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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观察 | 刘欢：社会创新的哲学本质是回应我们天生的美德

拆掉知识的围墙 公益慈善学园
2024-08-23
关于社会创新这一概念的发展，我相信愿意通读此文的读者一定会有自己的看法，直到现在，我依然非常谨慎地处理这个概念和多个部门、学科之间可能产生的冲突或者可能通融的链接。目前，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从最通俗的意义上来表达，社会创新代表了在当下一个时期内，对于社会在飞速发展和高速变革之下的善意行为的全新看法，并试图以最大的努力去维护这种善意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其在实践领域中和世俗生活里创造最规范和最具有互动性的基础环境。此种努力的本质，来源于人类集群生活中不可遏制的善意之心，是集体自我修复的创新尝试。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美洲，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极其复杂的，就战争、疾病、环境污染等高风险社会问题而言，总是难以完全避免和解决。因此，人类社会总是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上的“自毒效应”。如果我们按照一定的历史建立还原的视角，将社会团结的功能性论述放大，就会发现这种“自毒效应”并不会在社会美德的描述之中。从自然的野蛮生活迈向社会的公共生活，人类唯一渴求的就是安全和幸福，并以这个目标承诺互相的关怀和爱，这是一切生物体从祖先身上继承的最大美德，也是宗教、政治、科技诞生之前就被群体“投票”的结果。事实上，这种基于本能的“投票”或许才有根本的正确性——从我们决定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起，我们的决策目标总是希望可以生活得更好，而不是生活得更差；除此之外的目标，都是倒错的假象。

但是，作为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多种问题事实，它们不断出现，在每一个历史的叙述中，占据很大的篇幅。在这些历史的本文里，或者其它的悲痛的发泄中，我们总是可以发现，社会问题跃出社会公共生活之后，即与美德相悖，有时候甚至是抛弃美德的——我们将环境质量恶化，侵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换来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我们将残疾人、妇女、有色人种等群体排除在正常的用工范围之外，从而保证一个组织可以按照最高效率的方式开展盈利工作；我们将儿童或者老人留在产业化能力低下的乡村地区，开展高速的城镇化运动，让家庭的情感保障体系彻底破碎，等等。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和无处不在，让我们总是有理由去怀疑人的善意本质，怀疑人是否具有普世意义上的美德属性，我们是否只会为自身的、短视的福祉去承诺社会的建构和运作，除此之外的一切，我们无法评估、难以计算，甚至无动于衷。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最初决策是否只是基于牟利的动机，而不是天选的美德；我们的行动是否只是经济的计算，全无善意的可能，精致理性的本意是关于自我生命延续的巧舌如簧，并且这种理性偏离了自然的可持续，傲慢无理。

我想特别去解释这一点，“自毒效应”不来源于社会个体的具体心灵，而来源这种心灵组成的集体。集体由个体组成，但是集体在被组成之后，会快速超越其个体，成为“利维坦”或者一个别指性的社会组织。超越的实体，不复为其个体的总和，它颠覆成为个体的引导者，开展自己的想象和行动——集体的理性开始有了自己的灵魂，这种灵魂不可操纵，最后导致集体行为的逻辑超越了每一个个体的逻辑，进而危害全部或者部分个体的利益，导致个体的观念与其灵魂不符。这种集体危害自身和其个体的案例举不胜举，如果在长期中，它具象为详细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习惯，甚至是社会道德的时候，它将具有巨大的强制力去产生危害性，因为它在驳斥原初美德的正确性，而这种正确性里必然包括对于他者的关怀和对于社会总体保障的审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脆弱和松散，远比我们想的要严重。

“自毒效应”是一种泛称的社会病理，是社会问题的总称谓，它代表着人类集体的错误或者无能带来的恶劣结果。虽然它具有迷惑社会个体的能力，但最幸运的是它不会完全抹杀掉个体在社会美德上的原初能动性。尽管在不同程度上，它确实或多或少地在对每一个个体的表达和思考施加影响——个体的社会化过程就是如此，个体在成长的最初，甚至其全部的生命历程里，他只能被既成的社会道德塑造，“心灵白板”并不是毫无抵抗力和天生美德，只是太弱小了。但是，“自毒效应”保留希望的可能性也是真实存在的，原因其实不言自明，只有一种社会事实被心灵的筛选机制认定为是具有问题化倾向的时候，我们才有理由将其描述为需要介入和控制的社会病理现实，除此之外的太多数社会事实，我们总是以无意识的行动去履行；这个发现的过程，就是原初美德在个体心灵的自显和崛起，问题意识的充分显现，是“自毒效应”的刺激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进而激发了个体心灵的自我保护，唤醒了美德的天然存在。如果没有这种对于事实问题化的感受能力，我们也就没有美德的能力——社会问题的发现过程是我们自证自身具有美德的最好例子。为此，社会问题的发现和定义，恰恰是个体美德在反复确认自身，是绝对的心灵在继承祖先的意志，是个体超验经验存在的有利证明。当一类社会事实通过我们的知觉系统进入我们的心灵时，我们总是可以马上综合出一个简单的判断——这是或者不是一个社会问题，或者至少，这更加倾向于是或者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又或者，我们的情感上是否具有一定的不舒适。判断的原则已经阐明清晰——我们希望生活得更好，而非更差。

