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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生,我不愿做“缺席”的女儿|三明治

Huiyu 三明治 2021-09-06

文|Huiyu

编辑|旁立




周六早上,我在厨房给家人准备吃的。脑子里想着今天要做的事情,有几组新的漫画要画,还有一首曲子要练一下。打开窗户,吹在脸上的风已经不刺骨了。正是桃红柳绿春风和煦的日子,下午再和孩子们去湖边骑个车也很应景。


客厅里手机电话铃响起来。

我下意识地抬手看了一下手表。7:45。


心中感觉不妙。这个点,打电话过来大约不会有什么好消息。既然不是好消息,就随它去吧。


歌声又持续了几分钟,才不响了。几秒钟后,老公的电话又响起。


“你爸找你。”老公把电话拿进厨房。我瞪了他一眼,无奈地接起来。


“你妈病得很重,在乡下找了好多医院都看不好。她本来不想来麻烦你,但她总睡不着,情绪很不稳定,有的时候她说自己要不行了,我实在没办法,所以打算到上海你带她去医院看一下。”父亲在电话那头急切地说到。


双眉紧皱。我内心咯噔了一下。这个咯噔,甚至不是为母亲的病担心。


情绪不稳定的母亲,要在我家出现。我本能地抗拒着。


那个由压抑和灰暗构成的记忆漩涡,我曾经那么努力才挣脱了出来。我不要它再将我吞噬进去。





对于母亲,最初的记忆是缺席。在乡野度过的童年,我似乎是我哥的孩子。我哥给我做吃的,我哥给我讲小人书,我哥带我玩弹珠,我哥带我去村里其他人家看86版的《西游记》。


但一个男孩,自己还是个娃娃,哪里能真正扛起带另一个孩子的责任。有次,我哥在我午睡的时候溜出去玩,玩到彻底忘了家中还有一个小人。我醒来后,迷糊地从床上下来,结果踩空了楼板,沿着水泥楼梯从二楼滚到了一楼。一楼是哄臭的猪圈,一窝粉白的猪猡被我吓得到处乱拱,哼哼地叫着。我趴在地上,蒙昏过去,几乎忘了要如何才能站起来,等缓过神来,才觉得全身七零八落地剧痛,便扯着嗓门大声地嚎哭起来。


并没有人应。


哥哥回来必然的挨了母亲的一顿狠揍。


接着到了入学的年纪,父母亲依旧是缺席。每天,我自己起床,在锅里胡乱泡一口昨晚的剩饭,吃完出门,此时父母依旧在睡梦中。下午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去找镇上的小伙伴玩了。母亲与父亲几乎不怎么与我交谈,他们总是聊着生意,评论着今天遇到的这个女人那个男人,常常带着愤愤的长舌的语调。初中,我进入了特属于青少年的那个又孤独又敏感的年纪,与家人沟通的需求几乎变成了零。接着入了寄宿高中,又出了省,入了大学。原本就稀稀落落的母亲的影子,越发地渐行渐远。


想起我那可怜的哥哥,因为没有照顾好我而被莫名地打了一顿的哥哥,不知彼时他内心是自责的还是有些稍稍地怨恨我这个拖油瓶呢。但我明了自己的心境,我心疼我的哥哥,我讨厌那个偶然出现却如电闪雷鸣般愤怒的母亲。


对了,记忆藤条上的另一只果实便是独裁,夹杂着暴力的独裁。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宇宙的中心。这个家庭里面,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绝对服从,对母亲绝对的服从。父亲凡事做之前要问一下母亲的意思。“XX,煤炉今天需要连夜烧水么?”“XX,我们是不是要换一台新的吹风机?“XX,这个头你觉得我要剃成什么样子?”近几年,父亲的问话从生意场更多地转到了生活中。今天中午买什么菜,什么菜要如何烧,要不要拖地要不要晒被子,一律要得到母亲的首肯后,才去做。我想父亲这样,一是他本性随遇而安,二来这是他的处事之道。


可是我和我哥还是孩子,在绝大部分父母不在的环境中,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生长着。我们从内心深处排斥着这个军令般的绝对服从。


在理发店门前的木箱凳子上睡着,是常发生的事情。生意好的时候,夜里十点十一点还有客人。我常常等着等着就睡着了。


迷糊中被母亲粗暴地喊起来:“小畜生,快起来!”我极不情愿地睁开眼睛,看到母亲五官紧皱,嘴巴嘬着骂骂咧咧,伸过手来扯我。“你没看到我们很吃力么?”


“你要觉得吃力,就不要做嘛。”我随口说。你要做就别喊累,你要嫌累就别做。这么简单的道理在年少的我的心中看来如此地理所应当。我当然在很久以后才知道生活有一味叫无奈的料。


 “啪!”一声重击拍在我的脸上。“你个小畜生!怎么能说这种话!我们这么吃力为了谁?”


