿彩香炉等，金银器有金戒指、金耳环、银镯、铜钗等，钱币有八思巴文“大元通宝”、大观通宝、“天下太平”春钱等，这些文物做工非常精美，其中多有国家一级、二级文物。它们承载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对于彰显元上都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具有重要的意义。 [1]
“终抵一城、名日上都，现在位大汗所建也。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皆涂金，绘有种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人心目”。这是700多年前，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元上都考察后，在《游记》中详细记述了元上都的繁荣景象的一角。这座令马可·波罗惊叹的东方城市，几百年来在欧洲享有盛名。对一些文化志士来说，元上都是他们仰慕和向往的地方。见证了蒙元盛况的上都城历经风雨洗礼，仍较完整地保留了原貌，是目前保留最完整的草原都城。1988年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元上都遗址是元朝辉煌历史的实物见证，对于研究元朝历史及蒙元文化具有独特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它既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也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宝贵遗产，因此，元上都遗址及其文化景观，在1964年被确定为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元上都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评为全国民族文化旅游十大品牌；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旅游局评为内蒙古十大历史名胜。
为了使元上都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自治区从1996年开始了申遗之路。2009年，成立了自治区申遗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4次申遗领导小组会议，就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近几年，各级政府和部门共投入元上都基础设施、博物馆基本建设、考古挖掘等专项经费3420万元。
2009年起，考古人员对元上都遗址进行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8000平方米，计划用三年时间完成。目前，第二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结束，并转入室内整理阶段。作为申遗4大要素之一的《元上都遗址生态环境与特色景观保护规划》已编制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英语翻译。此规划主要针对遗址周边的沙地、湿地、典型草原、森林草原等特色景观进行规划保护。为加强元上都遗址的展示工作，建筑面积4000平方米的元上都遗址博物馆已开工建设，预计2011年6月完成主体工程。
自治区政府安排拨付4000万元专款用于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元上都遗址的维护、考古、博物馆布展和展示。自治区政府已拨付2000万元，剩余的2000万元将于2011年陆续拨付到位。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中）等中国代表庆祝申遗成功。
当地时间2012年6月29日18时23分，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一致同意将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元上都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元上都遗址成为我国第30项世界文化遗产，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42项。
上都广为西方人认识，原因是13世纪马可孛罗于此地觐见忽必烈，于其《游记》中记载都城生活的奢华：“内有大理石宫殿，甚美，其房舍内皆涂金，绘重重鸟兽花木，工巧之极，技术之佳，见之足以娱乐人心目”。
《马可·波罗游记》扩大了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认识，并在15世纪激起西方航海家对东方的向往，进而推动了欧洲人由海路来东方的探险活动。几百年来，随着《马可·波罗游记》的广泛传播，上都的英文译名“Xanadu”在欧美等国知者甚多。
18世纪英国诗人柯勒律治阅《游记》后，于其诗篇中赞美：“上都坐忽必烈汗，恢宏皇城乐御邦”(In Xanadu did Kubla Khan, A stately pleasure-dome decree...)。后来西方人以"Xanadu"比拟作“世外桃源”。土卫六上的最大亮区俗称为"Xanadu Regio"，因没有人知道那里是什么样。