于是，社会问题的总旨成为了一个绝对奇迹的存在，一方面，它是我们自证灵魂不朽的圣杯；另一方面，它会在某种程度上漠化和毒化我们的心灵美德。有时候，我甚至觉得，正是这种矛盾的综合，才催生出人类不断发展的历史和文化，否则，我们的文明依然是草原旷野中的某个哺乳物种群体。这种矛盾的现象——社会病理和个人美德同时存在的原因在于：集体生活的高度复杂性是个体的心灵和肉体难以预见的，我们在最初的时候，以自以为的美好预见开启这个雄浑、伟大旅程的时候，我们过于轻视它的难度了。在历经无数战争和王朝之后，我们依然只有在不多的时候，才可以把我们集体叫做共同体，更多的时候，我们称之为社会。共同体和社会之间的差异，简单来说，就在于个体的合一是否可以作为集体的总体，而前者实现了这个对等。而我们的努力，或者说解决社会问题的诸多创新尝试，就是希望社会迈向深具美德的共同体。

为此，当我们开始明白我们的天然美德能力被缚于社会与其问题之下时，我们开始经由祖先的神灵和自然的馈赠进行灵魂的穿透，以真正思辨者的宏达视角回归我们生活的土地。我们此时愿意开展某种行动了，此种行动来自于不可抗拒的激情，它从身体内部流淌出来，希望达到我们原先的承诺——回到我们的自身，重新发现我们的知觉、情感和道德，并进一步互相取悦，变为社会知觉、情感和道德，三者的高度一致性，会成就创新的社会美德。

果真到了这里，我们就会认为我们开始拥有我们统一的社会美德，去推动一种社会的发展，使其向着更加有利于我们福祉的方向变革，而福祉本身不再是集体的错觉，而是集体的统一决策。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和社会变革的本质了，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会做出与当下的行动不会完全一致的行动，无论这种行动是思考还是一个具体的工作，我们都可以称之为创新。这样，社会的创新有了特别稳固的内涵，它首先是善意的，是回应我们珍藏于内心的、无与伦比的、经久不衰的、稳定常居的美德；其次，它是变化的，是冲出结构封锁、集体自闭、想象力匮乏和“自我毒害”的变革能力。社会创新深植于我们的本自发生的集体想象力之中，符合我们生物能力的全部能动性，也是我们追寻美德的自我探索。它会告别所有机械化的教条主义和学科惯性，进入适合我们如何开展善意行动的逻辑统一路径里。本质上，我们的行动——人的行动也就是如此，从最本质和最精神的恐惧、快乐、幸福、绝望中跃升出来，探索自我，进而探索社会和人生。

至此，社会创新在我们如何团结和再造团结的视角下，完成了一种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和幸福论。接下来，它必须绝对服从地、谨慎地、毫不遮掩地、不可推卸地进入到真正的世俗生活里。那么，就剩下路径问题了——我们如何让积极回应我们自身的社会美德，让它充分孕于社会变革之中。我提出的路径在于：个人美德必须明确自己的属性，必须通过一种讨论和想象的艺术动再次确认互相的诉求，在一种集体欢腾之中，互诉衷肠，这个部分，是感性科学、认知心理学、政治哲学和道德科学的土壤，从心理和文化的讨论里，借由我们的社会情感表达，达到一致的和谐。接着，在对于清晰社会问题定义和描述之中，成就强烈的社会情感共识，之所以可以形成共识，是因为社会情感必然来源于共同的美德根基，只要通过统一的语言概念，情感将会被一层不染地贯穿，流动自我和镜像自我都会高度成“我们”。如果可以完成这种有效的建构，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因为社会价值最终诞于火焰之中，并在这种共振的共同体里明确地传递，甚至无需言语。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其配套建立起协同的行动网络，这里交给我们的圣杯——经济学、管理学和组织行为的所有成就。我们要保证：我们履行长期善意行动的行动网络不会再次复归无意义的“自毒效应”。但是，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期待下一个周期的社会创新。

至此，这种面对具体社会变革的善意行动方案，就是社会创新要完成的根本任务。而我试图以文本语言表达的东西是傲慢地希望为其建立一个哲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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