我摸着滚辣辣的脸庞,在大人喋喋不休的牢骚和怨言中,无声地边抽泣边跟着他们往家走。前头大人的影子,在月下如同鬼魅般撕扯着。一忽儿,幽凉的月光被云挡了去,一切就那样地漆漆暗暗冷冷清清。


记忆还挂着两样——要强和严苛。我的小学班主任说,你母亲亏了没有读过什么书,要是读书读多了,半个地球都是她的。她大概真的以这样的目标要求自己,要求我们。


母亲大约是在文革中因为误评为富农成分低人一等而受尽欺凌之苦,后来嫁入夫家又受了婆婆的刻薄之苦,事事都争强好胜,对自己要求高,对父亲要求高,对我或我哥,如同现在一般的父母,是高上加高。她总觉得我们“做什么都不够好”。


我还记得某次期中考试,很少与我说话的母亲突然每天都关心起我来。“卷子发了吗?多少分?”母亲关掉手中哄哄作响的吹风机,大声问我。我支吾着说还没有发。几天之后,母亲终于发现事情有端倪,当着我的面翻我的书包,在包底发现了那张拧作一团的试卷。摊开后,红色的“89”的分数赫然在目。我预感在劫难逃,但口中依旧讨饶:“妈,你别打我,我下次一定考好,下次一定考好”并卷缩着往角落里躲。终究没有躲过预料。


在她看来,成绩好,是出人头地的唯一方法。急于求成的母亲,在哥哥十一岁那一年,找了机会将他送到班主任那边寄宿。我与哥哥温馨的回忆,就在这里按下了暂停键。


因为长期得不在一起生活,哥哥与家人之间的沟通越来越少。难得回来的日子里,也在打骂中度过。逼着洗澡逼着剃头逼着不能玩弹珠逼着不能交他喜欢的朋友。在母亲暴躁的脾气中,父亲常常抡起鞋子或者梳子,一下一下地捶在哥哥的身上。一下又一下。


我只是哭,眼泪不停地扑棱棱地掉。又不敢出声只是猛烈啜泣。因为若是发出一些声音,那鞋子或者梳子,转眼就会抡在我的身上。





母亲还是来了。因为严重的失眠,脸色蜡黄,戴着一顶头绳帽,帽檐下露出头发,全白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在以前,因为开门迎客,母亲对自己的外表非常在意,定期把头发染黑,每天高高地用发夹盘起。


母亲周五到了。约的专家在三天后。给母亲安排了家中最安静的一间房。希望她不受干扰,可以睡得好。


孩子们搬出几只毛绒玩具和几只纸盒放在地上,玩起来过家家。母亲从她的房间走出来,不小心一脚踩在一只纸盒上。孩子一看,娃娃的家被毁了,一下着急了,就对母亲生气地喊道:“外婆!你把猫猫的家给踩扁了!”


本是小事,谁知,母亲像是突然被引爆的炸弹般,痛哭了起来。


老公和我面面相觑,孩子们也被吓住了。


母亲意识到自己失态,扭头回了房间,关上了门。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安慰孩子安慰老公,对他们说外婆病了,我们要多多宽容她。但内心,已经很是反感和烦躁了。


我转动门把手,打开房门进去。母亲正坐在床沿上抹眼泪。


“妈,孩子童言无忌,你就不要计较了嘛。”我皱着眉,有些抱怨地劝解。


母亲用衣袖揩着泪水,抽噎着说,“我知道,可是我控制不了。昨天晚上,我又一夜没有睡着……”说着弓起背痛苦地把脸埋进了手里。肩膀抽搐着。看得出来她在努力压低声音。


“你的脑子里别瞎想八想的,越想不就越睡不着!而且晚上你老把电视开着,这些都是影响大脑休息的。怎么我说那么多次,你都不听呢?”我满嘴里跑着大道理。“一把年纪了,就别老想着做生意了。你还想和谁去挣呢?都挣了一辈子了,该让自己放松放松,修身养性地安度晚年了。老想这想那,所以才睡不着阿。”我又从书柜上抽下一本书,塞在她手里,“没事多看看书,这本蒋勋的,写得很好。我给你读一段。”


我就自顾自地读了起来。读完,和她说你休息一下吧。带上门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母亲的房门又打开,她走出来,带着哭腔说道:“我,还是打算回去了。”


我愕然。问怎么了。


母亲说:“我在这里很窝囊,很受气。我睡不好,头痛难受,脾气是不好。我想和你聊聊,可你总是那么不耐烦。你让我看书,我哪里看得下去。”说着说着,泣不成声,“我要回家。我不看病了。”


我顿觉胸腔鼓胀开来,似是火山内部涌动的熔岩般,即刻要爆发。幸好老公过来打了圆场,当着母亲的面把我数落了一通,又好言相劝。最终留下来把病给治了。


看完病的当天下午,母亲坚持让我买了张火车票,直接回去了。


后来才知是吃错了抗抑郁药物而导致的植物神经紊乱,与她的生活习惯并无直接关系。





在那些父母缺席的场景和时间里,我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生长着。不停地奋斗,以让自己更优秀,大概还是源于儿时母亲的那个“你做什么都不够好”在血液里烙下的印痕。20的尾巴上遇到了现在的先生。与母亲的“你做什么都不够好”截然相反,先生认为“我做什么都好”。又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