元上都遗址，始建于1256年，元世祖忽必烈未即皇帝位前，在蒙古宪宗六年（1256年）开始筑城，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至元八年（1271年）改国号为元，称开平府为上都，又名上京或滦京，为元朝的夏都。元朝皇帝每年夏季率领重要大臣来这里避暑和处理政务，因此将宫城建成园林式的离宫别馆。后来元朝定都北京后，就把这里作为陪都。
元上都遗址呈方形，站在城外的台基上，依稀可以辨认出房屋当年的格局。上都城周长约9公里，分为外城、内城、宫城三重，其中宫城是整个建筑的重中之重，是皇帝和后妃们夏季避暑时的居住之地，风格以自然为主。内城和外城则是官吏们的居住地。此外，在都城附近还有一座面积很大的御花园，有竹经楼台，大理石宫殿，奇花异卉，原本还放养了一些麋鹿等动物，以供帝王游猎。
在上都城的西北面，有一条铁竿渠，始建于元大德年间，这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设计的，也是我国北方草原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水利工程。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处于中国第三大沙地-浑善达克沙地中，曾因《马可·波罗游记》与英国诗人柯勒律治的传播被世界熟知，其英文Xanadu引申译为“世外桃源”，是我国草原城市遗址中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城市遗址。
2020年9月，中国第三大沙地植绿 “世外桃源”元上都焕生机 [4] 。
相关著作
编辑 播报
《元上都》由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发行。本书为16开精装本，有正文720页，文后有彩色图版335版，黑白图版20版，定价1380元。
本书分为研究篇和报告篇两部分，是以考古学的方法系统研究元上都及其周边地区元代历史文化的学术著作。研究篇有对元上都的考古学、元上都周围墓葬出土元代人骨、元上都及周围地区出土金属器物和元上都城市生态系统的环境背景等方面的研究论文4篇。报告篇收录了在元上都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13篇田野考古工作报告。本书在广泛收集元代以来中外旅行家对元上都记述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元上都及其周边墓葬和祭祀地考古学资料的综合研究，结合文献史料，对元上都古城遗址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探讨，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新见解，是蒙元考古和历史文化研究非常重要的资料。
内蒙古秦长城段导游词
作为一名可信赖的导游人员，通常需要准备好一份导游词，导游词具有注重口语化、精简凝练、重点突出的特点。那么一遍条理清晰的导游词应该怎么写呢？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内蒙古秦长城段导游词，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秦长城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是固阳县城正北7公里处，请大家向两边的山坡上看，这条宛若游龙、蜿蜒于群山之中的石墙就是我们要参观的世界历史文化遗产、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秦长城。秦长城始建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是秦大将蒙恬率军30万北抗匈奴而筑。后来汉武帝又派卫青进行过修复，故又称秦汉长城，距今已有2200余年。请大家随我从步道登城，边走边听我为您介绍。秦长城西起狼山西端，东经武川县出大青山，在呼和浩特北郊红山口东侧与战国赵长城相接，在固阳境内横穿中部，蜿蜒于色尔腾山北坡上，长度约为120公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段秦长城是保存比较完好的一段，它的修筑采取就地取材的方式，墙体多以黑褐色厚石片垒砌，建于山峦的阳面半坡上，在石料丰富的山地一般为石筑，在低山、坡势较缓地带采用石土混筑方法，两侧垒砌石头，中间填以土石，山隘谷口及平川地带采用夯土建筑。秦长城城墙最高处4．5米，顶宽2．8米，在城墙内侧，每隔千米有一座烽火台，也是用石块砌成，这就是烽燧遗址。秦长城的烽燧与长城主体分离，位于长城内侧的山头，烽烽相望，颇为壮观。可能有的游客已经发现了，在城墙的下面，隔一段就有一个方形的孔洞，它在长城上起什么作用呢?对，这就是古人专门为长城设计的排水系统，可见这些戍边将士们不仅仅只会打仗，还懂建筑呢，真可谓是有勇有谋啊!您随手拾起一块散落的砌城石片，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有一个或几个方形的孔，这就是有名的“箭穿石”。
相传是当年匈奴军队猛烈攻城的时候，万箭齐发留下的。在固阳秦长城红石板沟段有一处豁口，相传就是孟姜女千里寻夫不见，哭倒长城的地方。现在我们所站的地方是一个极具历史意义的地方——蒙恬大将军的点将台，相传是当年秦大将蒙恬战前点兵列队迎战匈奴的地方。站在这里，眺望巍峨的群山，壮观的城障，遥想始皇当年，狼烟四起，号角连天，一统天下，气度非凡。