我还是处处要强。只是与母亲不同的是,我读了书。读了很多书,心理学哲学教育学佛学。在诞下两个生命之后,我急切地想要寻找,寻找我如何能够当一个母亲,当一个与我母亲不一样的母亲。


所以当朋友圈出现了许多评论,我被告知我的家庭是如何地充满着欢笑与趣味,如何地和谐有情调的时候,我知道,我已经在做一位与我母亲不一样的母亲了。



人是不是都是矛盾的混合体。心里渴望着热烈却表现出敏感,希望自己显得深刻却又显得朴素,想要温柔以待却又高高扬起下巴,想要学着如宝钗般地圆滑周到却又不自觉地如同黛玉脱口而出说着伤人的话。偶尔与母亲电话前,心里总对自己说着:“你要耐心一点,对她耐心一点。”可是接起电话,那几十年来的无意识的习惯,变成一种动物性般的存在,控制着我的话语。不是双方沉默着找不到话说,就是我在电话这头颐指气使地命令他们要这样做要那样做。挂电话的时候总有点不欢而散的意味。


有时,我也会等待某些契机。


“妈,你可以来上海帮我照顾一下小孩吗?最近妹妹发烧了,她爸又出差。”


“不行,店开着,走不开阿。要不我让你爸来。”


“妈,我要动一个小手术,要住院几天。你看是否能过来帮一下忙?”


“我让你爸来吧。你知道我走不开阿,这不是要看店么。”


有些生气,却又莫名地松一口气。我有些看好戏的心态:这可是你自己放弃机会的,不能怪我。


当然,我知道母亲并不是不想见我,她只是不愿意抛下自己的店,穿梭车流人流到上海来囚于蜗居中。在自己的屋檐下,她自在。


那么如果,我愿意将那么多的时间专注地全情地给予自己的孩子和先生,甚至愿意将时间赋予这一群慕名而来的并不相熟的旁人,教他们如何建立亲子的联结,何以,就不能抽出一点时间来,好好地陪陪母亲。也许,我可以与她重新建立起属于我与她之间的结。


我不想做一位“缺席”的女儿。始终还是要强。



 “妈,最近疫情过去了,你和爸想来上海玩几天么?”我拨了视频通话。


屏幕上是我的脸,我下意识地扬起头来。三十岁以后就极少照镜子了,再怎么调整镜子的角度,也无法抵抗地心引力日积月累的拉扯。接通,我的脸缩小到了右上角,屏幕的正中出现了母亲的脸。母亲大概也已经下意识地调整了手机的角度,先是扬起头,罢了又别过头去,遮住视线,只留侧面摆在屏幕上。


尘满面、鬓如霜。记忆中那个意气风发雷厉风行女皇般的人去哪里了?


“饭吃过了么?”母亲的声音传来。


“嗯。”


“吃了什么?”


我脑海中搜索着中午的菜单,报给她听。


“好,好,在家做饭吃好。出去吃浪费钱。”


沉默。屏幕上的脸不断抖动着。


“孩子们都还好吗?很久没有看到他们,很想他们。”


“他们很好。”我说着,“我们都很好。”又跟了一句。其实我想说,我挺想你们。


又是沉默。


“我最近受邀去市里唱戏了。”母亲突然想起了什么,搁下电话。一会儿,镜头里出现了一个金灿灿的奖杯,又替换进来一张红面奖状。“主办方说我唱得好,一定要给我颁个奖。”


母亲前两年开始学唱京剧,每天店里没人的时候就跟着视频唱。从镇上唱到县里,从县里唱到到了市里。那个永远对我们说“你不够好”的人,是不是潜意识中也一直在和自己说“我不够好”,所以永远地奋斗着。


“好,很好阿。”我这么说。就像她从不夸我一样,我不知道如何夸奖她。


奖状从镜头中撤去。又是沉默。


“有客人来了,我不和你说了。那就这样吧。”


母亲说着,想要挂电话。


“妈~~”我急急地说。


“嗯?”母亲终于与我对视。


“我,这个月底,回来看你们。”


回来看你们,好好听你说说。我心里说。


这次看望,是一个开始。又或许这些文字,已经是一个开始。我对自己说。开始创造一个机会,一个可以弥补起母亲当年缺席而留下的遗憾的机会。又或许不会。我们的生活轨道也许还有相交的可能,又也许我们还是会按照各自的轨道一日一日地慢慢老去。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各安其命的生命状态。




作者后记


一直想写写母亲。希望笔下的文字能让我跳脱出小儿女的幽怨,从更为广阔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这样一个没有读过书但强悍热烈地用自己方式书写生命的女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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