不知是否能激起您浮想联翩?金堑壕是我国古代金国所修筑的“长城”，又作“金界壕”、“金长城”。据《金史》记载，天眷元年(1138年)以前，曾在东北路泰州境内筑堑壕一道，后又修筑了东北路、临潢路、西北路和西南路堑壕，并将其连成一线。该堑壕东起呼伦贝尔市，西至固阳县大青山北侧，全长近20xx公里。经包头的金堑壕呈南北走向，全长70余公里。在固阳县城东南方向7公里处明磴山北坡的堑壕是保存最完好的一段，长约10公里，堑壕上的土楞还清晰可见，高度为2～5米不等，每隔1～2公里处设有方形土墩围墙。据说是金世宗为防御北方鞑靼（蒙古）的进攻而修筑，当时在达茂旗境内繁衍生息的汪古部就曾为金王朝守护堑壕，后降附蒙古军的.。到现在，还有以“堑壕”取名的村名和地名。怀朔镇与两个皇帝在固阳县城东北方向35公里处有一古城，城垣明显，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墙周长4667米，面积约为1．6平方公里。在城内发现一座北魏时期的佛教殿堂遗址——“土窑”，出土了全国罕见的泥塑佛像，并有铜菩萨塑像、石臼、陶罐等大量北魏时代的文物。据考古专家考证，该古城就是北魏时北方六镇之一的怀朔镇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内蒙古西部地区规模较大的北魏古城遗址。现被列为自治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怀朔镇最早建于北魏始光年间(424～428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当时属朔州管辖。北魏为保卫国都平城(今大同)，在北方陆续设置了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等国防六镇，其中怀朔镇被史家看作北魏之咽喉或六镇之首，在政治、军事、经济方面作用重大。既可屯兵防范柔然等外敌入侵，又可发挥农业生产基地效应。当时通往阴山南北的一条重要通道稒阳道(今包头昆都仑沟)就由其扼守。当时，怀朔镇管辖范围大，统领五郡十三县，当时的镇将除统领怀朔镇军事外，还统领沃野、武川两镇的军事。北齐开国皇帝高洋之父高欢（追尊为神武皇帝）从这里起家，北齐建立后从皇帝到大臣、将领几乎都是怀朔镇人，后又有怀朔镇乱世名将侯景灭南梁而自称汉帝（不久被部下刺杀）。
因此，怀朔镇当之无愧地被称为“六镇之首”。北魏设置怀朔镇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及献文帝经常亲自带兵主动向柔然进攻；传说花木兰替父从军就曾驻防在这里；494年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陪同北魏孝文帝专门来怀朔镇巡视达七天之久。但如此重要的军事重镇也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由于北魏朝廷日渐腐败，523年，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六镇起义”。后历经战乱，怀朔镇很快成了荒无人烟之地。北魏永熙三年(537年)朔州内迁，怀朔镇废弃。从建立到废弃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到今天，我们只能从遗迹中来想象当年怀朔镇的盛况规模、宏伟气势了。
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位于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境内的北魏皇帝祭天遗址。
这一遗址在呼和浩特市区北面的大青山蜈蚣坝顶上，分布范围约1万平方米。这处遗址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被发现，但一直未被发掘。自2019年开始，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目前已初步明确遗址形制和结构，并对其性质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位。
考古人员在遗址中部发现一座皇帝祭天的圆形房屋遗址，房址内径约15.5米，外径约32.5米，东南部留有宽约1米的门道，房内出土少量祭祀用的陶罐。在圆形房屋外围有内外两道放羊、马等祭品的环壕，从中出土少量马和羊的肢骨等。圆形房屋外边还发现内外两个垓，即皇帝祭天时文武官员陪祭站立的平台。
虽然史书上与北魏皇家祭天相关的记载很多，但在此次发掘之前没有发现过北魏皇家祭天遗址。此处皇家祭祀遗址在形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年代上早于西安隋唐圜丘和北京明清天坛，为研究我国古代皇家祭天发展史、北魏祀天礼仪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据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494年迁都洛阳之前，“行幸阴山，观云川”，即来到阴山祭天。张文平说，初步判断，孝文帝“观云川”就在这个地方。根据对出土文物的年代鉴定，初步推断这一遗址使用时间大体在公元430年至490年之间。北魏（386年—534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统一黄河流域的封建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